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科學研究

中華文化曾經卓然自立，中國社會曾經興盛繁榮。然而，在近代卻陷入連續不斷的內憂外患之中，在這種橫逆困厄的環境裡，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孜孜不倦，探索救國救民之路，致力於中國社會的重建和中華文化的再興。回顧這一百多年的曲折歷程，評判過去幾代人的奮鬥中所思所行，期能在反思中重整歷史文化，從而使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夠更好地致力中國現代化的偉大工程，這是當今關注中國命運的學者思想家們所共同努力達成的目標。

《現代中國歷程》一書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體現。此書是台灣《華視》在1991年冬所主辦的歷史文化系列講座的七位著名學者的演講彙編。於1992年10月由華視文化公司出版。此書的七位作者，屬於當今具有代表性的華人學者之列。其思想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代學者對於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認識深度和廣度。作為此書的讀者，我們發覺彙集此書中的思想與洞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激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索。

為求深化我們對於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使得我們能夠在不斷的認真反思和建設性的討論中更進一步，我們願與這些當代學者們交流觀點，此其一。同時，當代有代表性的學者所思所言，也是幫助瞭解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因此，試對此書中所涉及的幾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一些認識和討論，首先，讓我們集中討論一下對於中國社會的科學的研究問題。

（一）社會科學研究要求什麼？

發行人張家驤先生在此書的「序」中，不無激情地說，「在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史中，古老的中國這條巨龍卻顯得老了，病了。我們的問題，我們的病，我們的錯是出在那裡﹖『我們找這個答案好久，而且找得很辛苦。』」七位學者繼續這一求索努力，提出各自的見解。然而，我們覺得太多沿用的仍是傳統的「文、史、哲」的治學方法，而缺少社會科學方法的應用。

把「科學」與社會研究聯繫起來，意思也就是對社會現象的理解也要循科學方法來達成。科學方法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實驗性」－－一個科學從事者的見地結論，要能夠讓其他科學同事循一定的程序、具體地驗證同樣的結論。反過來說，如果其他科學同事提出另外合理可循的分析方法，也可能驗證出不同的結論－－即「證偽」的可能性。

唯此，科學事業才可能有「累積性」。這樣的要求，應用到社會研究上，研究者就必須以經驗材料為根據，循理性邏輯來推導。他至少要告訴他的讀者，他所據以出發的理論框架、觀察、概念是什麼，為什麼提出一個特定的研究課題，相關的實證資料在什麼範圍內去搜集，理論概念擬以什麼直接或間接的測量指標來連繫。在實證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之後，所得結論或對研究問題的回答，有多少普遍性、局限性。最後，還要提示此一研究在時空及實際條件的限制下，已經達到什麼目的，來日該做什麼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缺乏這樣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或社會研究的觀察，會使得我們在哲理思辨時有脫離社會實際而陷入觀念的抽像推導之危險。在歷史研究中，有專注上層政事而不視下層民眾的生活和意向之危險。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則會有脫離現實做理想化想像或者認蟻穴為井潭、視獨木為叢林之危險。所以，近代對於「文、史、哲」的反思也不能不滲入社會科學的理論概念或參考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

（二）社會科學研究的缺乏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其目前的缺乏，此書幾位學者都有程度不同的認識或感受。余英時先生在此書中指出，要研究中國現代價值觀的變遷，就不能只限於觀念世界，而應瞭解人們的實際生活；不僅要瞭解社會上層和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及生活（菁英文化），而且要研究普通民眾的思想觀念和日常行為（民間或大眾文化）。「如果我們要認真討論中國的價值系統在這一個半世紀的變遷，似乎只有在社會科學家和史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之後才能著手。」（180頁）

我們覺得，要想使得對價值的研究更深入，更符合社會現實，大量的經驗性、歷史性研究就不可或缺。可惜的是，恰如余先生指出的，經驗性社會科學研究還太少、太少。在這種欠缺的情況下，來談價值觀念轉變，實在很難。不過，因為至少他意識到對於整體社會研究的重要。因此，才能在顧及總體社會，得出結論說：五四時代對於傳統倫理價值觀念的批判之影響，可能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主要是衝擊到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中上層社會，「並不如一般想像中那樣無遠弗屆」。（215頁）

余先生的歷史回顧，在分析直到五四時代的這段歷史時，著墨很多，也很深入詳實。不過，對於後五四之歷史，則簡略帶過，而其論斷也顯得有些輕率。他所得結論是，傳統的名教綱常。從19世紀以來已經受到挑戰，到了五四的知識階層，正面提倡此一傳統的解體才得到「合法化」。但，在五四以後的中國社會，並未按社會發展的漸進程序，建構新體系來代替舊有的秩序。而由革命政權的新「名教」取代了。

這樣的分析與金耀基先生在說明「中國政治傳統」的文章（61-81頁）相當吻合。金先生解釋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政制實現的不是「儒教之國」，而是「國家儒學體制」。而且，就在這樣的一個傳統體制的基礎上，君權在中國解體、「黨國體制」或「黨國霸權」就在中國轉入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中，顯現為承繼者了。把列寧「一黨專政」模式轉嫁到中國來，國共兩黨皆為嫡傳。至此為止的分析是頗有新意，相當深刻的。然而，在論及最近這半個世紀的中國政治時，卻不見了前面的那種嚴謹論證。而簡單地批判說，大陸的黨國體制是「硬性的」，而台灣則為「軟性的」。前者為堅持一黨專政，而後者則以「民主為鵠的」（76頁）。

這後一段歷史，至少占此書諸學者回顧過去一個半世紀「現代歷程」的最近的三分之一。但是，除了戴國煇先生把焦點拉近到台灣政治社會在這段最近期的轉型過程，做較豐富的實征性分析之外。其他學者對於這段時期的中國社會的現實，則較少做實驗性的比較分析。結果，給讀者交代的最現代的《現代中國歷程》較多的是訴諸於「概念的」或「印象的」辨思，或簡約化的意識形態性的批判而已。

（三）歷史的與當代的研究課題

此書命名為《現代中國歷程》，回顧中國社會直到20世紀初，學者們所得的共識，大體相當一致。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價值觀念及相應發展的一套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直到19世紀末期，接近一種系統上的靜止平衡。因此，要接受西方文明，轉型為現代國家體制時，有一定的難度。知識階層首先做各種立場的反應，如清末的洋務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等等。但如勞思光及余英時兩先生所說，這些變革的衝擊，可能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漸漸從上層士族階級浸淫到中國全社會的各層面。不幸的是，緊接著抗日的「慘勝」（戴國煇語），就是國共內戰的赤熱化。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面對一個受封鎖的大陸以及被納入冷戰中，西方陣營地緣戰略中的台灣，兩個中國社會，在戰亂，社會動盪和政治強制等因素的限制下，不僅在中國大陸社會科學研究被迫停頓了幾十年，在台灣社會也有今天正在「平反」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延續至今，才有「台大哲學系事件」當事人陳鼓應返台開座談會的「雅事」。

這種政治對於學術的干擾，特別是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干擾，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科學家、史學家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實際的深入和全面的客觀瞭解，可以說，海內外的華人中國社會研究者，已經迫切地感覺到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缺憾，例如前已提及余英時先生的感歎，又如黃仁宇先生做為史學從事員，對於現代中國的社會實際，也只能從他個人的曲折經歷去取得靈感，許倬雲先生則怨懟地說：「留洋知識份子只作轉輸的工作」；而戴國煇先生50年代出國，對「二二八」耿耿於懷，前後花費30年功夫搜集人證物證資料，也要等到台灣政治空氣直到80年代轉陰為晴，才開始公開發表意見。

（四）社會科學的分工

由於對於當代中國本土社會研究的缺乏，中國文人學者仍繫著傳統的治學領域－－文、史、哲，習慣於細述「百年」前的古典，卻不習慣於從事對當今中國社會紮實的經驗的研究；習慣於縱橫馳騁而評說國家與民族，倫理與道德，卻不習慣於作勞思光先生在此書中說的「歷程分析」，在政、經、社的改革政策當中，應如何具體著手。

缺乏「歷程分析」，往往導致因果混淆甚至倒果為因，或把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簡約化為「目的論」或「意志決定論」。忽視或忘記了社會物質條件、社會體制結構，乃至國際環境因素等對於社會發展的制約影響，而過於誇大了思想觀念的作用或決定性。例如前已提及金耀基對於兩岸黨國體制的定性，又如書中高希均先生提出「富、強、康、樂」之次序模式。好像一個社會之不富乃由於決策領導不選擇致富之道所致。再如，許倬雲先生「反省80年的中國歷史」時也說出：「大陸在1949年以後，共產黨再一次把中國變成一個封閉的體系。中國不自覺地關閉，未嘗不希望恢復封閉的體系，重新組織一個內部的自足體系。」（170頁）

《現代中國歷程》一書的幾位作者都相當一致地提到中國社會需要更加多元化，或稱之為發展有「主體性」的民間力量，或「市民社會」。如果以市民社會的茁長為一個社會現代化的指標，則學者知識份子是不是構成市民社會裡的市民，就成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指標。然而，就如此書發行人在介紹此書中的學者時指出：「其中多位學者旅居海外，關懷鄉土，宏觀兩岸，立場超然……」（3頁）。「海外」，「宏觀」與「超然」，儘管都是我們習慣地接受為學者的美德。但是，這些正好是做社會科學研究者要克服的一些弱點。「海外」的隔閡造成搜集第一手資料的障礙；「宏觀」則不細緻地大而化之，與實驗性的研究方法保持距離；「超然」則不能得「個中韻味」，研究觀點立場局限為研究者的，而不是被研究對象的主觀、意義。對於現代中國歷程的問題，要索求答案，竟這麼單元整齊地找到做「轉輸」工作的學者族群，這也許反映了我們的知識學界的多元化已經落伍於現實中國社會在台灣，在大陸真正多元變化的進程。

對於當今中國社會進行科學研究需要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要求不僅僅是在學科上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民俗人類學等的分工，並且在研究問題的命題上，也該深入社會各階層，站在不同「階層利益」的立場上，有自覺地多面看問題。然後，學者之間相互交流、參照分工研究的成果，才能共同孕育出來更完整、更全面的「現代中國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