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統一與中國的崛起

一、前言：文化統相學及其限制

中國統一的問題，隨著1989年東歐共黨的逐漸垮台，1991年蘇聯共產主義的沒落，1992年歐洲共同體的來臨，和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及1993年4月兩岸間的「辜汪會談」而愈來愈迫切。這一關係中國歷史轉折點的問題，不僅是當前共產黨、國民黨和民進黨三黨之間的互動鬥爭的「內政」問題，更是－－文化戰略問題。

只有把中國統一的問題，提到「文化戰略」的高度，從「全局的」（holistic）觀點來比較各民族文化興衰的起伏，才能看出「中國統一」問題的獨特意義。

作者之所以如此說，乃有鑒於最近兩年以來，討論中國統一問題，大多是採取局部分析的方法，且偏重政治經濟或軍事等有形因素的比較分析，即使有關文化交流的討論，其方法亦是採用局部分析法〔註1〕。

局部分析法在方法論上固有其特殊的用處，也是目前一般人較常用的方法，但其缺點或限制，有點類似「瞎子摸象」，缺乏全局的、直觀的透視來把握整體特質的優點〔註2〕。

本文在方法論上採取「全局觀」（the holistic approach）的途徑，把問題擺在一種變遷流動（flow）的過程中，假定整體大於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而非如一般學者所習慣的直線因果分析（linear cause-and-effect analysis），因而看不到問題演變的多重可能性（the multiple potential of the movement）。

這種全局觀的途徑，大約和50年前雷海宗、林同濟兩位先生提出的「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或「文化統相學」（Culturalconfigurology）的方法，把民族文化整體的認識與推進，利用綜合比較方法來認識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或形態的學問相類似〔註3〕。這種全局觀的研究途徑，早在Spengler所著《西方的沒落》和Tonybee《歷史的研究》一書中即運用這一方法，而在當代物理學、醫學和組織理論的研究中甚受重視〔註4〕。

但是，這種「文化統相學」的綜合比較法，雖然看到各民族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方法學上則是一種歸納邏輯法（The Logic of Inductive）的運用，對過去各文化的歷程所呈顯的特性，進行歸納所得的結論，頂多給我們以警告，但不能決定我們的前途〔註5〕。換言之，這種特性只是人類文化過去所呈現出來的諸種特徵的可能性而已，並非命定地決定了人類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人類作為高等動物而言，自有其創造未來的自主性（Autonomy）或自由意志（free will ）的存在因素〔註6〕。此即構成本論文觀點的限制性，在此先特別提出，以免讀者誤會。

二、創造性思惟與中國統一困境的突破

當面臨歷史轉型期，人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許許多多矛盾和衝突的困境。然而，解決這些困境時，人們又習慣於舊有的思惟方式或固定框架，對問題性質的界定，實際上只是他內在的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投射到問題的解釋上，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各說各話，難以突破僵局，取得共識或協商合作的可能。這種認知結構所造成的各說各話現象，很快地被雙方解釋為「毫無誠意」的惡意或非善意所導致的結果。

中國統一的問題目前正面臨這種思維方式的困境，無論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對這一歷史問題的界定、解釋、與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一方面都是自己習慣的意識型態或固定框架的反射；另一方面又都各自站在自己本位的立場來要求對方「應如何」，然後我才如何予以回應，這樣子的對話不但於事無補，恐怕還會治絲益棼，心結愈擴大，乃至一發不可收拾，釀成悲劇，以武力相向了。

面對這樣的「歷史弔詭」（Historical Paradox），吾人若要突破它，則需要一種具有豐富想像力的創造性思維。誠如一九四九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所說：「創造力是從打破常規、擺脫習慣、破除固定框架開始的，由此而導致了創造過程中的越軌行為。」〔註7〕「只有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顯現出創造過程。」〔註8〕有創造性思考能力的人，他會越過「either-or thinking」（非此即彼的思考），從事全局的（holistic）直觀的（intuitive）、動態的演進方式來作「Both-and thinking」（兩者兼顧的思考）〔註9〕，換言之，這種思惟方式或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會「產生分裂式的思考」（schismogenicthinking），而片面地強調某一特定的價值，同時排斥另一與其密切相關的對立性價值。例如「理性」與「直觀」並非是互斥的，可是三百年來的學術思想大多是重視理性而忽略直觀的思維方式。又如「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恩與害是相對立的價值，過度偏重恩的價值即能生害；反之，過度偏重害的價值，則能生出恩的價值〔註10〕。

細察當前兩岸關係，三個政黨彼此之間的互動過程，吾人即可見出這種「分裂性思考」的現象，造成彼此各說各話，無法突破自己狹隘的觀點，而從整個中華民族共存共榮的全球戰略來擬定政策方針。

三、文化意識與文化戰略：中國文化第三波的來臨與旭日東昇

最近十年來，亞洲四小龍經濟力量的崛起，以及國際上公認的「太平洋盆地」經濟區的前景，使亞洲地區的繁榮與富庶再度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區域。美國前總統布希也已表示今後不再重歐輕亞，將加強與亞洲盟邦的合作〔註11〕。香港太平洋盆地顧問團（Pacific Rim Consulting Group in Hong Kong）負責人George Baeder說：「亞洲很明顯地正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註12〕。今天亞洲的形勢正應驗了本世紀初美國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所說：「地中海是過去的海洋，大西洋是目前的海洋，而太平洋將是未來的海洋」〔註13〕。現在，這一未來的海洋已經來臨了。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21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而且是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的亞洲新文明的來臨，作者這樣的看法，並非主觀上個人的私見，美國總統長期戰略委員會亦預測中國大陸在2010年會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美國以此為制定長期軍事戰略的依據〔註14〕。最近美國著名的《時代》週刊亦報導中國大陸：「此一社會正經歷令人難以置信快速的社會與世代的變革，而難以用傳統的結構來容納。」就經濟生活而言，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指出：「中國人正經歷『一場個人自由的擴張』」，他推論指出：「你不能讓一個擁有自己的房子、汽車、行動電話、電視、傳真機與公司的人沒有投票權，他無法容忍這樣的情況。」該刊又報導：「到了公元2050年左右，中國將達到六兆元的經濟生產能力並超越日本。14年來中國正以平均9%的年成長率上升。」〔註15〕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最近亦詳論分析：「中國領導人已有結論，政權的生存有賴於真正的與快速的經濟改革，此已在去年10月中旬中共在北京召開的十四大會議中確認」又說：「如果照最近的趨勢持續來看，美國若孤立中國，可能將陷入較危急的狀態中」〔註16〕。由此可見，中國的崛起，絕非我們一廂情願的分析，它是有客觀數據的。

從歷史形態學或文化統相學的觀點來看，世界各文化是多元發展的，是在歷史上各不同時空條件下各自形成的文化區域，並各有其特點，但在這特點中，亦有其共同的發展特性，此即文化發展的五個階段〔註17〕：

（一）封建時代，前後約600年。

（二）貴族國家時代，前後300年，是一個以貴族為中心的列國並立時代。

（二）帝國主義時代，前後250年。此為戰國群雄並列的時代。

（四）大一統時代，前後約300年，實現了封建時代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就是整個文化區的大一統局面。

（五）最後的文化階段，是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時間不定，可長可短。這是300年大一統時代後無從倖免的一個結局。

以上這五個文化發展階段乃是文化統相學家根據過去歷史上各個文化區演變過程的形態所歸納出來的特色，吾人若從當前的世界文化趨勢來看，目前已從40和50年代以美蘇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演變成追求民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新文明，在這新文明理念引導下形成各經濟文化的區域性集團，群雄並列，彼此競爭，互爭雄長的局面亦即中共所謂的「求同存異」的現象。

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從1985年開始，組織兩百多位研究人員合作，於1988年完成的研究報告集《事典，90年代日本的課題》，便看到了繼續以美蘇對峙的兩極結構來把握世界的不妥，承認多種文明並存的時代已經來臨，90年代已不能用所謂東西關係、南北關係的單純模式來把握，世界正在形成更複雜的結構〔註18〕。

自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美、蘇、西歐、日本、中國五極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分佈，大體上由這五個國家主導。但目前90年代形勢已變，從經濟上看，世界已逐漸形成幾個經濟區集團：（一）美、加、墨經濟區；（二）歐洲共同體經濟區；（三）亞洲太平洋盆地經濟區；（四）蘇俄經濟開發區。在這幾個區域內又逐漸形成跨國企業，新舊經濟勢力互相整合的企業競爭，未來的世界政治，將如John Naisbitt所說，以企業為主導的政治生態環境〔註19〕。

若就中國文化本身來說，除歐美的歷史尚未結束外，一切過去的偉大文化都曾經過一度的發展、興盛、衰敗，而最後滅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則獨具二波，從殷商西周至五胡亂華為第一波。由五胡亂華以至最近為第二波〔註20〕。每一波的演變，均經以上五個階段，中國文化之所以獨特，即其在第一波文化演變衰敗滅亡後，又再重生，從第二波開始直到今天，正好是第二波文化將結束，第三波文化將崛起的轉折點。吾人不知，何以中國文化獨具此一特色？何以上一文化內在自動創生的能力（Autopoiesis）〔註21〕如此強勁？此則難以解釋，吾人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從中國文化史來看，第二波文化的創生，經過印度文化東來的刺激後，經消化而演變成為第二波的文化；當前中國文化第三波的發展，則是吸納西方文化後，從中國文化體系內自動創生的新文明，此一新文明的盛世，照過去的演變經驗來看，大約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註22〕。

作者之所以作此一趨勢分析，乃是從比較文化史的觀點所得的結論。從西元1600年起，中西文化到了一個分水嶺，西方文化由衰退而復興，此後三、四百年科技進展，經濟繁榮、文化思想派別林立，主導全球文明，形成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而中國文化亦從1600年，科技發展開始走下坡〔註23〕，此後三、四百年政治經濟走向窒息僵化的地步，經過一番動盪不安的局勢，形成了目前的「新三國〔註24〕，這三國在文化趨勢統一的前景下，只有合併或統一才是民族共存共榮之道，偉大的政治家應看出中國文化第三波的來臨已經為期不遠，這是中國文化在面對西方文化百年多來挑戰後復興的機運，中國當前三個政黨領導人應該高瞻遠矚，以此一文化戰略攜手合作，因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再創民族文化復興的新時代。

從這一角度來看，滿清政權之亡，並非亡於其本身腐化的問題，而是亡於西方文化的發展已然凌駕中國文化的事實，可悲的是，當時滿清政權的領導人對此一文化趨勢並無警覺或認識，因而因應不得其法，終至腐化滅亡。所以，文化戰略看似不如政治、軍事、經濟等戰略的重要性，但若無此一體認，政治、軍事、經濟策略上的因應，充其量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從中國文化史演變趨勢來看，自1600年中國文化一路走下坡，直到中國文革十年浩劫，可謂人類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及至鄧小平上台，開始十年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化才又開始往上升，這其中關鍵是，對人民私有財產權和基本人權的控制，已逐漸放鬆管制，到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前夕，中國文化在150年來逐漸走上了不斷上揚的道路，這其中有四個主要因素在凝聚匯合的過程中形成一股旭日東昇的力量，此即下列四個事實：

（一）此時為鴉片戰爭150年來，中國人的國防力量最大的時候，已無列強侵略中國的顧慮。

（二）此時為150年來，中國人的經濟力量最富庶的時候，為中國人有史以來生活最好的時候。

（三）此時為150年來，中國人才最多最豐富的時候，幾乎西方學術各個學門，皆有中國人才在研究。

（四）此時台灣的外匯存量為世界第二位，香港是亞洲與世界金融中心，中國大陸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以及廉價勞力，充沛的資源，形成中國第三波新文明崛起的龐大競爭力最有利的因素。

從以上四個事實，吾人可以看出，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前，這四股力量正從四面八方，海內和海外有逐漸匯聚整合的趨勢，中國領導人如有文化戰略的眼光，把這四股力量統合起來，以更為民主更為開放改革的步調，吸收海內外華人的認同與回歸，則中國文化第三波的盛世將提早來臨，不幸地很，中共領導人仍然智不及此，像滿清末年的統治者一樣，沒有這一文化戰略的警覺，其他政經軍事政策的因應方略也就無濟於事了。

我們希望，天安門事件過去四年了，全體中國人應從中記取教訓，並懇切盼望三個政黨的領導人，從頭開始在中國文化第三波復興的文化意識與文化戰略的高度上，重新擬定全球戰略，好好地坐下來談判，為三黨的前途，也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前途，設計一條大家共存共榮之道，放棄各自意識型態的偏見，以兩個眼睛而非左眼或右眼來看待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新形勢，已非往昔舊有的信念所能清楚明白地解釋的

四、兩岸行政結構的調整方向與文化自主性的提升發展

行政與文化的關係處於一種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和外在價值（extrinsic Value）〔註25〕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在一文化體系中，政治或行政權力的運用，乃是間接地促進此一文化體系中科學家追求真的價值、道德家追求善的價值、文藝家追求美的價值、宗教家追求聖的價值的實現，乃居於第二層次的地位，只有科學家、道德家、文藝家、和宗教家才是直接創造文化價值，促進文化上揚發展的真正力量源泉，而文化創造力的解放，隱含著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的存在。因此，文化的磅礡發展有賴於廣大的自由和自主的空間，行政結構只有把人當作自主性的存在，以權力來輔助文化人的自由創造，文化體系才有生命力。如果行政結構的設計，把人當作被動的受控對象，則文化生命必將逐漸窒息或僵化，反過來使控制的機制亦逐漸失靈。清初，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採取嚴密的思想控制，結果學術思想窒息，走上考據之路，等到西方文化東漸，中國文化體制已喪失因應的能力，反過來使自己的政權滅亡，這種辯證的歷程正好說明了「亡滿清者即滿清自己也」。從這一觀點來看，「亡共在共」一語，在辯證邏輯上亦有它的合理因素存在。〔註26〕

政治家之所以有別於政客，即在於後者兩眼外視，只見有形的外在價值，以為外在價值可以決定人的行為，此為直線的因果思考模式；而政治家不以權力之追逐為滿足，他有文化理想，懂得運用權力來護持內在價值的自由發展，他的生命意義和終極關懷寄托在文化理想的實現，因而有長遠的眼光來制定政策。相反的，政客們因其本身缺乏內在價值的體驗，也無從欣賞瞭解內在價值的重要性，其決策標準自然是短視的，並以「政治掛帥」，實際上是「權力掛帥」作為唯一的標準，以此為生命意義和終極關懷的寄托。從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的角度來看〔註27〕，權力的追逐不過是為了解決自己面臨死亡的不安全感所產生的動機，幻想權力愈大愈能使自己「精神不死」，取得後人永久懷念的文化象徵，例如「樹立銅像」或「歷史留名」等等象徵，作為永生的精神慰籍。

從儒家的觀點來看，行政與文化的關係即是「外王」與「內聖」的關係，只有對內聖價值有所體驗的人，才能作出真正的外王事業，而使文化理想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也能取得永恆的意義。基於此，面對中國文化第三波的來臨，海峽兩岸的政治領導人均有責任站在「文化戰略」的高度，來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從政治、經濟、行政各方面放鬆管制，增加人民文化創造的自主性，這其中重要措施不僅要加速兩岸間學術文化、經濟貿易的交流，兩岸的政經體制亦應朝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只有這樣，國共兩黨才能取得共生共存之道。至於政經體制的大方向如何，可以透過談判逐步解決，或為邦聯制，或為聯邦制均可研究，只有改國號之後，雙方（即「中華人民共國」和「中華民國」）不必再為面子爭，為意識型態爭正統，「一國兩制」的「一國」才能取得雙方共識，而「台灣共和國」也就無可能，無力量實現。

其次，從過去四十年的經驗來看，兩岸的行政結構儘管有外表上的不同，其實質均是採用行政學上的「理性型模」（Rational model of publicadministration），以控制、效率、技術等價值為主要的行政價值，忽略「公平正義」等實質價值的追求，無怪乎兩岸均發生嚴重的特權和腐化問題。

五、結論：中國統一與大中華文化經濟共同體的建立

根據以上的分析，中國統一的前途，應從文化戰略的高度，體認第三波中華文化復興的機運，在當前美國經濟困難，俄國自顧不暇，歐洲新的經濟秩序正在形成，日本的海洋經濟亦面臨內在結構的困難，海內外中國人應爭取未來的10年間，在這150年來，中國人千載難逢的絕妙時機，好好團結在一起，使民族文化邁向新的坦途。

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擬提出以下十點建議，作為兩岸未來政經文化發展前途的決策參考：

（一）兩岸關係應立即展開談判，以文化戰略為依據，擬定今後兩岸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台灣領導人並應傚法孫中山先生以民族利益為責任，主動參加談判。

（二）擴大並加速三通的進度，不但鼓勵兩岸人民通婚，更要開放兩岸經貿關係的互補作用。

（三）中共的「一國兩制」政策，應從政經層面提升到文化戰略層面，兩岸領導人均應體認到歷史發展已到另一轉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時代任務均將結束，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應有新的國號，這樣的中國才能吸引全球華人的回歸與認同。

（四）在中華文化全球戰略的構想下，兩岸人民均應共同抵制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直到其瓦解為止。

（五）在文化戰略的前提下，首應大幅度開放並准許大陸學者專家來台灣參加各種學術文化活動，以提升兩岸人民對中華文化意識或戰略的警覺，加速兩岸文化從交流，互惠合作，發展到文化命運共同體的結合。

（六）中華民族文化的崛起，不以別的民族文化之犧牲為得計，亦即非「零和博奕」的策略，各民族文化今後的發展有競爭亦有合作的關係，地球只有一個，各民族應發展共存共榮的互惠合作體系。

（七）今後亞洲新文明將是世界的重心，當代物理學的新世界觀，新生物學的「心物一元論」，以及「理性與直觀」並重的研究方法，均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思想相通〔註28〕，今後西方文化的思想主義對我們的同化力將日漸降低，中國人不再盲從西化或俄化，而能主動的選擇學習西方文化，超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支配，走向有「中國特色」的新政治經濟文化體制。

（八）兩岸加速合作「中華文化和經濟共同體」的建立，發揮資金互補、科技互補、資源互補、市場互補〔註29〕，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發揮兩岸的文化互補，拋棄意識型態的成見，睜開兩眼看世界，不要再自足自滿於左眼或右眼所認定的世界圖像而跳不出「觀念的牢籠」，延誤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機運。

（九）行政結構立即調整方向，放棄理性模型的基本價值，以公平正義的實質價值，加強人民自主性的活動空間，以免走上自己消滅自己的道路。

（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解決人類政經問題上各具特色，兩岸領導人和學術界均應創造一條符合中國具體文化環境的新制度，截長補短，從事有機的結合或創造。

〔註1〕例如1991年11月9日／10日兩天，民主基金會第五次學術研討會討論「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共12場12篇論文，題目包括大陸政策與對台政策的比較，兩岸經貿關係，中共文化政策與兩岸文化交流，中國統一的條件與克服之道，兩岸軍力對比，中國統一的理論建構，海基會的角色與功能，中國問題之法律定位，兩岸人民關係的立法規範及其趨勢，兩岸政治性談判的可能性、方式與評估，亞太局勢對中國統一的影響與評估，香港立法局首次直選與民主化之路等。同年11月12日中華民國公共事務學會兩岸關係論文研討會，討論三篇論文，題目包括（一）論兩岸關係課程的學術定位；（二）海峽兩岸互動與國家統一；（三）海峽兩岸事務性問題處理之省思等。最近政治大學與聯合報文教基金會亦熱烈討論這類問題，不再引述，請讀者自行查閱。
〔註2〕三百年來西方學術思潮強調理性分析，忽視直觀的方法，參看Fritjof Capra, The Turning Point: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2）。及美國核能物理學家Jeremy W. Hayward, Perceiving Ordinary Magic:Science And Intuitive Wisdom（Boston, MA:Shambhalla, 1984）。
〔註3〕林同濟、雷海宗，《文化形態史觀》（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4）
〔註4〕Michael Talbot, The Holographic Universe（New York,N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另參見吳瓊恩，《從各學科典範變遷趨勢檢討公共組織理論實證研究的限制及其突破的可行性》（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0期，1989）。
〔註5〕同〔註3〕，頁13。
〔註6〕Robert Augros and George Stanciu, The New Biology:Discovering The Wisdom in Nature（Boston, MA:Shambbala 1988）。
〔註7〕湯川秀樹，《創造性思維的探索》，見孫顯元主編，《現代國外自然科學家哲學思想》（安徽科學技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1）。
〔註8〕同上。
〔註9〕Robert E. Quinn, 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Mastering the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SanFrancisco,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8）
〔註10〕參看南懷瑾，《易經雜說》（一）（台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7）及《易經系傳別講》（1991）。
〔註11〕布希總統在亞洲協會演講詞全文，見《聯合報》，1991年11月14日第9版。
〔註12〕Fortune, October 7, 1991, P.32

〔註13〕lbid. P.44.
〔註14〕陳平，《太平洋地區的發展前景和中國經濟聯合的全球地位》，《聯合報》，1988年9月6日特別報導，第12版。
〔註15〕美國《時代》週刊，May 10, 1993。
〔註16〕美國《外交事務季刊》，Spring, 1993。
〔註17〕雷海宗，《歷史的形態與例證》，收入林同濟／雷海宗合著《文化形態史觀》一書，前揭書，頁15-33。
〔註18〕姜義華，《多極化世界的挑戰和中國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光與影》雜誌，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
〔註19〕John Naisbitt，《公元兩千年世界大趨勢》，《天下》雜誌社譯，1990。
〔註20〕同注〔註25〕。本書系該作者抗戰前後之作品。
〔註21〕此為生物學家Humberto Maturana和Francisco Varela兩人所提出的觀點。有機體本身若從外部看好像是適應環境之變而變，但若從有機體內部來看，則是將其自身的形象投射到外部去並非完全適應環境而無其自動創生的能力。見Gareth Morgan, Images of Organization（BeverlyHills, CA:Sage Publications, 1986），PP.233-272.
〔註22〕南懷瑾先生亦有此一看法，見南氏著《老子他說》（台北：老古文化事業，1987），頁9。
〔註2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香港：中華書局，1975／1982），中譯本。另參見Ping Chen,Needham's Question And China's Evolution: Casesof Nonequilibrium Social Transition, in George P.Scott (ed.), Time, Rhythms, and Chaos in the New Dialogne with Nature（Ames,lowa: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177-198。
〔註24〕此為1991年11月12日中華民國公共事務學會舉辦兩岸關係論文研討會時，包宗和教授報告《海峽兩岸互動與國家統一》論文後，與筆者討論時所提出的觀念，包教授所指的新三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筆者認為提出「地理上的中國」，其意義不如「文化上的中國」，因為中國文化向來重視文化凝聚力，文化團體的意義超越國家的政治組合上的意義。
〔註25〕內在價值的體驗，強調過程的本身即有其實質價值，而非把過程當作手段，視其為工具性價值，僅作為追求外在價值的工具而己。
〔註26〕此義唐君毅先生發揮最詳，讀者可參看其所著有關中國文化方面的著作。
〔註27〕參考Robert B. Denhardt, In The Shadow of Organization（Lawrence, Kansas: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81）。
〔註28〕See 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2nd ed. （Boston, MA: Shambhala, 1985）；及Ilya Prigogine, Orderout of Chaos: Man's New Dialogue with Nature（New York:BantamBooks, 1984）。
〔註29〕《人民日報》海外版，《三通是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最佳途徑》，1991年11月11日。文章指出，兩岸當前的實際狀況是：不通郵而通信，不通航而通船，不通商而通貨，不停戰而停火，不接觸而交流，不妥協而放鬆，不談判而對話。文章主張如果兩岸實行直接三通，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可以在這五個領域進行互補。這一看法和目前在政大歷史系任客座教授的戴國煇先生所提的「睾丸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戴教授認為中共何嘗不知社會主義已走不通，但只能自己默默和平演變而不能明說，其一國兩制的主張，即看準需要台灣和香港這兩個睾丸把資金和管理技術輸入大陸內部，以便創造有機的綜合，而誕生新中國。此為戴教授與筆者在1991年10月21日在其木柵政大宿舍中談話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