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李登輝的思維邏輯

4月30日起，一連三天《自立晚報》刊登李登輝先生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用日文的對話，緊接著李總統又代表「中華民國在台灣」訪問中南美洲和南非，也說了許多「石破天驚」言人之所未言的話。這些話最近在海內外，包括中國大陸人士聽了之後，引起不少人的「相當震驚」，有的人甚至說：「簡直不可思議」。本文嘗試從李登輝的思維邏輯來解讀這些文字的深層意義。

和中華文化的大傳統脫了鉤

要瞭解一個人，最好從他的「思想傾向」（Mindsets）著手。思想傾向包括了一個人的信念、態度、價值或世界觀，這些東西都是一個人呱呱墜地後，在家庭、學校或社會中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形成的，一旦形成，則人看待或解釋外在世界的種種言論，都免不了要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它的影響。可以說，一個人有怎樣的信念或價值，他就會根據那個信念或價值來觀察世界，這裡沒有什麼「價值中立」可言的。當代物理學家也已承認「信念即所見」（Believing is seeing），而非「見了才相信」（Seeing is believing）就是這個道理。

有怎麼樣的生活經驗和教育背景，就有怎麼樣的思想傾向，除非一個有創造力的領袖（a creative manager）時時反思自己的「思想傾向」，也能仔細地體會別人的「思想傾向」，否則他的言論必易陷於僵化的固定模式而不自知。這六年來，台灣統獨之間的爭議，或兩岸關係的詮釋，種種光怪陸離的言論，皆充份呈顯了這個道理，有必要進行冷靜地學術討論。

李登輝的言論，也必須從他幼年時期的成長過程來理解。大致說來，李先生的成長過程是相當日本化的，在日據時代，有許多台灣人頗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意識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頂天立地，誓不低頭，不僅不認同日帝，在文化思想上亦始終保持中國人的氣質，例如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吳三連、蔡培火、陳逢源、賴和、周合源、蔡惠如、王敏川等人，這些人可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承先啟後者，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心要打擊壓制的對象。很奇怪的是，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乙文（以下簡稱《悲哀》）中，我們嗅不到李登輝先生一絲一毫中國人的氣息，他好像跟中華文化的大傳統脫了鉤似的，成為道地的日本人似的，與充滿日帝色彩的司馬先生一鼻孔出氣。

據我們的資料來源，李先生的教育背景以日文最為擅長，其思維邏輯和世界觀比較和日本人接近，他雖留學美國，英文說寫能力均不行，在其本行農業經濟學也不甚靈光，統計學和數學並不精，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修讀蔣碩傑貨幣銀行學的課，成績並不好，至於中文，大家有目共睹，從他所用的詞語和典故中看不出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淵源，倒是常見他引用聖經的典故，和台語中諸如「吃果子拜樹頭」之類的俚語，這一點和另一位台籍大老林洋港先生常引用中國古書的名言，大異其趣，也說明了兩人的思想傾向，一個是「急獨心態」昭然若揭，一個則是主張「不急統，不可獨」，兩種政治路線和他們的思想教育背景，你能說沒有一點關係嗎？

以自我中心為推論的出發點

李登輝的思維邏輯並不複雜，從他的表情，和種種言行來看，他並不是一位很有擔當的領袖。南懷瑾先生在今年2月大年初二在廈門禪七說過一句至理名言：「一般政治領袖人物內心都是很自卑的。」（見《新新聞》第366期，3月12日／19日，頁12-13）這多少可以看出他在《悲哀》乙文中吹噓自己為「軍事天才」的自卑心理。

以下我們以《悲哀》乙文為主體，配合他最近出訪中南美洲和南非所發表的言論等等，分四個方面來解讀李先生的思維邏輯或思想傾向。

一、以自我中心為推論的出發點：一個有創造力的領袖不僅會時時反思自己的「思想傾向」，也會暫時跳脫主觀上自我中心的局限，從他人的立場觀點或從客觀面來看待問題演變的複雜性，這一思想精神即是道家的精髓，例如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這都是從客觀面來觀察問題。李先生缺乏道家的思維邏輯（一般人大都缺乏，不止李先生一人而已）相當明顯，例如台北市長黃大洲在民意的表現一直相當不好，捷運工程一再出事，這在負責任的民主國家（注意：有的國家空有形式上的民主如台灣，即因責任不明故也），他的長官老早就要俯察民意予以調職，那有像這樣愈干反而愈穩的道理，至於陸委會的黃主委的民意反應也一直不好，好像「不動如山」，這都可見李先生太過於固執「自己人」的關係，如為自己前途著想，換上能幹的人，相信對李先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英明的領袖都會這樣做的。准此可知，李先生用孫震當國防部長，亦未從客觀條件上考慮用人，這應從李過去並不太看得起孫的背景說起，及郝柏村斥責孫震無能，以及李郝之間的不歡等主觀面來思考，就能理解李先生的「治國理念」原來是如此這般的自我中心也。其他如一夜之間把「委任直選」改為「公民直選」，「取消行政院長的副署權」、「我有一個夢，希望在有生之年，有機會把政權和平移轉給另一個人，不要在死後才交出政權」（在哥斯大黎加記者會上，5月8日，《聯合晚報》）。在南非又提出「曼德拉總統是政治改革的天才」，乃至於稍早就千島湖意外事件發生後罵中共是「土匪」，這些都可以說明李先生思考問題，幾乎很少從客觀面或制度面來看待問題，習慣於從自我中心出發，根據自己狹隘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憑直感的情緒，不顧歷史事實，隨感而發，他的話淺者見之似乎有理又說不出所以然，深者見之只好暗自感歎：「余欲無言也乎！」

日帝教育成功的典範

二、以過去狹隘的世界觀投射到對現在與未來可能世界的詮釋：李先生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又呼應司馬先生說：「中國」這個詞是含糊不清的。從歷史事實來說，鄭成功早就說過：「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因西元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依據《馬關條約》，台灣才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50年，於1945年因中日再戰，日本戰敗，台灣歸還中國，而中國國民黨則是當時「一個中國」的執政黨，她因內戰失敗而退守台灣，台灣當時亦未獨立，如何能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呢？如果李先生要把她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似乎也應該想想他很喜歡的一句台灣俚語：「吃果子拜樹頭」，你不尊重歷史演變的過程，急於建立「歷史的新開端」，志向不可謂不大，但想要以斬斷傳統的手法，來建立新開端，從歷史來看是不可能成功的，民初的新文化運動即是一例，那時反傳統的結果，證明只是一場急躁的、無知的悲劇而已。至於說「中國」是含糊不清的，呼應司馬先生所謂「中華」、「中國人」是含糊不清的，尤見李先生急獨心態昭然若揭，這也是日據時代日本統治者打擊那些堅持「祖國統一派」、「堅持中華文化精神」台灣人的主要原因，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刻意培植「沒有中國意識、沒有中國人意識、沒有中華文化意識」的主要理由，李先生今日的無中國意識，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思想教育成功的一個典型或典範。

其實，在我們看來，「中國」這個詞是很清楚的，國際上只承認現在只有「一個中國」；「中國人」即是具有中國國籍的國民，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國籍者都是「中國人」；李光耀具有「新加坡國籍」當然是新加坡人，但從文化角度來看，凡認同中華文化者亦可把自己看作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華人），就好像在東南亞有許多華僑，雖有印尼國籍、馬來國籍、泰國國籍，但他們的語言（主要是廣東、福建方言）和生活習慣卻認同中華民族，亦往往自認為華人，這就是已故大哲學家唐君毅先生所強調的「中國人的歷史文化意識大於地理上的區隔」的意義。其次，從語義上說，當代物理學、地質學家等無不承認語言的不精確性，也沒有必要定義十分精確才能溝通的，方法學大師K. Popper即對此有嚴肅的討論。

誇稱自己是「軍事天才」

三、強不知以為知，缺乏宏觀的歷史動態演進趨勢的瞭解和政治經驗的體驗。李先生早在台灣省主席任內倡導「八萬農業大軍」，一陣旋風後政策落空；他看到企業界一窩蜂跑到大陸去投資，乃指示花蓮縣長「開發東部」要大家「產業東移」，結果又是一陣旋風後政策落空；最近又呼籲企業南向政策，不久發生印尼排華事件，雖然李先生很有風度沒罵人家「土匪」，但東南亞的民情風俗、治安狀況、排華歷史，看來又會使南向政策落空了。最近李先生稱讚曼德拉是「政治改革天才」，誇稱自己是「軍事天才」，均可見他的思惟邏輯偏向主觀面的「天才論」，忽視客觀面的群眾智慧和制度上的改造。這又與他去年底在縣市長選舉時說，為了選舉勝利下跪也可以的「下跪論」異曲同工，都偏向於認為個人主體面的動作，即能發揮作用，不顧客觀形勢的作用。最明顯的是說：「兩星期舉行一次軍事會議，軍事專家們都驚訝李登輝總統怎麼這麼快就能夠習得軍事知識，據傳稱我是軍事天才呢！」從這一句話，我們看不出他有一絲絲「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的文化修養。沒有打過仗的文人總統吹噓「軍事天才」，對照另一位文人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後反而說：「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兩人的境界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四、只有台灣人意識或日本人意識，沒有中國人意識：李登輝生為日本皇民，22歲時才從日本人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但這只是形式上的中華民國國民，實質上他的語言以日語和台語為主，他的思想崇拜德川家康，他曾說中華文化在中國大陸早已消失，他的總統公民直選目的在於建立台灣獨立共和國，這種種言行使人們感到我們好像請了一位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來統治台灣，企圖切斷與中國民族中華文化的淵源，這種戰略意圖實際上即暗合美日兩國「拆散中國」的大分化策略。所以司馬先生可以不顧實情說「台灣是文明國」，他所謂的文明只是送牛奶送報紙可以安全送達消費者手中而已。李先生竟在不久之後接受《自由時報》的訪問時，毫不考慮的鸚鵡學舌般的，抄襲司馬遼太郎的「文明」定義。（《自由時報》4月15日）同樣的，李登輝也不顧實情，例如民國47年的八二三炮戰和兩岸對峙根本是二次大戰後美蘇等強國冷戰對峙所形成的局面，妄稱「過去40年兩岸武力對峙是騙人的」，這樣不顧歷史形成的客觀形勢，拚命地從自己主觀的願望上來說話，其目的恐怕只有當事人「急獨心態」才能有效說明了。

異化社會的病態

最近一期《新聞週刊》（Newsweek）專題報導亞洲大都市，指出亞洲各大都市因經濟快速成長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很多都市陷入擁擠、污染、噪音、交通壅塞、貧窮、犯罪等嚴重問題。《新聞週刊》並以八項生活品質指標衡量亞洲最差的都市，其中台北市在兩項指標的五個最差都市中排名在內，交通壅塞排名最差都市的第三位；在公共安全最差的都市排名第二，平均每10萬人口有8.7人遭到謀殺，僅次於馬尼拉。我們相信《新聞週刊》的報導並無扭曲真相的必要，這種治安的惡化，其實只是最近六年來才出現的現象，主要與社會風氣敗壞和政治風氣的墮落有關。

六年來，像台灣目前這樣人心日益貪婪腐化，搶劫綁票、金錢遊戲、股票及房地產炒作、部分政府要員與財團、立委不能劃清界線、地方議會黑道金錢充斥，真不知文明在哪裡？若以學術名詞來形容，台灣社會是一高度異化（Alienation）的社會並不為過。

其實，司馬先生說台灣是文明國的證據相當脆弱，他在方法論上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好像我們說：「張三今天氣色不好，身體有毛病。」張三回答說：「不對！我的腸胃很好啊！」中醫的方法論是「全觀性的途徑」（Holistic Approach）「整體大於部份之和」，整體有他獨特的特徵，不能光由局部特徵來說明，好像一個人的眼、耳、鼻各部分都很美，但組合成一個整體，這個人可能並不美。台灣是不是文明國，不能從局部來看，因為從局部看，台灣的優點還不少，在島內有證嚴法師那批善心人默默為善，台灣的政治風氣再爛也還有馬英九、王建等那樣清廉的人物，司馬先生只要從局部性的特徵就可以舉出一籮筐的好事證明台灣是文明國，但這樣證明的方法論是有問題的，難道司馬先生真是明察秋毫不見輿薪之輩，看不見我們前面所舉台灣社會的整體特徵嗎？地方議會選舉嚴重的黑道暴力和金錢遊戲的貪贓枉法都看不見嗎？可見司馬先生有偏見的意圖，再去舉例說明的心意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台灣社會演變成這樣高度異化的情況，乃是這六年來變本加厲的結果。老實說，要治療這種異化社會的病態，最好的藥方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的思想最有效，例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讀書不在於打知名度，它本身就有內在的價值，不必以讀書為手段求名求利；誠實乃天理之自然，不必以誠實為手段換取他人的利益，這些都是克服異化的最好藥方，也是社會學大師韋伯（M.Weber）所謂「責任倫理」，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批判「技術理性」最好的培育方法。台灣若要建立文明的社會，還真需要中國文化的薰陶，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在美日兩國有識之士看得非常清楚，可惜司馬先生和李登輝先生看不清楚，我們著實要為台灣前途不禁哀歎「悲哀」也。

建立在沙丘上的民主

從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已很清楚，當前台灣人的意識型態有三條道路、三個方向和三種選擇，亦即：

美國人的意識型態：這是從胡適宣揚實用主義，歷經殷海光的邏輯實證論，以及留美學者所謂的「行為主義」。這一路線由於在方法論上的問題，始終無法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使在台灣的中國人異化為美國人的價值和態度，成為非中非美的中國人。

日本人的意識型態：這是從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注意，這個日本殖民地政權才是真正的外來政權）開始逐漸形成的，今天許多與中國文化脫鉤的台灣人、親日派等等包括李登輝在內，都是非中非日的異化人。

中國人的意識型態：不論是早期在台灣抗日的民族志士如蔣渭水、賴和、周合源等人，還是1949年以後從大陸來台灣的中國人如胡秋原、錢穆、徐復觀、方東美等人都是屬於這一條路線，是一種採取批判地選擇美、日思想，而以中國文化獨立自主發揚為自本自根的意識型態。這才是當前台灣人的文化認同與思想歸屬的家或方向。

「台灣何去何從？」這個問題，一定要在思想文化上找出路，走美國人或日本人的道路，已被歷史實踐證明失敗了，走俄國人的道路也失敗了，今後只有面對現實，在中國文化即將啟明復旦，剝極必復的關鍵時刻，我們與西方文化的競爭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及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裂的歷史事實，都是中國文化近四百年無力因應西方文化侵略的結果，只有歸結到文化這個源頭，才能找到台灣今後的出路。否則誇稱台灣今日的民主，在我們看來只是沒有文化深度基礎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財團把持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責任精神始終未能樹立起來），這樣的形式民主，妄想談「主權在民」，意思是很好，實際上是建立在沙丘上的民主，危機必然重重發生，使經濟成長日漸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