台灣經驗，中國模式及國際局勢

一背景

近幾數年，世界經濟發展速度甚緩，許多國家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難。惟有亞太平洋區域一枝獨秀，不僅原來所謂四小龍發展依然保持較高的速度，而在此地區又逐步浮現了新的四條龍，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也呈現了不同程度的高速發展，而在亞太平洋最為引人注目的，卻是中國大陸這條巨龍的騰飛起始的姿態。自從1978年中國大陸進行一連串經濟改革的政策之後，成績斐然，不僅取得高速度的成長，而且基本人民生活水準得到顯著提高，總體經濟力量日益擴大加強，是最為令人注目的新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展望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令人覺得樂觀。我們討論如下：

二台灣經驗的內涵：

在討論海峽兩岸關係發展時，台灣當局喜歡用種居高臨下的口吻談所謂過去20、30年來台灣發展經濟的經驗。要求大陸應學習所謂的「台灣經驗」。不僅這種傲慢態度不利於海峽兩岸關係的實際進展，而且所謂「台灣經驗」的內涵事實上也十分有限。尤其將之作為某種模範，要求大陸學習，我們也認為過份牽強。

所謂「台灣經驗」主要包括下列幾個方面；是否可以或值得中國大陸學習，我們不妨分析一下：

第一，美援的作用：不可否認的，美援在早期對台灣的經濟穩定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從1951年開始，美國因為當時國際冷戰的兩極對抗，每年以約一億美金的數目持續援助至965年。就整個台灣的總體經濟而言，此數目平均佔其國民總生產毛額的5-10%。填補了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差距。1950年至1960年代的美援，以及其後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台灣的資本形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1955年，美援達到最高峰時，它佔有總投資額的一半以上，直到1964，才降到20%以下。美援不僅送來了大量的消費品及生產設備，幫助了壓抑通貨膨脹，同時也從政治方面鞏固了當時的台灣政治地位。

顯而易見的，這種取得外援的模式，絕不是可以由任何一方依主觀願望而定可以學習的。同時，眾所周知，中國大陸也接受外援時也不可能如同當時的台灣當局會接受美方如此之多的附加政治條件。1951年到1967年，美國提供台灣當局約有2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同時1951年至1962年，美國也提供了1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恰恰約略等同於同時間中台灣總財政赤字。如同如此規模的外國援助，看來也是難以讓第三者依樣模仿的。

第二，出口導向的策略：台灣的發展經驗中有個極其重要的策略，就是逐步從發展進口替代工業而調整為出口導向的成長工業結構。這方面當時台灣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歸納為四方面；

首先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使經濟體制自由，使外貿市場更密切與世界市場相結合。其次是進行外貿改革，拓展貿易新向，促進外貿能力。再次是獎勵投資，吸收內外投資，厚植經濟發展的基礎。第四則是著手一系列財經體制變革，剷除經濟發展的人為障礙。這幾方面的發展策略及政策確是有借鑒之處。可是這也是當前各個致力外向出口導向面向世界市場的基本方針。事實上，從二次大戰後，日本基本上是朝此方向奠定其發展基礎的。這種面向世界市場的作法，是二次大戰後在國際經濟領域中，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探索的發展方式，有成功的經驗，也必有失敗教訓。有些學者若獨獨以為這只是完全屬於所謂「台灣經驗」，就不免太狹隘寡聞了。

第三，重視人才教育的觀念：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非依賴若干西方經濟學者所言的自由放任式的發展市場，而是政府扮演了極關鍵的主導因素，而在政府中多層面引用了大批熟諳經濟的管理人才。同時過去30年台灣特別重視教育，培養了大批科技及管理人才。相較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台灣的大專教育的質量及數量都相當接近了其他發達的國家。這種重視教育、注意培養人才的態度是源自於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念，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優秀的組成部份。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在研究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較為成功的原因時，漸漸認識到中國文化中特別重視教育的因素在東亞幾個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或地區中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十分贊成中國大陸也應該重視教育，從體制上、從政策上加強在教育方面的投資，盡快地提高各層次的教育質量，更普遍廣泛地推廣各個不同階級及等級的教育。這不僅是為了經濟發展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可是我們也不能把重視教育培養人才認為只屬於是台灣過去30年來的特殊創造。這方面的重視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而各項具體普及及提高教育的措施也該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中學習，重而結合中國本身的具體情況。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歐洲各國的教育制度，美國的教育方法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第四，土地改革措施：台灣經濟改革最令人稱道的是土地改革。成功的土地改革不僅是使台灣當局在政治上消除了原來農村中地主的權力基礎，得到了廣大佃農的擁護，同時在社會上也促使分配較為公平，減緩了社會上因不平等所導致的衝突及政治壓力。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經濟上奠定了台灣的農村發展基礎，從而促使台灣在日後的發展上取得較高較快的經濟成長。台灣土地改革是分為三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是1949年所推行的「三七五減租」，第二階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領；第三階段是1953年的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些措施的內容及實施過程相當部份是從中共早期在其解放區所實行的一系列土改政策中學來的。

而自從1978年開始，中國所實行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中最明顯也最有成效的也是從農村中的家庭承包制開始。所以說，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如何實行土地改革，台灣經驗既源自於中共的早期經驗，而中國大陸也一向把農村經濟作為其改革的突破部份。我們豈能同意某些學者用倨傲的態度要求中國大陸在此方面學習所謂的「台灣經驗」呢！

依我們所見，海峽兩岸應該相互學習，取人之長，去己之短，謙虛大方，不卑不亢，才是有利兩岸關係發展的態度。用井蛙觀天，沾沾自喜的態度，要對方向自己學習，單方面的誇張己方優越之處，應不為識者所取。

三　中國模式的意義

自從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猛，人民生活普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同時也引起了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急激的變化，總的來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是可喜的，而且其勢頭亦猛，這樣的發展方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國際上稱之為「中國模式」。其改革開放中所執行的政策及效果都值得研究。尤其在東歐、蘇聯瓦解以後，到底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在走向市場經濟時要用什麼方法？既要能解決經濟上的障礙，又能保持社會主義原來所追求的平等、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消除剝削現象，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諸項目標。在這樣一個變化的世界形勢之下，發展中的國家何去何從？「中國模式」具有深刻長遠的意義，值得大家注視。

1949年，經過了長期的鬥爭，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了政權。按歷史家的說法是中國人民打倒了三座大山的壓迫。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中國人民真正開始站了起來，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全國上下經過反思以後，開始走向改革的道路。

我們看來，中國的改革，一是要對舊有的那種高度集中的命令式的計劃經濟，吃大鍋飯這種無效率現象進行改革。二是要對千年傳統的那種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其相連的價值觀念重新檢討。同時中國也要開放。因為要發展經濟，需要科技，需要資金，也需要現代化有效率的管理。這些必須也要在世界市場上去尋找，極需從外面引進科技及資金。因此中國對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要開放要交往，也要深入研究市場運行如何可以作為一個發展經濟的機制。中國大陸當然要學習西方市場經濟中有利於發展的政策及措施，可是國情不同，條件不一，而所處歷史階段也逕相迥異，中國不可能將西方私有經濟的市場機制依法完全照抄搬到中國。

今年4月下旬，聯合國和中國國家體改委在北京合作舉辦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國際會議。請了許多原本蘇聯，及東歐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蒙古，北朝鮮，越南，以及一些美國，日本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及從事經濟改革的官員到中國來和中國專家及體改工作者一起研究討論，到底由一個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應該怎麼走？同時大家相互講述自己改革的正反經驗。匈牙利來了主管經濟改革的副部長，捷克來了個副總理，此外東德來了有名的經濟學家，俄羅斯也派遣了他們的駐華大使代表他們主管體改的第一副總理宣讀論文，美國前國務卿季辛格則請他的特別私人代表美國前駐比利時大使布魯納代表宣讀他的論文。在會上大家反覆討論，對「中國模式」作出了下列的主要看法：

第一，中國的改革，不是台灣的經驗，也不是亞洲四小龍或日本的發展方式可以代表或概括的。中國的改革動力是一種從其文化內部，體制本身中產生的一種強烈改革的要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痛定思痛，中國經過深刻的反思而發自內心深處的要求所致。這不是一種單純的為了提高收入，發展經濟的要求，這是蘊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層次各方面的納故吐新的強烈願望。然而這場改革從經濟領域開始進行，而且在經濟領域中效果也最明顯。他們認為，中國現在的改革將來從歷史上看，很可能意義深遠不凡，從上層建構的角度看是一個「文藝復興」運動，從經濟基礎的角度則是類似歐洲的「工業革命」。這場改革的影響將來在歷史上是會留下巨大足印，永垂不朽的。

第二，中國改革的成敗與否與中國領導者的英明政治智慧息息相關。這場改革要求從舊體制中產生新的機制，既是破舊立新，卻不是要一下子把舊的一套全部砸碎。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也是個社會問題。如果不打垮舊的，那麼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然而若是打的太快太厲害，政治不穩定、社會動盪、經濟脫序，那麼這個社會是否能夠承受？尤其像中國這樣人口多、底子薄的龐然大國，一下子垮了，怎麼辦？如果說中國也出現像不久前蘇聯那樣的情況，那就演變成為成千上萬人沒有飯吃，甚至引起內戰，引起亞洲的整個不穩定。我們可以設想：中國那麼多人口，如果難民向各處亂跑的話，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受不了。因此在領導推行整個改革的過程中，如何掌握適當分寸，既要能除舊布新，又要能穩定前進，又要兼顧到必須改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這是很不容易的領導藝術。

第三，中國的改革要求在穩定中前進。對這一點，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極表佩服。他剛到中國才兩個星期，在會後李鵬總理與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會商時，羅高壽特別表示：他作為一個大使前來中國，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學習中國的改革。中國的改革要堅持保持社會主義理想中所追求的人權保障，包括了每個人基本生存的權利及中國要發展自己經濟的權利。這點特別重要，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不讓我們中國人有發展自己經濟的權利。中國的改革是要求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獨立自主，強大繁榮的經濟局面。

第四，中國的改革極其具有世界意義。中國大陸人口佔了世界人類五分之一，中國的繁榮會形成一個在世界上空前巨大的經濟力量。這對整個人類都會產生影響。中國改革要對世界的和平及繁榮作出貢獻。大家都認識到，21世紀亞太地區的繁榮是繫於中國改革的成功。而亞太地區的繁榮安定則恰恰是將來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在看海峽兩岸關係時，不妨開拓胸襟，放大眼光，從這樣角度來看兩岸關係的發展。因此，我們願談談中國與亞太平洋的局勢。

四　中國與亞太平洋的局勢：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十分有利。中「蘇」邊境現在不再有威脅了。最近原蘇聯的共和國中如俄羅斯、烏克蘭都分別向中國表示了希望加強相互關係。尤其眾所周知，原來「蘇聯」屯兵邊境的緊張態勢已隨歷史而消逝了。同時另有一些接壤的中亞獨立共和國，也在積極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平等互惠關係。例如原來的吉爾吉斯坦，其外交部長原係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公使，他現在作了獨立共和國的外交部長之後，他說他的外交政策最主要的方針就是向中國學習改革，他也特別讚賞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蘇聯解體之後，越南開始重新檢討他們的對華政策，開始逐步採取了許多睦鄰的措施。同時也學習了中國農村中實行的承包制，積極發展其農村經濟，柬埔寨的和平局面，在各國斡旋折衝之際，中國扮演了一個重要的穩定角色。外蒙古也在改革，而且最近與中國達成協定，將利用鐵路運輸的便利及地理的優勢，以天津作為其東邊的出海口。南北朝鮮分別與中國的關係也在加強。日本的亞洲政策中最首要的一條即是如何在與中國維持較友好的關係中來提高他們對亞洲事務，進一步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可以說，衡諸亞太平洋局勢，中國的四周，和平友好的氣氛甚佳，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最有利最平和的國際環境。而唯一現在需要進一步打破敵意封鎖，開展友好交流的則是台灣海峽的兩岸了。兩岸同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同樣血統，同樣文化，同樣語言，相對比中國周邊和其他國家地區，這真是歷史的一大諷刺！

五　海峽兩岸關係發展

從上述各方面來看，我們對海峽兩岸的關係持了較為樂觀的看法。事實上，過去幾年來，儘管台灣當局採取的政策不甚明朗，瞻前顧後，甚至有時故佈一些障礙，以防所謂台灣的「大陸熱」過高。最近又在頒布所謂《兩岸人民關係法案》上採取了若干消極的措施，然而，畢竟不能阻礙兩岸交流的積極發展。

首先兩岸經濟貿易交流的互利、互惠、互補已經是兩岸各界所認同。據香港海關的統計所示，今年上半年兩岸經香港間接貿易比去年同期增長了40%左右，按此速度發展，今年全部兩岸間接貿易可達80億美元以上。中國大陸現在已成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據估計去年台灣經濟增長為7%，如果沒有大陸貿易的大幅增長，只能增長4%；而如果完全斷絕與大陸的貿易，台灣的經濟增長率就會成為零。目前據中國大陸所發表的部份統計，台商在大陸投資已遍及20多省、市，投資項目達4,340餘個，協議投資總額則達37億左右。而尤其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台灣對大陸發展前景普遍看好，新一波的「大陸熱」正在匯成 。其行業分佈，經營期限，以及技術層次都比以前大有發展。

另外交流範圍在擴大，內容在豐富，層次在提高，體育、文化、科技、學術的交流也逐步進展為雙向。兩岸人民的往來也更加頻繁。據台北有關方面的統計，今年上半年前往大陸探親旅行的人次竟達60萬，預計全年可望突破150萬人次。

兩岸通信、通商、通航已難以數計，但因為只能是間接為之，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目前台灣當局這種反對三通的態度已成為兩岸交流的嚴重障礙。這種總是落於形勢之後，成為歷史前進逆流的態度，不僅是直接損害了台灣人民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也不利於整個亞太局勢的和平及繁榮。

從台灣經驗，從中國模式，從國際局勢這個總框架來看，台灣海峽兩岸的交流與發展是不隨任何人的主觀願望而轉移的。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日後，可能海峽兩岸的交流發展過程就是會像這兩句詩詞所形容的一樣，不是台灣當局幾個少數人所發的消極言論所能阻擋的了！

＊此文係根據筆者於1992年8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所做的大會發言整理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