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前途問題

專訪浸會學院歷史系主任鮑紹霖博士

蘇偉業


80年代以來,中國踏上了開放改革這條不歸路,短短幾年之間,情勢瞬息萬變。究竟,這一個在巨變中的古老民族,是否真的會如一些西方學者預測一般,將於21世紀再一次的振興?當前的中國存在著一些怎樣的危機?分隔達40年之久的海峽兩岸又會否於可見的將來走上統一之途?到底兩岸統一的障礙在那裡?就以上種種問題,筆者特地訪問了本校歷史系主任鮑紹霖博士。

現代國家意識的薄弱

鮑博士指出,當前中國其中一個令人憂慮的危機,是中國人(尤其海外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不足。他表示傳統以來中國人的宗族觀念重於國家觀念,人民對「家」的感受遠超於「國」。相比起國家規模小得多的歐洲人的那種民族國家意識,「中華民族」或「中國」對中國人而言毋寧更像一個文化的綜合體。

「中國人根本未有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作好準備。中國傳統政制只到縣不到鄉,少與外國接觸的中國人對鄉土的認同比對國家的認同強得多。清末以來雖有提倡民族主義,自民國始在制度上也有所改變,掌握中央政權者希望把政府權力直達於最低層,衝破鄉土半『自治』的傳統,但國民之根本意識始終未有動搖。蔣介石時代的新生活運動及中共建國後的許多政治運動都嘗試提倡國家民族意識,這些嘗試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新植的國家民族觀念與歐洲人比較,基本上還是脆弱的。

鮑博士認為中國人並沒有像以色列人、日本人或巴勒斯坦人一般重視國家民族意識,加上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多災多難,對不少中國人而言,國家似乎只是爭權奪利及欺壓國民的工具,這無疑減低了民族整體的凝聚力。

民族主義應該被遺棄嗎?

不少學者質疑過去百多年來中國人所大力鼓吹的民族主義,有人認為只有揚棄了民族主義,中國才會找到自由、民主,著名學者李澤厚先生甚至預期民族主義會在未來幾個世紀內逐漸消亡〔註1〕。對此鮑博士不表贊同:「我本人反對狹隘、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更不贊同擴張性的民族主義,但現今有許多人把反對過激的民族主義錯誤地等同於反對愛國、愛民族,有些人更只顧及個人發展而忽略了對整體的義務及對共同目標之追求,這是一種不智的做法。」

鮑博士自言自己並不會迷信任何主義,因為無論那一種主義均有其本身的缺陷,但各種主義有它的理想和目的,反映出一個時代某一個群體的信念,不能全部抹煞。清末民國以來國人提倡民族主義自有其背景及需要。現時有不少人將民族主義之過激表現和民族主義等同起來,把反對「過激」的做法視為反對民族主義,甚至愛國主義。他們過於注重某一些目標--例如民主、自由--的追求,把民族主義視作障礙及「過時」,也不留意前者只是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追求的共同目標的一部份,這是非常危險的,環顧全球,根本未有任何先進國家願意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土完整。美國是一個以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及個人主義聞名於世的國家,尚且沒有放棄民族意識,也沒有讓印第安人獨立、自治;而歐洲各國,以至以色列、日本等國家亦從未放棄以民族主義對其國民之灌輸。鮑博士並不認為中國已有資格安枕無憂地去倡議放棄民族主義。他指出近代中國歷經憂患而倡民族主義,旨在集結國人力量,求存於世界之中。中國至近年才恢復較正常之運作,經濟亦稍有起色,放棄民族主義不免使國人之認同受損,導致國家分裂而民族陷於內鬥。多年來兩岸政權互防,實在已浪費了不少寶貴資源和時間。

「放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並不是本世紀才提出的,新文化運動時候便有理想家提倡世界主義、『世界語』及放棄民族國家分界,但至今大家仍未見到一個沒有階級、國家、民族分野的世界出現,而從人性傾向看來,我認為這個情況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團結一致追求國家民族之共同目標

現今的中國人除了存在著民族身份認同受損之危機外,對國家民族共同目標的追求也出現了分歧。鮑博士認為當前的中國人應堅持百多年來國家民族追求之一系列目的,決不能只重視其中部分不惜代價地去爭取。在台灣,有些人為了保持個人短暫之權力,刻意宣傳及維持分離的氣氛,以保有其「小朝廷」,其中包括以「民主」為名,扶植或縱容分離分子,去打擊國民黨內外的「統派」勢力,為了爭奪黨內權力,不惜推翻民國以來力求全國統一的歷史目標,甚至謀求分裂,完全漠視國人長期的目標和利益。

那麼,近年在國內外所掀起的爭取民主的浪潮,又可否被視作一個有推動力的民族目標呢?鮑博士表示,近代的中國其實有許多應該追求的目標,例如國家富強、民族尊嚴以及民主、自由。謀求這許多目標是不易一蹴即至,但如只堅持部分而放棄其它則容易出亂子。例如國、共兩政黨均曾過分倡議民族主義而出現專制極權統治。基本上,除了民族生存的目標是絕對優先之外,其它的都只能作策略性的先後安排而不能在原則上放棄的。

現今有一些人似乎有只為爭取一個目標而放棄其它目標的傾向。例如,香港近期的政改爭議中,便有一些以民主自許的人士認為寧願放棄97前後的政制銜接亦要爭取95年增設的幾席直選議席。鮑博士對此論點甚保留,他首先提出我們要對英國人建議此政改方案的動機採取謹慎態度,並小心衡估他們會否以少量的民主換取我們重大的利益。他質疑如果英國人僅以幾個直選議席去換取無上限的機場建築費,我們又應否支持?

再者,鮑博士認為人們可能沒有留心中國自開放以來轉變之大實超乎一般預期,香港人應耐心等待,並努力與中方合作,間接鼓勵這種改變持續。他表示,浪漫主義在現實政治根本毫無用處。爭取民主自由固然重要,但須配合客觀環境,歷史上至今仍未出現過在沒有強大資產階級的國家內成功建立真正民主制度並長期有效地實行的先例。六四的失敗也許正是因為中國經濟改革未造成一個強大而支持政治改革的資產階級。

甚麼是國家統一的最大阻礙

鮑博士在其《台獨幕後》一書的導論篇中曾說到:「作為一個中國人,作者希望中國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但絕不漠視或者低估中國人在尋求統一過程中所要面臨的各種各樣的難題。」〔註2〕那麼,鮑博士所指的各種各樣的難題到底是甚麼──是大陸不願放棄以武力攻台作為最後手段的態度?是台獨倡議者的分離運動?是台灣與大陸之間數十年相隔所形成的文化隔膜?還是美國在背後所策動對台灣問題所作出的干預?究竟實現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在那裡?

大陸對台政策

中共一向強調只有一個中國,近年更提出一國兩制及兩黨談判,在統一問題上做得甚為積極。然而亦有認為中共在外交上多方面孤立台灣,堅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統一,以及始終不肯放棄武力攻台為最後手段的權力,是導致兩岸未能洽談統一計劃的一大障礙。鮑博士對此論亦表異議:他指出中共雖反對台灣政府和外國建交,但卻無干涉其商貿交往。他認為中國實希望加強兩岸經濟合作的緊密度,在政治上則力吹談判,這些都是和平統一的方法,不能盡言之為「統戰」而一概否定。在對台用兵的問題上,人們大多認為中共堅持「有權」使用武力是侵略性或不和平的表現,然而,持續分離的確有可能導致台灣與中國永遠分裂,要大陸政府放棄武力攻台的最後選擇是極不可能的。事實上,人們亦不能期望任何主權國家放棄以武力作為平定分裂的最後手段的權利。

台灣的分離主義

鮑博士認為台灣人對中共的恐懼感是台灣的分離主義的最大誘因。四十多年的分隔期間,國共兩黨在政治宣傳上均極盡醜化對方之能事,台灣人民一向對中共存恐懼之心。他們在得悉這個一直在他們眼中千瘡百孔的「匪權」在軍事實力上遠非自己能及之後,已沒有「反攻大陸」的希望;加上數十年來擁有獨立於大陸以外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部分台灣人傾向自立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鮑博士又指出,台灣獨立浪潮的日漸高漲並不單純為台灣人恐懼共黨的心理所造成,當政者實在有著無可抵賴的責任:不少台灣現政權的官員只顧及保留一己權力,毫不抗拒甚或有意使台灣保持分離,達至「獨台」的目標。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目標和利益並不重視,也不熱衷於踏出談判的步伐,對兩岸民間交流及經貿投資活動亦諸多限制,以免兩岸關係過密而不可自拔,他們做法與民族利益實相違背。

鮑博士亦提醒國人不可忽略美國在台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國對台獨的倡議

美國與中共在台灣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議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鮑博士認為太多的中國人昧於台灣問題的複雜性,亦無法想像美國人對台灣的興趣是如何濃厚。美國自韓戰時出兵將台灣海峽中立化之後,便不斷在法律上尋求分裂兩岸的理由。表面上美國對台灣一直提供著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數十年來在經濟及文化上已培植出對台灣極根深柢固的強大影響,暗地裡卻大力扶植台灣分離份子,並不斷向國民黨施壓,以提倡民主為名,迫使當局向台獨份子開放政治。這些不斷的努力,終於在蔣經國死後得到成果,近年許多美國著名學者及國會議員均向台獨份子作出大量援助及公開支持,使美國對於台灣主權的干涉公開化、明朗化。鮑博士認為,在中國統一與否的問題上,美國將會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總 結

總括而言,鮑博士表示很難斷言那一個問題才是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但中國統一的道路肯定不會平坦。而當筆者問及統一前景是否十分悲觀的時候,鮑博士則表示當代中國最令人悲觀的乃海外中國人對國家民族觀念的混淆不清及淡薄。對國家民族的共同目的也意見分歧,難以同心協力,共保中華。看來,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及民族共同目標的追求將是這一代中國人需要深思的問題。

〔註1〕李澤厚:《關於民族主義》,錄於《明報月刊》1993年3月號(香港;明報出版社,1993),頁56。
〔註2〕鮑紹霖:《台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香港:中華書局,1992),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