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深化改革 奠定統一基礎

在農村有相當堅強的實力

1989年以來，歐洲局勢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從柏林圍牆的拆除、華沙公約的解體，以至蘇聯的崩潰，一股由戈巴契夫所帶動的改革開放浪潮由西向東席捲，衝垮了原先的社會主義政權。即使地處東亞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亦未能免於此一歷史洪流。

在社會主義政權相繼垮台之際，不少人幸災樂禍，樂觀地預測這股浪潮將產生骨牌效應，衝擊中共政權。然揆諸事實，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權非但屹立不搖，反而更加深改革開放政策。在1992年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聲中，中國大陸更一枝獨秀地創下高達12.8%的經濟成長率，震驚全球。中共政權獨能自外於社會主義政權崩潰的連鎖效應，究其原因，不外下列三點：

一、中共政權在大陸是經由長期經營，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在國民黨貪污腐化、喪失人心之際，發動工農階級鬥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也是當時大陸人民自己的選擇。因而中共在基層，尤其農村，有相當堅強的實力，足以遂行有效的社會控制。反觀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卻是在二次大戰後，迫於國際現實政治，由克里姆林宮直接指派領導階級，空降至各附庸國而建立起來，本非人民自由的選擇，一般民眾對該政權亦敢怒而不敢言。

二、中共政權具有高度獨立自主性格。從1957年中俄共發生意識型態的爭執，1960年公開決裂以來，中共就一直是個獨立於俄共領導之外的社會主義政權。大多數社會主義政權，若未取得克里姆林宮的支持，往往難逃一夕之間土崩瓦解的命運，東德的何內克政權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中共為最早實施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政權。自1979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的生產力獲得大幅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升，經濟上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一般人民只曉得在非共世界裡，台灣觀光客的消費能力最強；卻忽略了在原社會主義國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員與留學生的消費能力也是最強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別在兩個對立的世界中，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成就，實在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驕傲。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主動的

1989年初，戈巴契夫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當時筆者即主張，就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言，鄧小平實比戈巴契夫更有條件獲得該獎。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固然同樣倡言改革開放，但卻也有三點不同：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原創性的，無論就深度、廣度而言，都是無與倫比的。1979年之前，除極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曾嘗試過夭折式的經濟改革外，在一個像中國大陸如此大規模的經濟體系內實施改革是前所未見的。其實，中共在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乃延續1956年「八大」的決議。中國大陸在1956年後的20年間，由於與俄共關係惡化，又歷經「反右」、「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以致經濟發展停滯、倒退，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鄧小平復出後，才有機會推動1956年「八大」的決議，從事經濟改革。戈巴契夫的改革則是在1985年，至少落後鄧小平六年，而且是在中國大陸的改革取得相當成就後才提出的。

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主動的，與戈巴契夫被動的改革顯然不同。早在70年代末，美國五角大廈的一份戰略分析報告即指出，蘇聯若再不大幅縮減軍費（包括裁減境外駐軍），則依其經濟結構，最遲到1985年，整個經濟體系就會瓦解。但由於1979年及1980年相繼發生阿富汗事件與莫三鼻克事件，當時總書記布裡茲涅夫去世後，繼任的兩位短命總書記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也分別因為疾病纏身及年紀老邁，難以有所作為。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才開始提倡「新思維」與「重建」。戈氏所推動的改革政策實際上是迫於形勢，情非得已，甚至是在70年代早就應該做的，只不過當時的國際情勢不容許罷了。相反地，中國大陸在1979年，無論就國內或國際情勢而言，均無非改不可的壓力。其經濟改革是主動進行的，是在長達20年過份頻仍的政治動亂後，才決定與民休養生息，致力經濟發展。

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實踐為基礎，是漸進而有步驟的；戈巴契夫則僅停留在傳播改革理念與調整共黨體質的階段。鄧小平掌權後所推動的第一件工作乃是在農村落實承包制，激發了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的積極性。不但改善農民生活，使農村出現一片難得的繁榮景象，更贏得廣大農民群眾對改革的信心與支持。依常理，經濟改革較易從城市與工商業做起。然而，城市的生活水平原就比農村高，改革也將拉大貧富差距，這正是大多數國家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波折不斷的原因所在。鄧小平則先從農村下手，使基層農民對改革的需要感同身受，從而為進一步的改革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

「打白條」不利農村的安全

1980年，鄧小平提出「經濟特區」的構想，並選定深圳做為特區。在當時環境下，經濟特區的構想本將遭遇很大的阻力。尤其是經濟政策向右轉若過於急劇，頗易刺激極左派的反撲，以致改革事業前功盡棄。鄧小平為避免政策左右搖擺不定，並深化開放改革，藉著香港問題，微妙地利用中國民族主義，高舉祖國統一的大旗，使得極左派對於深圳做為經濟特區的構想無從反對。亦即為求及早收回香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保持香港現行制度50年不變，並選擇離香港不遠的深圳做為經濟特區。深圳的經濟若辦得好，自可穩定香港人心，香港回歸祖國的願望當可及早實現。在選擇深圳做為經濟改革的前進基地後，第二個經濟特區－－廈門－－繼之成立，最後發展到五個經濟特區，且特區的領域不斷擴大。以廈門為例，設立特區時不過2.5平方公里，但至今已超過300平方公里。除了特區外，並開闢14個開放城市，以至從「沿海」、「沿江」擴展到「沿邊」及「沿路」，並適時引進市場經濟體制，為經濟改革開放的全方位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戈巴契夫的「重建」在經濟改革層面一直停留在觀念傳播的階段，不但人民生活絲毫未見改善，且其大部份時間都在從事黨內意見溝通、外交活動與裁減核武談判，未有具體步驟與策略來進行經濟改革，這也正是導致戈巴契夫下台的主因。戈巴契夫雖身為共產黨員，卻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過份迷信政治權力，忽略了「經濟」這個「下層建築」的重要性。

戈巴契夫的「重建」失敗了，整個蘇聯大帝國不但瓦解，經濟狀況也更為吃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卻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並且在持續深化中。然而，值此改革的關鍵時刻，也面臨了許多嚴峻的挑戰必須速謀對策，及早解決，才能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貫注新的動力。

首先是農業問題。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連地方政府都紛紛投身經濟活動，忙著投資，大搞鄉鎮企業。經濟過熱的結果使得地方政府將編列收購農產品的預算挪作他用，以致農民將農產品交到收購單位後，卻領不到現金，只能拿到收購單位所打的一張字條。這種「打白條」的問題相當普遍而嚴重，農民深受其害。依我國古代的青苗法或當前台灣的農業政策，當春季播種時，農民若無資力購買種子、肥料，政府輒基於體恤農民周轉較為困難，予其低利甚或無息貸款，迄收成之後再行償還。反觀「打白條」，不但未借貸與農民，反而積欠農民債款，根本是本末倒置，這個問題若未妥善處理，必將對農村安定產生極不利的影響。

所有制的建立宜早實施

此外，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帶動了農業機械化，使每位農民平均生產力大幅提高；卻也使農村產生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若任由這些隱藏性失業人口擁向城市，非但大量增加城市的失業人口，更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正是6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日益嚴重的農業問題的翻版。筆者認為，唯有創造更多「在鄉轉業」的機會，才能使轉業農民離農不離村，從而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同時建立「小地主、大佃農」的制度，以求充分利用機械耕作，擴大耕作規模，並防止農地的兼併與剝削。

其次，經濟改革後產生了大量的個體戶，這些個體戶相當於西方所謂的「自雇者」，由於必須自行負擔生活風險，致某些收益較差的個體戶無法獲得妥適的生活保障。因此，有關個體戶的健康保險與老年生活保障應盡早規劃，以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在國營企業方面，由於每年逾四百億人民幣的虧損，將來必難逃停、關、轉的命運；若無法妥善安排職工出路，以安頓其生舌，勢必造成大量對現實不滿的失業群眾。此外，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為帶動改革的全面發展，勢必先讓部份人或部份地區先富有起來，如此一來，難免加深貧富差距，導致城鄉發展失衡，形成社會和諧的一大隱憂。

上述問題若處理不當，可能給極左派創造推翻改革開放政策的機會。其實，鄧小平對極左派的處理態度堪稱高明，不講「反左」，只講「防左」，並未完全封殺左派的活動空間，以避免重蹈從前冤冤相報、政策搖擺不定的宿命。一、二年內，鄧小平固然有辦法掌握極左派，但是五年、十年之後，還有誰能掌握得住呢？因此，隨改革而來的後遺症，實應盡早解決，以壯大改革開放的聲勢與力量。

最後則是「所有制」與資本市場開放的問題。目前中國大陸商品市場的開放已達90%，原材料市場也已經開放50%，並擬逐步提升至70%，但是資本市場卻尚未開放。以中國大陸的國民平均儲蓄而言，1978年以前每人平均約僅四塊人民幣，但至今卻已達一千塊人民幣。在儲蓄大量累積，購買力大幅提升，生產力卻無法同步成長的情況下，若無適當投資管道，市場上供不應求，終將導致通貨膨脹。為防止嚴重的通貨膨脹吞噬、毀滅改革開放的成果，所有制的建立與資本市場的開放宜盡早施行。

資本帝國主義長期掠奪的結果

中國大陸自1949年之後，八年內沒有內戰，也沒有政治運動，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然而，1957年之後就陷入長年的政治運動與階級鬥爭中，以致平白浪費整整20年。自1978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迄今難得擁有15年的安定發展期，期間雖曾發生六四天安門不幸事件，但由於民心厭惡動亂，不願重蹈文革覆轍，幸未持續擴大。其實，早在1986年，通貨膨脹壓力已相當大，物價飛漲、「官倒」等改革的後遺症引發民眾的不滿，導致1987年初一連串的學生運動，當時總書記胡耀邦因而下台。六四天安門事件亦應視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陣痛，是激烈的內部矛盾達到飽和時的必要宣洩。

若從外資與台資的成長來看，1992年一年流進中國大陸的外資比1980年至1991年12年的外資累積總額還要多。1980至1991年12年的台資總額依官方統計資料約34億美元，但1992年一年的台資即高達55億美元之多。這種現象說明了過去大家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普遍缺乏信心；畢竟過去的經驗太過慘痛，以致有意前往大陸投資者大多猶豫不前。然而，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改革開放政策非但未曾轉變，反而持續深化。尤其是去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更將整個改革開放推到一個新高點。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又進一步確認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鄧小平路線，徹底揚棄了馬列教條主義與階級鬥爭路線。今年3月初，八屆人大更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這一連串建立在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理論，不但為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奠定穩固的基礎，更賦予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極為活潑與發展的可能性。

台灣由於過去被日本統治長達51年，戰後又深受美國影響，青年學子大多負笈美、日兩國，而且美、日也是台灣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以致台灣同胞的世界圖像大多偏限於美、日兩國，對僅一海之隔的大陸，大都不甚瞭解。因此，自開放大陸探親以來，不少同胞常會不自覺地拿中國大陸與台灣、美國或日本相比，從而瞧不起大陸。殊不知在整個地球上，富有國家多集中在西歐、北美、日本、新興的亞洲四小龍及人口稀少的澳、紐，大部份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多達全球人口的78%－－多處於飢餓邊緣。南北資源的分配不均正是資本帝國主義長期對非西方的南方國家掠奪的結果。而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備嘗帝國主義的欺壓與掠奪。台灣的割讓日本亦是此不可分割命運的一部份。

應與異議人士和解

對於中國大陸能漸漸擺脫過去的窮困，我們毋寧應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一方面盡量避免以「台獨」刺激中共，俾使其能集中全力推動經濟改革；另一方面更應積極主動地提供我們的發展經驗，以縮短其完成現代化的時程。畢竟，中國大陸的和平與繁榮，對海峽兩岸關係的進展有正面的意義。台灣同胞應勇於走出「二二八事件」的陰影，徹底揚棄將「反國民黨」、「反外省人」與「反中國」畫上等號之過份化約的思考模式。所有政治人物亦不應再濫用國民黨過去40年來所提倡的反共與恐共教育。筆者以為，不僅應盡快開放「三通四流」，更不應再以任何形式的政治干涉，阻礙兩岸人民民族感情的自然交流。

對於中共．筆者亦在此呼籲：值此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為表示改革的決心與和解的誠意，應將在押或滯留海外的異議人士，如魏京生、千家駒、方勵之、嚴家其、劉賓雁、柴玲等人盡速釋放或保證其自由進出中國大陸。如果連喝共產黨奶水長大的知識份子都不願與中共和解，又如何能期待港、澳、台的同胞相信中共有和平統一的誠意呢？

在兩岸交流互動日益頻繁之際，我們必須認清：只有整個中國的安定與繁榮才能確保台灣的進一步發展；唯有兩岸彼此尊重，培養良性的互動，建立互信的基礎，才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福祉。因此，我們有責任幫助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兩岸任何經貿、投資的合作都應建立在雙方互惠的基礎上。只要雙方能在「互為主體性」的基礎上，增進瞭解、加強交流，必能在50年、20年甚至10年內，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和平統一模式。如此才是水到渠成的統一，才是有尊嚴、能持久的統一，也才是能為中國開出新紀元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