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臨終論世界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1913-1994）是20世紀少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在患病去世的幾天前，他剛剛完成了他寫的最後一本書《和平之後》。在這本書中，尼克森以其獨特的戰略眼光，從美國本身利益出發，對美國在當今未來世界的使命、俄國政局和美國對華政策等等重大問題都作了精闢的論述，十分有助於我們對美國外交政策和世界格局的理解。

兩個巨人的對話

尼克森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會晤是在1976年2月。雖然毛澤東那時已重病在身，但思路仍相當敏捷。在交談中，尼克森提出中美兩國必須繼續合作以求和平。毛突然反問道：

「和平是你們的唯一目標嗎？」

尼克森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問這個問題，停了一下，才答道：

「我們應該為正義而尋求和平。」

尼克森在《和平之後》一書中認為，當時的回答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已不適用了。那時美國的目標是結束東西方對抗，以避免核戰爭，並謀取代專制的和平和正義；今天看來，那只是美國長期戰略的一部份而已。他強調美國必須具有遠大的目標，只有這種遠大的目標才能把國家和個人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現在的敵人不再是共產主義或納粹主義，而是會導致自我毀滅的悲觀主義。他引用了戴高樂的一句名言：「法蘭西只有從事宏偉規劃時才顯示其真實自我。」

尼克森認為只有美國具有領導世界所必具的軍力、財力和政治勇氣。德國和日本有相當財力，但缺乏軍力；中國和俄國具有相當軍力，但缺乏足夠的財力。這些國家都沒有過領導世界的經驗。因為聯合國龐大臃腫，無法有效運作，所以美國必須利用聯合國，而不能讓聯合國所利用。美國必須領導世界，但也不能處處插手，成為國際事務的911電話台。只有涉及美國「重大利益」時，美國才能進行軍事干預。索馬利亞和海地都不屬此類。有趣的是，尼克森認為美國在波斯尼亞戰爭初期應該果斷進行軍事干預，以抑制塞爾維亞的侵略。那麼，美國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的「重大利益」又在哪裡呢？他在書中也未能講清楚。這其實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後一方面在相對一元的政治、軍事氛圍下擴張「自由和民主」的雄心。而另一方面又承受不了任何軍事干預可能引起的傷亡（如索馬利亞）。事實上，美國公眾已無法接受美國士兵在域外大批死亡的這個可怕現實了。

會見俄國反對派領袖

尼克森在去世前的一個月以前曾訪問了俄國。那次訪問中的最突出的事件是尼克森在會見俄國總統葉利欽之前卻先會見了剛被大赦釋放的俄國前副總統羅斯科。為此，胸襟狹窄的葉利欽曾氣憤地取消了與尼克森的會晤，儘管他後來為此懊悔不已。

尼克森認為俄國終究會強大起來，問題是強大的俄國會成為美國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他說，最大的危險是忽視美國和俄國之間的分歧和差別。葉利欽不是一個民主憲政下產生的總統，而是個殘酷無情的俄羅斯愛國者。尼克森和美國決策圈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也承認俄國經濟改革前景渺茫；但他認為美國還是應該積極援助俄國，努力使之成功，而不能坐視待斃。

很顯然，尼克森提出的對俄政策是個更長遠、更全面的政策。他的政策有先人一步的地方：在戈巴契夫在台時，美國應該扶植葉利欽的力量；在葉利欽在台時，要注意扶植其他反對派（用尼克森的話說，也是「民主派」）的力量，以保證美國對任何新政府、新領導的影響力。當然，如果羅斯科能在1996年當選上俄國總統，那麼尼克森的一番苦心也就沒有白費。但是，這種「平衡」的對俄政策也有其不平衡的地方：葉利欽在聽到尼克森會見羅斯科時，曾憤慨地說，俄國還是一個大國，而不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張牌；而反對派們大概也難忘記克林頓在葉利欽炮轟議會大廈時竭力支持他的場面。無論如何，尼克森提出的對俄政策在俄國反對派力量日強的情況下實為明智之舉。

美國對華政策

尼克森在生前是美國朝野人士中對中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人物，因此他在《和平之後》一書中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的批評也格外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首先充份估計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他認為中國在下個世紀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國。雖然俄國威脅消滅了，中國與美國仍需互相合作，中美關係仍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中國正逐步成為一個世界第三大軍事和經濟強國，她也足以在東南亞、中東和波斯灣等地區性衝突中起重大作用；她是唯一能對朝鮮有所影響的國家。如果中美關係變得對抗而不是合作，那麼，美國不應低估中國在全球破壞美國利益的能力。

他也談到了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他認為，雖然有些人權批評是正確的，但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會是「一個可悲的錯誤」。

他認為，鄧小平在1992年年底定下了中國與美國新總統打交道的基本政策：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他寫道，克林頓當局的初期動作恰恰是增加不信任、引起麻煩、威脅不合作和挑起對抗。克林頓總統在一封致北京的信中，列出了從貿易到人權的14項批評，從而導致了幾個月的外交對峙，把兩國建設性的關係幾乎推向破裂的邊緣。他忠告美國政府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對待中國就應像對待一個大國那樣給予應有的尊重，而不能把她當作一個僕從國看待。

根據克林頓頒布的行政命令，美國政府必須在今年6月3日以前根據中國是否在人權方面作出「重大、全面的改善」而決定是否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這個把貿易與人權掛鉤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3月訪華之後已名存實亡。現在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是如何找到可信的理由延長最惠國待遇。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的領袖們正在考慮對中國國營企業的產品取消最惠國待遇，但這種做法有兩個壞處：一是很難實施，究竟如何區分什麼是國營企業生產的呢？是看標籤嗎？還有，如何處理外國與中國國營企業合資的產品呢？第二個壞處是這種仍把貿易和人權掛鉤的政策會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埋下後患。克林頓經過這次進退兩難的困境後，想必會吸取教訓，不再把自己鎖在出不去的籠子裡去。但面對國會與輿論的壓力，他也有可能接受此下策，而在以後的一個適當時期內再尋求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

另一種可能性是，克林頓乾脆一次甩掉這個包袱，列舉中國最近釋放王軍濤、於浩成等著名人士的例子，以及中國在移民、勞改產品、西藏問題上的改善，宣佈中國已基本達到了「重大、全面的改善」而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宣佈停止把人權與貿易掛鉤的做法，而成立一個由行政當局和有關國會議員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與中國相應的委員會或機構就人權、貿易、地區安全、武器轉讓等廣泛問題進行定期磋商、加強中美兩國的合作和信任，使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

看來，尼克森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已逐漸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佔據上風。如果這種政策對中美兩國根本利益都有好處，美國政府現在改弦更張也為時不晚。可惜的是尼克森已不在人世，美國決策人士在將來只好多看看《和平之後》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