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的強權

不可錯失和中國的機會

不論是任何評論中國經濟起飛的文章，一定不會遺漏天安門事件。1989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在外國人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之印象。儘管天安門事件並未改變鄧小平早於78年開始進行的經濟改革政策，大家卻仍視天安門事件為一轉捩點。

為什麼呢？最可能的解釋，是所謂的中國專家當時皆不看好中國的前途，預測在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國元氣大傷，恐怕一切又在高壓政策下走回頭路。不料鄧小平南巡深圳一番宣示，中國經濟之突飛猛進，讓這些中國專家像打了自己一巴掌般難堪。恐怕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讓外國人難以抹滅天安門刻骨銘心的印象，即使是天安門前後沒有改變的經濟政策，也要以天安門為「轉捩點」。

在各種對中國亦褒亦貶的報導中，一篇探討中美關係的學術論文《中國：未來的強權》，倒是極力遊說美國政府，千萬不可錯失此時和中國拉攏的機會。當然，更正確一點兒的說，是和「大中國」拉攏──大陸、香港、台灣。有先見之明的外國人，看中國問題或中國未來，已不能單純的只看大陸，而忽略香港和台灣。如果有任何「中國專家」膽敢忘記這兩個大的經濟發動機，可能專家地位很快不保。

鞏固加強中美關係，對美國有什麼特別的好處？如果不然，又會有什麼後果？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1993年第2期）撰述《中國：未來的強權》的兩位作者康乃伯（Barber B. ConableJr.）及郎普敦（David M. Lampton），列舉了諸多原因，其中一項在經濟導向的國際趨勢中，頗有暮鼓晨鐘之味，即和中國維持穩定的關係，可確保亞洲安全。

怎麼說呢？作者將韓戰與越戰發生的原因，歸咎於中美在武器及領導地位上的競爭。換句話說，這兩場使美國介入之戰爭，並非直接涉及美國本身利益，而是美國為了維持一個強權主導地位，以仲裁者之姿派兵遣將，中國亦不放棄老大地位，支援作戰。而這兩場戰爭的結果，至今仍遺害韓、越兩國。對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所帶來的衝擊，是十分鉅大的。

除了東亞安全的考慮外，兩位作者呼籲美國不能放棄中國可能帶來的工作機會、經貿機會、投資機會。先不談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該篇文章倒是稍微與眾不同的解釋為何同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歐開放就垮了，大陸卻能振翅衝霄，兩者不同點在何處？

累積外匯來穩定國內經濟

很諷刺的是，中國得以在經改中穩定成長，竟是鄧小平這批老人掌權的共產主義、寡頭政治之功！外國人在蘇聯解體時，張著手臂歡呼他們擁向民主政治的懷抱。蘇聯瓦解了、政治制度改變了，經濟也一落萬丈。而現在外國人將手臂轉向中國，期待經濟改變中國政治之際，卻將經改未造成社會變動的功勞歸於老人政治，這代表了什麼呢！

兩位作者指出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等國內的問題，包括了經濟蕭條、種族衝突、暴力相向、政治動搖。其實，除了最後一項外，有那一項中國沒可能發生呢？兩位作者誇讚中國之所以優於東歐共產國家，是使人民達到生活最起碼的需求及經濟條件。

在呼籲美國克林頓政府必須面對中國強大的事實的同時，一向最愛以數字和圖表說理的美國人，自然不能不搬出一堆中國經濟成長的數據。該篇文章篇幅有限，舉出的數據不夠詳細，但正因舉出概括性的數據，倒能彌補其他文章過於細瑣之偏失，讓人對中國的發展有一綜觀全局的概念。

如股票市場，除了大家已知的官方股市上海和深圳兩地外，其他各市自己准許交易的股市地區，截至去年底全中國共有30個。

經濟成長率方面，大家已熟悉中國今年試圖將成長率壓在10%以下，去年是15%。而1984至90年期間，平均每年成長率是9%。當然，這要和其鄰近國家比較，才更能突顯其大躍進。9%的成長率是菲律賓的四倍、印尼的兩倍、比泰國高百分之一。環顧東亞各國，也惟有南韓超過中國。

該篇文章在介紹經濟成長率時，也舉出通貨膨脹率與之比較。這點是其他文章不及之處。經濟成長太快，不可避免會影響通貨膨脹，但中國政府預防措施做得不錯，在88年底就增加出口累積外匯來穩住國內經濟，適時的拉下了通貨膨脹率。

要過得了市場競爭

在1988年前半年，通貨膨脹率約10-15%，至88年底，全年通貨膨脹率已拉高到26%，可見後半年的膨脹速度是如何的快速，當時即有經濟學家提出因應對策，即增加對外出口。但是，也有人警覺的嗅出其中的政治訊息。

天安門事件之後，與中國往來的國家，或多或少都實施了某一種程度的制裁，除了口頭上的譴責外，較多的手段是暫停借貸或凍結補助計畫。中國領導人以累積外匯存底來渡過難關，到現在還讓各國忙不迭的回頭搶食中國這塊大餅，可見中國自有屹立世界的本錢。

提到外匯存底，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外匯券。該篇文章指出了中國最近可能要實行的兩項經改計畫，一個是廢除外匯券，一個是以市場決定價格。

大陸上兩個貨幣系統：人民幣和外匯券，的確造成了外國人許多麻煩。尤其是人民幣在官價和黑市的比率，差距愈來愈大。這兩位學者稱此「雙重貨幣系統」，使人民幣常居於次等地位，而且因官價和黑市的兌換率不同，造成行情混淆。

而以市場決定價格，雖非官方既定政策（也不可能是），但卻是不可阻擋之結果。大陸上有三分之一的國營事業是賠錢貨，為了使國營機器起死回生，政府義無反顧的注入了市場競爭的壓力。在89年至92年間，市面上的貨品大都並存著官價和民價。當然，官價要比民價來的便宜，可是品質不如民產的。有些官員就暗渡陳倉的以官價買進國營事業產品，再拿到市場上以民價賣出。這一進一出之間，獲利率也頗為可觀。

政府不是不知道有官員像老鼠一樣的腐蝕著已搖搖欲墜的國營事業，於是考慮乾脆全面開放國營事業，要過得了市場競爭就存活下來，否則倒了也無妨。這對一個以共產主義起家的政權而言，所代表的意義非同小可。如果沒有了國家保障的工作及飯碗，那還是共產主義嗎？不過現在也還不到那麼極端的時候。

至少目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是分開發展，還沒發生經濟改變政治的事實。兩位作者也引用了已快被用爛了的比喻：「剎車和油門」，描述中國政府的政經分離像一腳踩著剎車（政治）、一腳加速油門（經濟）的高速行駛車子。再一次的，他們也預測這車子的剎車系統有一天會爆掉。但令人好奇的是，這個廣為引用的比喻，源自何處？每篇引用的文章都不註明出處，拿來像是自己發明的比喻似的，頗有掠人之美的嫌疑。

似乎外國人對中國不論政治或經濟的發展，是英雄所見略同。很少看到什麼不一樣的論調。不過，康乃伯和郎普敦倒特別舉出了三種外國人對中國的成見，顯示兩人對中國的認識，的確比一般中國問題專家，要稍稍深入一些。

第一個成見，他們警告道，可別以為中國可能隨時有變。很多外國人，包括台灣自己，都害怕那一天中國政策急轉彎，讓外商投資的心血，一下子會泡湯。這兩位作者對中國信心十足，認為存此思想者將錯失讓自己賺大錢的機會。

第二個警告是：別以為中國政府是真的反對自由市場，和拒絕政治鬆動。當然，前一項已是有目共睹，不需這兩位作者多說，起碼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淪為口號是無庸置疑的。倒是中國拒不拒絕小小的改革一下政治呢？兩位作者以去年的十四全大會為例，指出中國領導階層不僅找了一批改革派的年輕人進入中央委員會，更廢除了中央評議委員會（保守派的大本營）。

第三個他們認為要打破的不正確觀念是，不要以為中國的重要性因蘇聯瓦解而減低。過去美國明擺著是以中制蘇，現在冷戰結束了，兩位作者不僅提出了中國經濟強權，更認為中國的重要性（包括軍事上的），更甚於以往。他們呼籲克林頓：「不要斷送了美國日後參與解決全球問題的希望」。

在這裡，康乃伯和郎普敦所謂的「中國」，不單單指大陸，還有香港和台灣。至目前為止，台灣透過大陸投資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已超過30億美元。而大陸銷美產品，超過三分之二是利用香港轉銷。

沒有白種人的驕傲感

香港是美國第13大貿易夥伴，美國人在香港投資總額超過70億美元，有二萬二千多位美國人住在香港。香港在97之後最大的保障，就是其經濟上的利用價值，如果美國緊縮對中國經貿往來，可能使香港失去這一層的保障。而若大陸與美貿易萎縮，恐怕在大陸的台商也要隨之消失。美國在1979年發表的《台灣關係法》中，保證台灣可以防衛自己安全。兩位作者預測，若中美關係搞壞，兩岸（大陸和台灣）關係可能也會惡化。

換句話，康乃伯和郎普敦將美國和大中國的關係視為互相依存，合則四利，不合數壞。對美國人而言，可享受物美價廉的產品。對大陸而言，可增加工作機會。對台灣和香港而言，可減少和美國直接貿易帶來的摩擦。

這兩位作者最幽默的是，台灣和香港把資金帶到大陸與美貿易同時，把自己和美國政經上的問題也帶到了大陸。由於在大陸的台灣和香港投資者以美國為目標，大陸近幾年對美貿易大幅出超：1987年28億美元、90年104億、91年127億、92年150億。但美國對大中國整體的赤字未見改變多少。可見美國已不能把對大陸的關係單獨分隔，而需三位一體的將大陸、香港、台灣視為一個交易對象。

這兩位作者倒是有一個頗新的觀點，即隨著移民或留學美國的中國人增加，給了美國一個大好機會去熟悉未來強權人民的處世態度。康乃伯和郎普敦還怒斥美國的保護主義抬頭，表示惟有提高教育品質及職業訓練，才是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

行文間頗能感受這兩位作者對中國的謙遜，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白種人的驕傲感。不能不讓人先介紹這兩人的背景。也許能揣測為什麼他們能這麼摒除美國人的本位主義。康乃伯是紐約選出的眾議員，世界銀行前任總裁，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郎普敦則發表過無數探討中國外交與內政政策之文章，是一極具聲望之中國問題專家。

沒忽略中國在國際政治和軍事上的份量

繼續來看他們對留學、移民風潮的看法。60年代之前，移民美國的亞洲人只有5%，至80年代，已接近50%，而華人僅次於菲律賓人，為亞洲人移民美國者第二多的後裔。兩位學者認為，不論這些人是來做生意的、唸書的、做事的、依親的，也不管他們最終要不要回他們的祖國去，美國都已對華裔培養了一種特殊的情誼。

不過，兩位作者畢竟沒有被美好的遠景沖昏了頭，除了看到大中國帶來的好處外，他們也沒忽略中國（單指大陸）在國際政治與軍事上的份量。以聯合國安理會五個會員國而言，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可能根本打不了波斯灣戰爭。當然，也別提美國對其他國家如高棉、伊拉克等國之政策。僅憑這一點，美國就不得不和中國領導人維持友好關係，即使不談經濟往來這一層。

此外，如全球性的環保問題，美國如果想自居領導者或協調者，也不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因為中國的環境污染是十分嚴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太倚賴燃煤使用，70%工業燃料是燃煤，90%的家庭燃料也是靠煤。而在未來25年內，大陸才可望降低一點點使用煤的比率，這怎麼不叫美國對煤發愁，望空興歎？僅以環保問題來看，美國也不能不與中國多多溝通，使地球的溫室效應與酸雨問題，盡早獲得解決或減低之道。

限武問題，也少不了需要中國的參與。中國是眾所周知的武器供應大國，銷售對像包括巴基斯坦、北韓、伊朗、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這些國家有的久經戰亂，有的是野心勃勃，一心想擠身強權之列，當然有的不過是擁武自重，深怕被大國忽略罷了。

但不論是那一類型國家，中國售予武器，無疑提高了這些國家的攻擊力，連帶使其周圍地區提高警覺，或促使原已對立之對手也競購先進武器。這些影響，還不包括中國自己在軍事上的研究成果。當然，這主要是指核武威脅。

更不能忽略接棒一代的領袖人物

近來，美國、歐洲和日本，一直促使中國加入限武談判，尤其是在核武等軍備設施的限制。去年底中國簽署限核條約，並承諾按照飛彈技術控制標準來發展及測試飛彈，這些成就並不是終止，而只是一個過程。未來在全球的限武問題上，仍少不了中國

中國近年來，花在國防上的費用，也有減少的趨勢。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78年，中國4.7%的平均國民所得用在國防上，3.1%用在文教上。至88年，平均國民所得花在國防上的比例，降為1.6%，反而是文教所費比例升至3.5%。

而中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也努力減低國防人力，意即提高國防科技。以全國總預算而言，從84年到88年，國防占總預算的比例降低了21%，但自88年起，卻又提高到22%。為什麼呢？這些增加的預算倒並非用在武器研究開發上，而是用來安撫士兵的。因為面臨一個高科技的國防體系，人力自然而然的逐漸淘汰，士兵們感受到了人力無用的威脅。此外，增加的費用也多花在訓練士兵操控科技的學習過程。

中國對國防科技投注的心血，也是美國關切的焦點。尤其自蘇聯解體後，中國接收（或是說購買吧！）了不少現代化的新武器，包括最新型的航空母艦等。而前蘇聯的科學家，也被中國優渥禮遇，正為中國的國防努力邁向更大一步的未來。種種相關於全球軍事戰略優劣佈署的發展，使美國更不能忽視中國。

康乃伯和郎普敦給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建議是，除了要更積極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建立起最高層次（盡其所能的）的「對話」，即領袖會議，（不然也得要在某個領導層次以上）；更不能忽略中國接棒一代的領袖人物。

平衡中美領導階級對話的權威性

他們兩位認為，下一代的領導階層，接受西方教育，至國外學習的佔大多數，且多具備科技知識，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許多爭議，可能較易產生共識，能和美國溝通良好，加上下一代的中央集權力量漸漸式微，不像老一輩領導階層如此諱莫高深，讓人實在摸不清底細。

依照兩位作者的意見，其實可能注重中國接班一代更甚於現在的掌權者。其實，以克林頓的資歷及年紀，也實在不是鄧小平這批人的對手。在80多歲的鄧小平眼中，不到50歲的克林頓，不過是子孫輩的人物。以中國傳統政治的傳承年紀來看，四十八歲的克林頓，只能排在領導層級中的學習階段。故為了平衡中美領導階級對話的權威性，可能也不得不把聲望放在中國較年輕的下一代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