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週年一甲子，人間正道是滄桑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排斥國家的文化傳統，這個國家將不屬於任何文明，自然也沒有一個文化核心。以史為鑒，這樣組成的國家，很少可以長期維持社會的和諧，一個多元文明的美國不再是美國，而是聯合國。(杭亭頓，1997，頁427。) ＊Imperialism is the necessarily logical consequence of univeralism.(帝國主義就是普遍論的必然地邏輯結果)(Samuel P.Huntington,1996,P.310.) ＊西方所謂普遍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杭亭頓，1997，頁248。) ＊在世界各地人民都以文化自我定位的紀元，一個沒有文化核心、只有政治信條來界定的社會有什麼地位可言？政治原則在建立一個永續存在的社會方面基礎薄弱，在一個多元文明的世界，文化最重要。( 杭亭頓，1997，頁428。)

一、前 言

大約1935年左右，發明「總體經濟學」的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大意是說「一個人要接受新觀念並不難，但要他拋棄舊觀念則相當困難。」今年中國10月1日的60週年大慶後，各國輿論的觀點，充份顯現凱恩斯所說的這樣一句話的意義。

管子老早說過：「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事者不謀於眾」，一個人品人論事，要做到客觀的標準，幾乎非常困難。什麼樣的人，品德境界的高低，學問修養的深淺，就會呈現在他的語言和文字的表達上，有什麼樣的內涵或信念就會看到什麼樣的事實，所以說：believing is seeing（信念即所見），而非seeing is believing（見了才相信）。因為當你去見時，你的腦海裡絕非空白一片，必然充滿著許多信以為真、自以為是的偏見或成見，帶著這些信念所見者，已非客觀事實。

由於國共兩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要從客觀面論斷是非，那是沒有什麼結論的，不如從主觀面觀察，在面臨外在環境變遷已成為客觀事實時，你腦袋瓜內的成見仍未拋棄或調整，把新秩序開始的偶發跡象，看做例外而執持舊觀念去詮釋它的意義，而無知於新時代已靜悄悄地來臨，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往往如此。第一流人才掌握機先，看出此一偶發跡象不尋常的意義而採取行動；二流人才尚能稍後因應新秩序的來臨；至於不入流的人才，已非人才，只能哀聲歎氣，抱怨「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岸關係開放20多年，其間的盛衰起伏可作如是觀。

二、六十週年一甲子，國慶閱兵開啟新的時代意義

中共自1927年建軍，歷經22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取得政權，建立新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政府退守台灣。自1949年至1971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聯合國只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這個「一個中國」，新中國等了又一個22年，終於進入聯合國。自1971年迄今，聯合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這個「一個中國」。根據兩岸各自的憲法，所謂「一個中國」的主權，涵蓋台澎金馬及海南省的東沙島，再加上中國大陸，構成了一個中國主權的完整領土。所以一個中國的真實意義，應是主權重疊，治權分離，形成一個中國分治的局面，尚無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現狀。

既然目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做為中國人參加60年難得一見的國慶閱兵，自然合情合理合法，並無所謂認同他國或叛國的行為，因為這是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現代國家以來，中華民族尚未完成的當代建國運動。

台獨想要脫離中華民族，另建新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漸富強，台獨也就日薄西山，成為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奮鬥過程中脫離隊伍的民族敗類，將為後人所永遠唾棄。同樣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誰能代表中華民族來振興中華，解決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恥辱的問題，誰就有資格代表中華民族建立現代化的國家，這是建國的首要問題，至於如何建國？建國的政治路線問題，則是另一個相關的次要問題。國民黨敗退台灣60年，早已自我揚棄代表中華民族因應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恥，「南渡君臣輕社稷」，國民黨人的胸襟已日漸萎縮，成為另一種形式的B型台獨或叫獨台。當中華民族振興後，這種B型台獨將同樣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60週年的國慶閱兵，必須放在中華民族自1840年遭逢英帝國主義的侵凌後一連串的內憂外患的大系絡中來思考它的時代意義，並反思振衰起弊之道，這才是首要的意義詮釋工作。如果自外於中華民族，以局外人的角度來詮釋，不僅無法做到同情的理解，甚至於如同外人一樣，做出扭曲事實意義的理解，或所謂「價值中立」冷血的解釋，而無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與民同甘共苦的理解時代的意義，中共革命的成功，與國民黨的失敗，說到底，還是誰能抓住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的核心：振興中華。

三、從革命走上政治和諧的復興之路的開始

中共自1927年建軍，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本來已是革命的結束，建設的開始，可惜世界大環境又陷入冷戰的泥淖中，中國人民雖然已經站起來了，卻是站不穩，沒有國防的基礎，經濟的實力，又碰上愛好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已無人能制衡他，終於爆發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一種逾越憲法／法律、制度、專業等精神，政治領袖直接訴諸民眾的情緒，取得認同，奪獲政治權力的一種政治現象。這種政治現象的後果，必然形成1)法治規範的破毀；2)專業精神的下降；3)社會資本的流失，其總結果是經濟成長下墜，民窮財盡，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感消失。此所以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的11屆3中全會，改革開放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逐漸恢復儒家思想，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思惟，建立互信的基礎。

從此次60週年的大閱兵，可以看出和諧建設精神的突出，殺氣騰騰的革命味道消失，中國人終於有了自信心，返回自家文化傳統的核心，從吸納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保命的護身符，到資本主義金融海嘯危機關頭，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奶嘴，重新尋找中國及人類未來的文化出路。

綜觀60週年的國慶閱兵，大約可見以下四點意義：

1)民族自信心的恢復與文化傳統核心價值的挺立：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有志之士莫不在「振興中華」的心願與使命下，努力振作，反思中西文化的源頭與特徵，終於使中國人在60年的國慶，得以揚眉吐氣。在北京街頭，大家歡歡喜喜，不僅是節慶的緣故，更重要者，大家想起中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大約10,000人左右，就可打入北京，如入無人之境，使老佛爺(慈禧太后)匆忙中逃往西安避難。如今軍容壯盛，呈現軍隊的戰力與紀律，中國人感到自豪，非窮兵黷武之謂也，乃有能力自衛自保之意，不再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與壓迫，沒有人蠢到這個時候，想學美國人2003年攻打伊拉克那樣，去報復或報仇。中國文化基本上是走和平和諧的路線，並以此為常道，不是從衝突對立中，逼出權力制衡的思惟。因此說中共此次的閱兵是窮兵黷武，不如反思400年來，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剝削的、好鬥的本質，至今仍未轉化的關鍵因素何在？面對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為求自衛自保，不鬥行嗎？有了民族自信心，中國人開始恢復和諧的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可謂掌握機先，適得其時其所。

2)開放社會形成的基點，與西方文化核心價值的中國化：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一書中，早就說過納粹和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共通點，他們都自認掌握了終極真理，以武力強行建立完美的社會。

事實上，科學無力追求真理，頂多是接近真理。完美的社會是無法企及的，我們祇能追求次好的，但有無限改善能力的社會，這就是Popper所謂的開放社會。其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是終極真理，都有無限改善的空間，都需要發展或補充。建國60年的大閱兵，胡錦濤的講話：「新中國60年的發展進步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將堅定不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溫家寶總理在9月30日的國宴招待會上的講話，通篇不見馬克思主義，只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建國60年後，胡溫體制或路線的偉大轉折，再也看不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環境結合起來」這樣的論述。當馬克思主義不再是普遍真理或終極真理，而是一個需要補充發展的政治信念時，這就是「開放社會」形成的基點，已經告別了「極權政體」的來臨。沒有看出這一點，妄想再以西方自由主義觀點，誣指中國為極權國家，盼望中國一步登天，立即成為西方人所刻畫的民主國家，不僅毫無歷史過程的同情理解，更是站在中華民族之外，以局外人的成見，來扭曲局內人的行動意義，同樣也是把西方文化的價值視為普遍真理的教條主義者。

中國開放社會的基點已經形成，胡溫體制超越了普遍真理的追求，要以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勵精圖治(溫家寶國宴講話)，這就是說，當西方文化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矛盾在中國已經消化完成了，再也沒有革命救國的問題，祇有新時代建設國家的問題，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極對立，實現溫家寶所說「實現公平正義，使整個國家充滿活力」，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以中國文化深厚的傳統，我們在消化了西方文明的各種思潮後，當融會貫通之時，必能創造人類新的文化方向，而為人類其他民族所嚮往的較為理想的世界。這已非空想，而是即將來臨的曙光，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訪問學人Martin Jacques最近出版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 The World，2009)，預告西方文化價值的沒落，中國文化價值的出場並將盛行於世。

3)政治和諧安定，經濟更上一個台階，文化建設成了迫不及待的時代問題：西方文明400年來，以政治原則或政治信條來建立社會，其基礎是薄弱的，有向前追尋的理想方向，各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互相競鬥，缺乏後面的血緣與地緣親情倫理關係的凝聚，難以永續生存。

中國歷史只要政治安定30年左右，必將繁榮富裕。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清初康熙時代，都可證明此一規律。1949年到1979年台灣的四小龍之冠，及1979年至2009年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更證明此一規律。足見中華民族祇要不自我折騰，以其聰明才智與勤儉樸實的性格，自然經濟富裕，民生安樂，目前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可惜，治國並非祇求GDP的成長，這是西方文明的迷思。放眼看中國當今現況，外匯存底世界第一；2007年廣東一省的GDP首次超過台灣，迄今已有5省超過台灣；以100萬美元為準的富有人數，中國居第四位，僅次於美、日、德，而超過英國；就整體GDP而言，已經世界第三，即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益見中國歷史規律，政治文化和諧，經濟自然好起來。諸葛亮之前的大政治家管仲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放眼當今中國，貪官污吏觸目可見，放浪形骸、貪吃好色隨地皆有，令人歎息。禮義廉恥的文化振興此其時矣！「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文化方向的迷失，是當今中國繼軍事和經濟崛起後，首要面對的課題，這是避免重蹈西方文明400年來以力服人的悲劇最根本最關鍵的工作重點。

4)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二元對立」的消失，與相互涵容的發展：從西方近代哲學的角度來看，最明顯的特徵是二元對立或疏離（alienation），即天人對立、自他疏離、心物二元、知行背反；此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預設相反，即天人不離、自他不二、心物一元、知行合一。因此，西方學者分析從傳統轉向現代社會，往往不自覺地落入二元對立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現代化的轉向，並隱設現代社會特徵才是理想的，同時也隱涉西方社會的模式具有普遍性。這種看法已然過時，主要是中國文化的崛起，已成為明顯的事實。

西方社會學者把傳統與現代的社會特徵化約為雙元概念來分析，例如：

H.Maine：從身份到契約 (status—contract)

Howard Becker:從神聖到世俗 (sacred—secular)

F.W.Riggs: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agraria—industria)

C.H.Cooley:從原級團體到次級團體(primary—secondary group)

T. Parsons：從情感到情感中性(affectivety—affective neutrality)

．從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行為到以團體利益為中心的行為(self-oriention—collection-orienation)

．從特殊主義到普遍主義(particularism—universalism)

．從關係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

．從普化到專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

從以上化約的二元概念來看，充滿了西方文化的偏見，所謂現代化乃是以西方社會的特徵為背景，很容易讓人誤會西方社會是合理的、可欲的，而傳統的或非西方社會是不合理的、不可欲的。事實上，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家庭為核心，把個人與團體消融在「家」裡面而不顯著，而無西方個人主義與團體主義相激相蕩，總是一方偏勝的問題。

西方局限的文化觀，習慣於以西方的抽像概念，描述中國文化原是一種集體主義文化，殊不知中國人也是最講個體良知的文化，從孟子的「四端之心」到陸象山的「我雖不識一字，亦要堂堂做個人」；王陽明的「致良知之教」，那一個不是重個體的尊嚴？難道個體和集體非要劈成兩半，成為二元對立的概念，而不能相互涵化嗎？事實上，1970年以後的後現代社會，許多社會學者紛紛體會到傳統社會的價值，及現代工業社會的缺失或負價值。

有人以此次60週年國慶閱兵，視為集體主義的表現，筆者要正告那些習慣於以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相對立思考的人，當你看到天安門廣場所有中國人為中國今日的「集體」成就而歡呼滿足時，每一「個體」都充滿自豪與希望時，你所謂的集體主義不過是空洞的抽像概念，如果又把這個現象看作是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的表現，筆者祇好說三個字：「神經病」，何以故？希特勒的納粹政權是侵略性的，自以為掌握真理，而中國的解放軍是自衛的，已超越所謂「普遍真理」的教條，它從此要保衛中國「開放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四、結 語：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

早在15年前，即1994年，李光耀曾說：「中共崛起的幅度太大，今後3、40年，世界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均勢。我們不可能假裝只是另一個大玩家，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最近亦認為，中國的經濟生產總量不久將來可能為日本的10倍。以15年後的今天來看，李光耀的預知十分準確，而大前研一的預知十分動人，亦非不可能。

中共的治國理念已調整，馬克思主義已非普遍真理，那只是中國人過去為了救中國所採擇利用的思想工具，中國人實事求是，吸納馬克思主義，也吸納資本主義，也到了超越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時機了，摸著石頭過河，試試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將創造人類文明發展的新模式，實踐檢驗真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