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

一、前言

今(2009)年適值「改革開放」大政於1979年正式全面推動迄今的30週年。今天回顧這整整一個世代的國家建設發展過程，它所締造的諸多成就，已屬中外共見。三十年來的持續努力，大陸中國也已在全世界面前，呈現出嶄新的面貌與實力。此一事實則同步的向世界各國提出一個重大的問題，即如何去面對這個更新了的舊邦？今後如何與之互動，以維護或擴增自己的利益？這也就必然涉及一些外國怎麼觀察理解並分析研判中國一切相關的對內對外施政的動機與目標等問題了。它們意圖預早確認中國究竟是自己的資產還是負債。謀定而後動。

而由一個較長期的歷史跨度做檢視，特別是主要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它們不願釋懷的在於，即便是1979年以前的30年，以及1979年以後的30年，中國的國家與民族的奮鬥與追求，其軌跡都是一貫明確朝向富強繁榮、統一穩定的目標前進，而前後兩個30年的差異，應肇因於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客觀條件)的改變，中國得以抓住「機遇」，改採不同的或更有利於逼近既定目標的主政策(手段)有以致之。然眾所周知，西方對1979年之前的中國，一向深具敵意，雙方在冷戰的大格局之中，也不時爆發局部性熱戰。人們應務實公平的看到，國際環境有變，或中國擁有的客觀條件(機遇)的出現，與1979年之前30年那樣的奮鬥拚搏歷程所創造積累下來的主觀條件，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係。

因此，在朝向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自強運動」即已基本確定了的國家民族自救目標艱苦前進的漫長道路上，1949年後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必須或終於意識到並不懈的付出血汗淚，以驅動與支持國家能進行長時間苦幹的精神動能，也以此排除、克服在此一過程中的內外障礙。這一深層或核心的中國民族精神力量，其實貫穿以1979年為分界點的前後60年歲月。今天我們或許可以不無感慨的說，中國走過來了。但是，中國人不能佯為不知的是，我們國家週遭的霸權主義強權，其本能性的對中國民族意志的敵視，對中國發展的疑懼，以及因此所衍生出的各類長程與短程反中、制中的理論與實際行為，仍然是從未消失或緩和的。

二、崛起與其危機、障礙

中國當代史告訴我們一些殘酷的事實，從1937年到45年的民族禦侮8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中國無異是向世界宣告：鴉片戰爭之後那樣的中國已經一去不返，帝國主義霸權對中國如入無人之境的大規模入侵摧殘，將給它自己帶來無從預估的不利，但這卻同步啟動二戰結束取代日本的霸權國家對中的全新戰略構想與作為。而人們所知與所討論的這30年或這60年的中國發展歷程，包含了必須接受此一客觀世界所加諸於中國的威脅與挑戰，並且必須作有效的回應，以保衛國家與人民不會再被壓迫而重返淪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悲慘狀態，這樣子的一個中外大戰略角力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我們要清醒的自覺，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是這一切的背景與無上命令，它在創造也因應我們民族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遭遇，因此，它的前途上，無可避免的會埋伏著坑洞陷阱，甚至是曲折的歧路，像它走過來的60年一樣。也因此，去避免與克服這些麻煩與難題，就是現在與今後中國政府與人民迴避不了的責任。這同時涉及，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是否或怎麼記憶我們國家和民族曾經親歷過的這段歷史？中國人對它能不能達成共識？中國人如何分辨別有居心的一波波「進口論述」，在同胞之間的誤導分化，所造成對中國當代歷史理解的破裂、對立？今天中華民族面對的是必須積極、迫切的維護團結的重大挑戰，以迎接「拆散中國」的侵犯危害。

今天，北京當局刻意避提「中國崛起」，原因一方面或秉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教導的謙抑恭謹守則；另方面則是機警的防範刺激某些外國的忌恨敵意，給自己招徠不測之患。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崛起」已不可能是一個自己不提外人便不察的事實。中國人很難於影響、塑造外國對這一事實的觀察、理解，以及去構思、形成它們的對中政策(戰略)。所以這個問題的基本面，仍在中國如何有效抵禦旨在不利於中國的各色戰略佈局，保障自己的發展穩步前進。

可以認為，「中國崛起」包括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中國已經獲得充分且長期無虞的國家安全；另一是中國可以採行依據自己的認識與思考所決定的政策，穩定的前進以逼近國家民族的目標(利益、安全)。它們是中國完成自己的目標；或中國能不受干擾挫折的逼近自己的目標。這兩個層次的含義在相關霸權主義強權國家的認知中，將分別衍生出差異巨大的實際對中政策(戰略)。這當然是中國只得面對以及早為掌握與準備因應的。歷史演進到21世紀的此時，中國已置身在這一定點，必須有配套相應的見地和作為。

三、結語：以「和」為核心思考的崛起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西方世界展開規模較大與認真的議論「中國崛起」問題後，提出「和諧世界」的理論與政策構想回應。中國的或海峽兩岸的學術界，似尚未考證出此一發想是否源自春秋魯國大賢柳下惠思想體系的核心觀念－－「和」，但胡錦濤適時的作此宣告，除了強調當前中國正逐步崛起的進程中，將堅守「和諧」原則與世界互動互惠外，也坦然的接受或承認了西方各國所關切的「中國正在崛起」論，中國將以全新的面貌、強大的實力與潛力，與世界接軌，並期望世界像中國一樣，以善意回報，共同營造「和諧世界」。非常有趣的，胡錦濤的這一構想與實踐，與中國傳統儒家學說淑世的精義是完全符合的。中國的崛起若是以儒家思想為精神內涵與發展動力，一個合理、美好的中國與世界，現實上乃是可預期的。

德國統一前的西德總理施密特曾在2008年6月下旬發表演說指出，「中國在本世紀中期以前，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強國，……中國的外匯存底……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中國的軍事實力雖然不敵美國，但政治影響力卻在不斷上升。」「儒家思想將在中國復興，……半世紀內，西方民主不太可能在中國實現，西方也不應以西方式民主要求中國。……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國際衝突」。(見台北《聯合報》2008年6月26日)施密特做為歐洲元老級政治家，他對「中國崛起」的觀察與理解，循為超乎一般的精確創見。

有謂柳下惠的學說思想乃基於其人的為人處世哲學，是一種發乎內形於外的實踐力行主義，因此更具有感動力與教育功效。而柳下惠的這一風範，也開創了儒家學說思想的原型構造，因此他在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主體中，地位是崇高的，價值是尊貴的。家曾祖毛蜀雲(澄)在任職泰安縣令時所撰的《祭和聖文》中，推崇柳下惠的「沖和之氣」、「剛介之節」，「親炙其風者，鄙夫以寬，薄夫以敦」，後人揣測此文之作，似亦有借宣揚柳下惠之人格氣節，勸勉今人能見賢思齊景仰學習，以導正改善現世社會風氣與人際關係。而毛蜀雲之文所隱藏的另一深意，則為對官府的諷諫，期許大小官吏皆能施政有道，更重視己身之正以爭取庶民敬愛。

由1979年迄今30年，因「改革開放」大政的推動，中國在2009年的此時，正值崛起中途，前景燦爛，但許多新生問題也此起彼伏，引發關注與議論，這些自不免促動反中霸權勢力的險惡圖謀，給中國製造各種麻煩與傷害，以牽制干擾中國的發展進取。在歷史的這一階段，在60年奮發圖強之後的今天，中國從「自家無盡藏」中，尋回原始儒家的思想精髓，佐以現代的理解詮釋古為今用，以因應當代面對的內外問題，而與西方霸道權術論述實踐相抗衡，這當然是今天中國主政團隊自信與智慧的展現，但這也是有如石破天驚般的證實，我們民族擁有多麼偉大寶貴的遺產，身為「後進而有志者」，敢不惕勵自勉，以光前賢耶。

(本文系作者提交「第二屆和聖柳下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