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在台文化政策之得失 （上）

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簡稱國府）雖然兵敗東遷台灣，但無論如何，昔日「中國國民黨」誕生初始之目的是救中國，因此國府的基本國家認同是中國，故國府在台灣的文化政策仍堅持發揚中華文化。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末期，特別是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使得一些台灣人已某種程度的日本化。二二八事件後，國府調查事件起因，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台灣人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烈影響，認為文化教育關係台灣未來的根本問題，因此決定徹底根除日本文化的影響。不久，國府嚴禁使用日文日語，同時加強推廣國語，以推行國語及灌輸祖國歷史地理文化的方式，恢復中華文化。

教育急速擴張

1949年底國府遷台，91萬外省人的移民台灣，其間大批知識份子隨國府來台，從而提供從小學、初中和高中等各階段所需的大量師資。日據末期台灣小學學齡兒童就學率達71.3%、學校1,099所、教員15,483人、學生93.2萬人。1955年時，小學學齡兒童就學率增至92.3%、學校1,399所、教員增至30,208人、學生更增達123.8萬人，增加1.38倍；1965年時，小學學齡兒童就學率更高達97.2%、學生增至224.3萬人，較1943年增加2.5倍。

至於普通中學教育（不含職業與師範學校），日據末期最盛時1944年共有初高中共45所、學生2.9萬人。1955年時，學校增至145所、學生增至14.6萬人（高中30,043人、初中115,755人）。1967年時學校更增至451所、學生增至63.7萬（高中77,458人、初中560,047人），與1944年相較，學校增加10倍，學生增加22倍。

日據末期的1944年，台灣僅有大專學校5所(台北帝國大學、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校附屬醫學專門部)，教員共319人(台灣人僅14人、日本人305人)、學生2,163人(台灣人僅453人、日本人1,710人)。1965年時台灣的大專院校已增至56所（其中公立24所、私立32所）。斯時，除中興、成大改製成大學外，原在內地的政治、清華、交通、中央、東吳、輔仁等大學均在台復校，另海洋、東海、文化、淡江、逢甲、銘傳、世新、實踐、大同等大專院校則紛紛創校，教員增至5,622人、學生增達85,346人。15年間(1950-65)，較日據末期1944年的學校增加11.2倍，學生較當時的453名台灣人增加188倍。此一大專學生的飛躍擴增，在日據末期是難以想像的，在當時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唯一的，那是因為1949年國府政權東渡，內地大批教授與高級知識份子隨同國府來台，不但填補因日人教授離台所形成高等教育的師資荒，反而急速擴增充實台灣的大專教育體系。

台灣社會的再中國化

回首日據五十年間，日本殖民政府是實行極端歧視台人的日台二元化教育體制。例如1922年時的小學教育，台灣人子女就讀的公學校學生人數為20.0萬人，1929年時為23.2萬人，八年間僅增加3.2萬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始終徘徊在28.8%至30.7%之間，八年（1922-29）間就學率僅增1.9%。1931年時就學率亦僅33.8%，僅約及日本本土60年前1873年的水準。

1930年代，日本加速侵略我國。1932年在我東北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1933年日軍奪山海關、占熱河、進出灤東。1937年7月7日，日本對我國發動盧溝橋事件，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人在台推動皇民化，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岡二郎稱「所謂皇民化運動就是使本島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運動」。此時日人方驚覺其教育政策錯誤，昔日教化不足，小林躋造總督就認為，培養皇國民的素質，首要者在教育，而教育又以初等教育為根本，並確信此為統治台灣的要項。故1937年時台灣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僅46.4%，1943年時增至71.3%，六年間增加24.9%，與1922-29年八年間就學率僅增1.9%，實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前者的六年是在戰時物資逐漸匱乏之際。此亦顯見，日人在台推行台人子女小學教育，是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只是為時已晚。

國府遷台後，經由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急速擴張，及國府視台灣人為同胞的無差別公平教育政策（各階段的升學系取決於匿名式聯合招生升學考試的分數），善因善果，經過近二十年教育急速擴張的教化，台灣下一代已完全中國化。

反共文化宣傳

國府在1949年遷台以前，台灣僅是中國最小的一個省份。1950年起，國府堅稱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則其政治正當性立即突顯出來。另一方面，國府遷台之初，仍盼能如中國歷史上某些於內戰中戰敗，但最終仍獲勝的故事，期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執政，從而念念不忘「反攻大陸」。

斯時，除了曾對中國大陸沿海不斷發動軍事突擊外，蔣介石在島內時而（1950）宣揚「我們今日的反共戰爭，實為過去反日戰爭的延長」，時而（1952）強調「反共抗俄」，時而（1954）號召「反攻復國」，時而（1959）要求「加緊三民主義的實施，致力光復大陸人心」。故1950、60年代，台灣在電影院的戲票、玩具、名信片、小學教科書、香煙盒、月曆、公共汽車、建築物牆壁等，到處充斥著諸如「反共抗俄」「毋忘在莒」「反攻大陸重整山河」「消滅共匪」「消滅萬惡共匪」「保密防諜」「檢舉匪諜人人有責」「檢舉匪諜保家衛國」「解救大陸同胞」「收復失地重整山河」等標語口號。

蔣介石一面藉反攻復國的戰時體制，大搞「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白色恐怖，一面也推動所謂「文化清潔運動（1954）」、開展「反共戰鬥文藝工作（1955）」「全面推進戰鬥文藝（1957）」，直至「倡導革命文藝思潮（1965）」，前後長達十年，期間舉辦各種座會談，發動研究戰鬥文藝理論，並就三民主義、擁戴領袖與反攻復國等訴求反覆宣傳，亦即以精神動員的方式，維持其政權的正當性。

《自由中國》終結

1949年大陸局勢對國府迅速逆轉之際，有一批思想極端反共的知識份子如胡適、雷震等，期待蔣介石在台灣能主導反共並實施民主，故他們選擇擁蔣。這對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蔣介石，自是可貴的奧援。那時蔣介石與胡適、雷震等人關係良好，故蔣介石特許胡適、雷震二人以「自由」為名，於1949年11月在台灣創辦一份刊名為《自由中國》的半月刊雜誌。1950年3月，蔣介石聘該雜誌負責人雷震為國策顧問，1951年初還請雷震代表自己赴香港，慰問滯港的反共人士。

惟假作真時假亦真，《自由中國》雜誌的內容理念，與蔣介石的意識型態相異，雙方的矛盾終究不可避免，並與日加劇。1951年6月，《自由中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首次引爆該雜誌與官方的矛盾；1954年《自由中國》第11卷第12期，甚至刊登文章《搶救教育危機》，抨擊太子蔣經國領導的救國團逼使學生背誦《總理遺教》《總統訓詞》等連篇累牘。同（1954）年12月28日，「國民黨」開除雷震的黨籍；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七十大壽。蔣介石認為壽人不如壽國，婉辭各界的祝壽活動，惟希望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集納眾議，虛心檢討」。為此，《自由中國》特發行「祝壽專號」，以《壽總統蔣公》為題，卻檢討總統連任的任期制問題。因憲法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此時蔣介石已經是第二任總統，再過三年第二任屆滿時應該怎麼辦？當時，台灣仍處於極度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下，《自由中國》半月刊集團成員卻敢逆麟，挑起此一議題，訴諸輿論，其幕後集團似藉機發難奪權的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事涉陳誠與蔣經國的接班人之爭）。

此議題一經拋出，立即引起轟動，「祝壽專號」發行後次日就搶購一空，從此銷路大增，但也招致親官方刊物與報紙的大肆圍剿，且自此遭官方的嚴加監控。1950年代末，雷震藉此雜誌鼓吹組織新黨，最後並聯合本省菁英（公論報社長）李萬居與（曾兩度任台北市民選市長）的高玉樹實際籌組新黨，且將組黨聲明刊於1960年9月1日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旋以「知匪不報」為由於4日逮捕雷震，雷震籌組的新黨胎死腹中，《自由中國》半月刊被迫停刊，後雷震判刑十年併入獄。

《文星》星沉

斯時，雖然《自由中國》被迫停刊，但另一月刊政論雜誌《文星》則接續而起。《文星》是「文星書店」創刊於1957年11月，發行人為黨國大老中央社社長蕭同茲之子蕭孟能，1961年底開始因李敖投稿的加入，尤其是《老年人和棒子》《播種者胡適》《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等文，帶動思想高潮，招致官方圍剿，續《自由中國》後成了官方眼中釘的遞補。

「文星書店」是蕭孟能、朱婉堅夫婦於1952年在台北所開設的，曾出版上百冊有關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甚至出版《古今圖書集成》。1965年5月27日-6月8日的「香港書展」，國府參展單位共22個、書種1,782種、冊數27,400冊，其中「文星書店」一家參展冊數就獨佔了24,535冊。如此風光，自然非國府所能容忍，乃於1965年12月勒令《文星》停刊，續於1968年3月31日迫「文星書店」結束營業。

當時（1965），三十歲的李敖曾言「《文星》是一道主流，雖然這主流反對國民黨，但反對之道，還有規格可尋，還可聚合各路細流，成為高明的導向；《文星》一旦沒了，主流就會變成亂流，國民黨早晚會更慘，還要賠上國家的命脈和別人的青春」；三十年後，李敖預言成真，《文星》論述在其對立者看來縱使大逆不道，但那是在「中國」框架下的論述（李敖當時雖然主張全盤西化，但是在中國框架下的西化爭論），及至1990年代中期後的文化爭論，卻是分離主義的台獨論述。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流於形式

1966年夏，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為了反制文化大革命，蔣介石於1966年底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於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1966年11月12日，蔣介石藉陽明山「中山樓」的落成，發表《國父一百晉一誕辰暨中山樓落成紀念文》乙文，除闡揚國父孫中山與道統的繼承關係，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屢為邪說誣民者所毀傷」「幸我國父誕生，乃有三民主義之發明，而道統文化，又一次集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之大成」，另並將自己與該道統相連結云「嗟呼！隔水西望，滿目瘡痍，渡頭落日，青山一發者，莫非中原，淚枯血干，死生無告者，莫非吾胞與骨肉焉！是以中正（介石）雖經艱難險阻，與侮辱橫逆之來，猶予日孳孳，而忘其身之老，責之重也」。

次日，蕭一山、沈剛伯、方豪等在台史學界大老即於座談會中表態擁護。一時間，全島各界人士紛紛熱烈響應，舉辦演講、展覽、作文比賽、徵集歌謠劇本等。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生社團甚至誓言，在總統偉大的號召下要努力發揚道統以早消滅「赤禍」。全國大專聯合會則聲明，國父與總統的思想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因此必需「精心研讀」。短短數月間，各式動員擁護支持的表態活動，目不暇給；1967年7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成立，其組織架構有二，一為總會、一為各級分支機構，總會會長則恭請總統蔣介石擔任，其下無論是常務委員、推行委員、秘書長，或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教育改革促進委員會和基金委員會等主委，均是黨國學界要人。

1967-77年的整整十年間，「文復會」在台亦曾搞得轟轟烈烈，諸如經常舉辦各種文物藝術展覽，推行國語，編印古籍今注今譯、中國史學論文選集、中華文化概述及中華文化叢書，發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等。斯時，思想意識型態領域剛歷經1960年雷震案及其《自由中國》的被迫停刊、1965年《文星》勒令停刊及1968年「文星書店」被迫結束營業的肅穆政治氛圍，在國府的鼓勵與引導下，台灣黨政要人與學界名流，也人為地掀起了一股闡述中國固有優秀文化的浪潮。此一文宣浪潮，於鞏固國府統治正當性方面，自當有其正面意義，但卻流於形式，未能深刻感人，最後煙消雲散，船過無痕。此外，國府一面推動中華文化復興，一面仍持續打擊知識界的異己份子，而於1976年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

保釣運動與《中華雜誌》

1961年《文星》雜誌發起「中西文化討論」，立法委員胡秋原與《文星》雜誌關係因辯論交惡，乃於1963年8月創辦《中華雜誌》，力倡中國民族主義，並自1971年起每年主辦「七七抗戰紀念會」；1970年9月，日本宣佈釣魚台群島主權屬於日本，台北外交部對此居然表示暫不置評，適巧台灣宜蘭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遭日艦驅逐。是時，《中華雜誌》11月號乃刊登台灣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王曉波以「茅漢」筆名撰文籲請政府《保衛釣魚台！》之文，文中引用「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五四運動宣言》口號，全文沉痛感人。

留美學生胡卜凱、余珍珠、沈平、李德怡等七人受王曉波在《中華雜誌》前文的影響，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討論決定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普林斯頓大學台灣留美學生首先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緊接著紐約、芝加哥、華府、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區大學，各校相繼成立保釣分會，旋於1971年1月29、30日在全美各大主要城市同時舉行示威遊行。北美保釣運動續於美國主要城市地區各自開展，4月10日全美各地留學生約2,500人在華府舉行遊行，主題轉向反美、反日本帝國主義、反國民黨政府；9月，著名華裔學者楊振寧及何炳棣訪問中國大陸。9月21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9月底，保釣運動主導者李我炎等五人密訪大陸並由周恩來接見。那時，台灣留美學生經由美國電視等媒體的大幅報導，聽到與昔日在台國府妖魔化宣傳下的另一個中國，故北美保釣運動乃與重新認識中國相連結。

在台灣島內，4月14日台灣大學僑生約百餘人發起遊行，至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15日則聚集更多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的僑生及本地生千餘人，再度集合抗議示威；緊接著的十天，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淡江大學、中興大學、文化大學、東海大學等各校學生紛紛舉行保釣座談會、或校內集會、或派代表向美國大使館抗議、或聯合簽名向美國大使館抗議。台灣大學並成立「保釣委員會」，旋發動6月17日二千多人的遊行示威，高呼「保衛釣魚台！」「釣魚台是我們的！」「中國人！站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日本人滾出去」等口號，將島內保釣運動拉到最高點。

台大哲學系事件與《大學雜誌》

保釣運動在島內與海外北美，一時間雖搞得熱火朝天，但國府在綜合實力不足的制約下，沒有任何有效的外交政治抗議舉動，並在島內不斷壓制，故保釣運動乃走上無言的結局，而轉為「百萬小時奉獻」「台大社會服務團」等學生社會運動。及後，1971年底至1972年底，以台灣大學為中心曾有幾場有關意識型態的座談，其中1972年12月4日在台灣大學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可說是自保釣運動以來最具思想性的論爭，陳鼓應、王曉波、許信良等皆在場發言，並引發校內學生的火爆場面。

民族主義這一波論戰，使國府決定壓制政治社會運動的公共爭論。1973年2月，王曉波、陳鼓應等遭當局「約談」，是年6月始至次（1974）年6月，台灣大學哲學系先後解聘了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等多名教授與講師，一般稱此為「台大哲學系事件」。此次政治壓制，就某種意義而言，可說結束了1971年以來保釣運動在島內掀起的高潮。

國府雖然於1968年3月31日迫「文星書店」結束營業，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同年1月鄧維楨創刊《大學雜誌》。初始三年，《大學雜誌》內容旨趣似僅可歸屬校園知識型之刊物。斯時，1971年蔣經國正在進行政權的轉換，並於5月17日正式出任行政院長。《大學雜誌》亦於1971年改組人事，設編輯委員和社務委員，網羅了島內的丘宏達、楊國樞、張俊宏、呂俊甫、李怡嚴、陳少廷、陳鼓應、關中、魏鏞、施啟揚、李鍾桂、高信疆、張玉法、錢永祥、龔忠武、鄧維楨、劉福增、及海外的胡卜凱、張系國，後又有沈君山、許信良、金神保、孫震、尉天驄、邱立本、高准等當時的知識菁英，形成《大學雜誌》集團。1971年保釣運動時，《大學雜誌》也刊登了大量的保釣文章，惟其7月號刊出由張俊宏等所撰《台灣社會力分析》乙文，10月號刊出由總編輯楊國樞等15人聯署的《國是諍言》，二文均引起朝野注目，後者更是觸及政體與國會法統等敏感政治問題。是時，蔣經國約見王曉波，要大家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議。王曉波乃找陳鼓應、楊國樞。《大學雜誌》旋於1972年1月續刊出《國是九論》，從而引起國府對其疑慮。斯時，蔣經國藉由擴張行政體制的方式，諸如延攬人才、通過檢覈新法、擴增特考次數及錄取人數等，吸納該集團成員進入體制。另一方面，似經幕後的運作，《大學雜誌》集團成員於1973年1月分裂。

另一方面，國府又整肅某些菁英，例如1973年6月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後，張俊宏被迫離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黨職，學者紛紛退出，《大學雜誌》乃逐漸式微，終至停刊。這些落在體制外的菁英，張俊宏旋於1975年8月創辦《台灣政論》雜誌、王曉波與陳鼓應則加入《夏潮》雜誌的寫作、楊國樞與胡佛等人則參加《聯合報》辦的《中國論壇》雜誌，從而埋下另一波的反政府種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