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中國與世界的和平(上)　　　　

一

我與熊玠教授素不相識。可是，我1989年5月底來美不久，就知道紐約有一位「與眾不同」的熊教授。當時，我第一次來美，是作為家長出席在紐約讀研究生的孩子的畢業典禮。那時的紐約，僅僅是在週末晚上，有幾個小時的中文電視節目，也被所謂中共「血洗天安門」的鏡頭佔滿了。英文電視也一樣。可以說，無論電子媒體還是平面媒體，都充斥著關於中共「鎮壓」「六．四民運」的血腥味十分濃烈的「報導」。孤陋寡聞的我，生平第一遭領教了什麼叫「信息轟炸」、為什麼堪稱「疲勞轟炸」和它的「厲害」，並親歷了「自由世界」、「多元化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雖然，我從來沒有對這種「言論自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當時美國電子和平面媒體的「主旋律」就是「中共出動解放軍『六．四屠城』、『血洗天安門』」。有的愛國僑報，因為事件發生前，在「評論」中發表了中共肯定不會動武的見解，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遭到各類中文報刊的「圍攻」，最後只得「關門大吉」。個人遭到「圍攻」的也不鮮見。總而言之，只要發表哪怕僅僅是一點點與上述「主旋律」相左的意見或見解，都會被「群起而攻之」－－無論媒體或個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他當時發表了與上述「主旋律」有些不同的見解，為中國說了幾句公道話，就遭到中英文媒體的「圍攻」。當然，以基辛格的身份和地位，「圍攻」者不能不講究點「策略」和「方式方法」：除了痛斥他「背離」了「自由世界」最基本的價值觀，「墮落」到為「專制獨裁政權」「辯護」的地步；還在他的「動機」上做了文章，說他「可能是因為他本人在北京有商業利益所致」，然後又「報導」說，有的學者或評論家並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基辛格應該不至於僅僅為了個人或集團的商業利益而出賣「自由世界」的基本價值。總之，用「報導」的方式，借別人之口，大罵了基辛格一通；然後又來一個「但書」：也有學者或評論家不同意上述說法，云云。把你「批」得個「狗血噴頭」，也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因為它都是「客觀」地「報導」「某人」「某智囊」「某媒體」怎麼怎麼說，而且還注意了不同「意見」之間的「平衡」，雖然用的是「但書」－－-這種「方法」，你說「高明」不「高明」？

在媒體問及「六．四」當天他的親歷見聞的時候，熊教授不過是據實以陳，沒有「證實」、實際上是「證偽」了上述「主旋律」，這就犯了「天條」了。不過，熊教授就「享受」不到基辛格博士那樣的「待遇」了。中文報紙上對他發動的「圍攻」，可以說是窮凶極惡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文革」中「揭」、「批」「牛鬼蛇神」的大字報，差可相比。我也因此而知道了他。當時我心想，這位熊教授，倒是個人物；能夠在那樣惡劣的境遇中，頂住巨大的壓力，堅持一個華人知識分子的良知，以對歷史負責的決心和勇氣，陳述了他所看到的事實真相－－我知道，這有多麼不易！我並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我和他會坐到一張桌子旁討論或爭論問題，間或夾以輕聲絮語。

後來，經友人介紹，我參加了一個紐約華人學人的聚會，大家在一起自由地討論一些時事或學術問題，大約每一兩個月一次。他是這個聚會的一個重要成員。這樣，我們就相識了，但交往並不多。他給我的印象就是兩個字：樸實。記得有一次聚會，他和我到得都比較早。我見他背一個很普通的美國大學生常背的那種雙帶背包。可能是沒有吃午餐，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塊三明治，就啃了起來，還很禮貌地跟在一旁的我打了聲招呼。我難以想像，這就是一位在大陸和台灣也負盛名、常被待若上賓的紐約大學終身教授；恐怕大陸一些人也想像不到，一位年過花甲、在洋大學裡教洋學生的洋教授，竟是這個樣子。他喬遷之時，曾盛情邀請聚會的全體成員到他家作客，我因為家裡有事脫不開身，歉意地跟他打了招呼。隨後我寫了一個條幅略表心意－－-條幅上寫的是周榮先生一首悼鄧詩：敢將韜略記春秋，頓使生機綠九州；為阻狂流敢拔劍，氣吞獅虎竟輸牛。「為阻狂流敢拔劍」，指的就是鄧果斷地制止了那場動亂。「竟輸牛」指鄧逝於1997年，時為牛年。竊以為，以此「借花獻佛」，是再恰當不過了。我想告訴他的是：他決不是孤立的，真理是不可能永遠被孤立的！

二

我是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讀完熊教授的《「含冤」回憶》（發表於《海峽評論》第223期，09年7月號）的。因為，它喚起了我對二十年前那場血腥動亂的沉重回憶。我認為，此文的公開發表，很可能起到一種振聾發聵的震撼作用，首先是因為它以一個親歷者的所見所聞，徹底顛覆了那種所謂中共「血洗天安門」、「六．四屠城」之類的世紀性彌天大謊。

他在《「含冤」回憶》中說，他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者身份去北京的。「六．四高潮正好發生在我離開前一天。所以我看見了事件的最早開始﹐也看到了事件的結局。就好像有人故意為我安排節目一樣﹐務必讓我從頭看到底。」更巧合的是「命運」安排給他的一個「得天獨厚」的觀察點和視角。他說，「我住的北京飯店是在長安街上。」「所謂『六．四』，其實是六月三日的夜間。當日午夜時分，我在北京飯店中座的七樓翻越一個廁所窗戶爬到外面屋頂上居高臨下觀看。」由此可知，他是在最關鍵的時間段，站在最佳的位置，看到了最真實的一幕。

熊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我曾稱他治學的基本方法是「實證主義」），凡所論述，尤其是一些關鍵性的立論，總要努力做到並拿出站得住腳的論證。據我和他接觸的感受，我認為，這可以說是他的一貫學風。因此，他除了根據親身的見聞，還引用多方面的資料，充實其立論。

《「含冤」回憶》中，熊也提到了他的一些「疑惑」，可放在後文討論。這裡著重指出他已經論證了的基本事實：

第一、自西或自東向天安門開進的解放軍，原來都是「沒有帶武器」，甚或「沒有穿制服，只穿汗衫長褲」。

第二、是一些暴徒首先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對付要開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戰士，致使許多解放軍戰士犧牲了寶貴的年輕生命。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如熊親眼所見，「學生（其中還夾雜有工人）將他們早在路邊堆積成山的石子與磚頭」襲擊開進的徒手解放軍；之後，解放軍才開來坦克，坦克也沒有攻擊民眾，是「學生們將手持的汽油潑向該坦克車，再點著熊熊大火燃燒」，有三個解放軍戰士從被汽油燃燒的坦克中爬出來，「遠遠就可聽到大家呼叫『打死他』﹗『打死他』﹗三個士兵被活活打死。」在天安門廣場西側，如《路透社》那位主任所目擊的（還有《紐約時報》的紀思道經過多方調查才報導的），「解放軍的武器均放在軍車隨後載運進來，可是中途卻被學生攔截了。學生把槍支搶來，對著徒手的士兵開槍。據他估計打死了一百多士兵」。

第三、解放軍戰士是被迫進行自衛。

據上所述，由此而造成的傷亡，理應由首先動武的暴徒及其後台負責。

鐵的事實證明，所謂中共「血洗天安門」、「六．四屠城」之類，是一個世紀性的彌天大謊。

三

我們還可以把「天安門事件」放在更深廣的背景上、分兩個層次來討論。

天安門事件無疑是兩種力量的矛盾和對抗。就挑起事端的一方而言，是兩個問題：第一、它使用的是什麼手段；第二、它要達到什麼目的。前者涉及的是一些在前面「衝鋒陷陣」者；後者則涉及到幕後的「運籌帷幄」者。前者，熊文根據親身見聞，實事求是地作了如上陳述；之後，也觸及到了後者。

從熊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還有『導師』指導他們（史註：指在前面「衝鋒陷陣」者）。導師是（北京大學的）李淑賢教授和她丈夫（安徽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教授」。就我所知，當時李「教授」是「副」的，方「校長」也是「副」的。這且不談。更為關鍵的問題「就是這一切籌劃準備，都脫離不了需要大筆經費。那麼他們的經費是那裡來的」？「答案」是「有同學告訴我他們的導師『自然有辦法』」。眾所周知，當時大陸的大學副校長、副教授工薪收入都很有限，絕對承擔不了偌大一筆開支。於是，問題就來了：方、李二位籌款的「辦法」是什麼？熊文雖然沒有給出「正面答案」，或者語焉不詳，但我們動動腦子，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問題，思索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的，如：在「六．四」事件中，為什麼美國政府甘冒巨大的政治風險，獨獨把方、李二位搶先「收」進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保護」起來？若說美國政府是「關心」二位的「人權」，恐怕他們自己都羞說出口。事情是明擺在那裡的。北京若是將此二位「捉拿歸案」，則上述「經費是那裡來的」等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而這是美國政府的高度「機密」，故需要採取「果斷措施」，立即「保護」起來。除非美中雙方達成協議，很可能方、李二位此生再難重返故土了，問題不在北京方面，而是因為他們承載著美國政府太過敏感的高度「機密」。至於熊文提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黃鳥」方案，通過秘密渠道，「營救」一些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民運」頭頭出境逃往美國，不過是小把戲。它插手「六．四」，豈會只幹這些「擦屁股」的活兒？未免也太小看中情局了。話說回來。最後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用車把方、李二位送到機場，讓二位飛到美國的。我看，這裡存在著中美雙方的一個「政治交換」。就中方而言，必定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從對方得到一些東西才肯放行的。否則，中方雖不至於衝進美國大使館捉人，但在去機場的路上，將二人「捉拿歸案」還是完全辦得到的。既然北京當局對這件事都不予深究，我們這些平頭百姓又何必「鹹吃蘿蔔淡操心」呢。大家心裡有數、心照不宣就是了。

這一切，本來都是很好理解的。人家遵奉的是「叢林法則」，其中之一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尤其是在另一隻「虎」在「競爭」中已經敗下陣來，只剩「一隻獨秀」；而在它看來，你的發展，有可能「威脅」到它的「一隻獨秀」的時候。它才不會讓你平平安安、和和諧諧、順順當當、多快好省地建設你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你本無罪，「懷璧其罪」。誰叫你懷裡揣著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璧」呢。所以，它就在你「摸著石頭過河」時，冷不防從背後使勁兒狠狠地推你一下子，叫你過不成河，掉在水裡淹死！事情就這麼簡單。當然，叫你「掉在水裡淹死」也不是指個人，而是指的制度：就是被它們誣為「獨裁」「專制」的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所以稱之為「民運」，就是這個意思。它的這一政治目的，通過用「民主」的外衣加以包裝，以及對「民主」「自由」「人權」等西式「普世價值」的宣揚，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如果它們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的話）；它們後來策劃的一系列「顏色革命」，也都是這麼幹的。但在當時中國社會泛起的「崇洋」思潮、頌揚「藍色文明」、貶損「黃色文明」的社會環境下，就更加具有迷惑性，特別是對一些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人。聳立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由女神像，就是這種「普世價值」在當時年輕人中受到追捧的證據。不要說當時一些年輕人了，就是現在，大陸不是還有那麼一些中老年「菁英」仍在鼓吹這種「普世價值」麼。為了使這種「迷惑性」不至「露餡」，它們使盡吃奶的力氣，掩蓋其在「六．四」中製造血腥暴力的真相。十分有趣的是，在王丹、王軍濤等人在美國召開的「悼念六．四20週年」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了一個所謂《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其中特別突出強調「1989年6月3日晚間到6月4日，北京沒有發生『暴亂』，當時軍隊用機槍和坦克平息所謂『暴亂』，是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的一場大屠殺。」時間過去20年了，在西方已經形成一邊倒的「中共出動解放軍『六．四屠城』、『血洗天安門』」的輿論環境中，還要作「1989年6月3日晚間到6月4日，北京沒有發生『暴亂』」的「自我表白」，未免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如果「六．四」的策劃者的目的達到，中國現行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治制度，就會從根本上改變，代之以西式的「議會民主制度」。結果是什麼？中國將重蹈前蘇聯的覆轍。蘇聯解體後，發生了一系列戰亂且不說，就國民經濟而言，與前相比，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二分之一，貧困人口增加三分之一。當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遠比不上前蘇聯，工業基礎也遠不如前蘇聯，人均自然資源佔有率不僅沒法和世界資源大國前蘇聯、今俄羅斯相比，許多還在世界平均水準以下，而中國的人口是前蘇聯、今俄羅斯的4至7倍；請想一想，如果中國通過西方策劃的上述「政治改革」，使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二分之一，貧困人口增加三分之一，中國將會落到什麼樣的一種境地！如果像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的俄羅斯那樣，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3億中國人民吃什麼？幸運的是，中國躲過了「六．四」一劫，沒有重蹈前蘇聯的覆轍，而是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結果是：勝利地實現了國民經濟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按美元匯率計算，已居世界第三位。按實際購買力計算，還要靠前。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有了較大的提高，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全面小康也已在望。外匯儲備超過兩兆美元，穩居世界第一。特別是在西方深陷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之中的時候，中國的經濟仍能保持近百分之八左右的年增長率，顯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生命力。

海外一些「民運」人士在總結「六．四」的經驗教訓時，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矢口否認其率先奪槍打死解放軍戰士的血腥暴力行為；二、避而不談如果他們得逞了結果會怎樣，拒絕把中國和蘇聯解體後的實際加以比對，不敢涉及它將給中國人民造成怎樣的災難。前者是因為說了實話，他們就喪失了全部道義根據。後者說明了他們根本沒有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著想，而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看問題，想事情。

四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熊教授的一些「疑惑」。

熊教授的「迷惑」（「為什麼北京官方不把這些〔關於「六．四」的〕真相照實公佈於世」），我能「理解」。不過，也讓我們試圖去「理解」中共的某些使我們一時難以「理解」之處。眼下有一個很現實的例子。在新疆最近發生的「七．五」暴徒肆虐「事件」中，死亡的197人和更多的受傷者中，絕大多數是漢族。可是，在一段時間內，中共嚴格控制國內媒體，不予報導。只能報導死傷人數，不能涉及其民族構成。為什麼？並非事實本身不利於北京當局，而是為了維護民族團結，避免在事發突然，政治思想工作一時未能跟上的情況下，引發、激發漢維民族之間的矛盾。其用心可謂良苦，是無可厚非的。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除強調輿論導向，堅持正面教育，還對媒體實行一定的掌控，有其歷史的必要性和現實的合理性。特別是處於帝國主義包圍時期，可能更嚴格。前蘇聯斯大林時期就特別嚴厲。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斯大林有些不同。明顯的例子是毛澤東主張擴大發行《參考消息》。現在在大陸，報攤上就能買到，它成了大陸發行量最大的平面媒體。據我所知，中共有一套自上而下、內外有別、逐級下達的文件、信息宣導系統。有時，一些展覽、電影（尤其進口的）也被這樣處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