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皇民史觀」

近幾年，關於台灣的論述大量湧現，台灣論甚有成顯學之勢。書坊大多闢有專櫃陳列，可見其甚有市場價值，反映國民關心自己的社會、歷史，甚為可喜。然，綜觀其內容，可說有份量的作品不多，尤其令人憂慮的是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間，對台灣50年的殖民史流露出「皇民史觀」。最近出版的第一百期《日本文摘》，其編輯意圖或部分文章圖片就是「皇民史觀」的最典型代表。在從日本殖民地解放，經過50年發展的今日台灣，出現印刷精美「始政紀念」式的「皇民史觀」大展，真是觸目驚心，不知今夕何夕了！只能引用李登輝的名言「台灣人的悲哀」，聊以自嘲吧！若將這精美的圖文給日本國民看，他們必然會「又錯愕又驚喜」，就像又發現了一個從熱帶叢林中出現的「舊日本兵」一樣。

但，它絕不只是「叢林中出現日本兵」的軼事珍聞，它代表台灣現實社會的一部分，而且有其市場價值，所以我們不能像李總統一樣，在日本通俗週刊誌上與裸女醜聞同列向流行作家訴說「台灣人的悲哀」就了事了。我們必須嚴肅地分析其內容及形成原因。

一 台灣的「皇民史觀」與日本的「戰後總結算」

綜觀《日本文摘》的皇民史觀，其內容大約如下：

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日本正式入主台灣，為台灣歷史再注入一股新的內涵與氣象……其所締造出來的成果是：建立近代法制、教育制度，在台灣民間普遍建立「守法」觀念，將台灣從半自足的落後經濟建設成近代化資本主義經濟，很受東方各國讚羨。與貧窮、落後、動亂的近代中國相比較，台灣有幸成為日本殖民地，才有今日與中國迥不相同的國家。若拿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均所得與日本人均所得比較其差距比殖民期的差距更擴大的事實來看（從1:0.6擴大到1:0.3），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禍是福頗值深思（意謂若繼續為日本殖民地，應當有更大的經濟發展）。

這種史觀完全無視所謂建設背後的殖民地化掠奪過程，把殖民者掠奪的成果當成全台灣人民的成果驕其妻妾。它代表公益會、皇民奉公會等依附日本帝國的地主士紳史觀的擴大與延續，同時也代表戰後新生的粗淺的經濟發展主義者的史觀。

記得日本首相曾數次發表過「對過去的殖民、侵略造成鄰國莫大的災難」等內容的道歉聲明，而今日台灣竟然仍存在盛讚殖民統治功績的復古勢力，相比之下令人汗顏。但，它又是與日本國內近年盛行的「戰後總結算」論調若合符節的。這「戰後總結算」論調將侵略轉換成進出，將大東亞共榮圈美名下的東亞侵略正當化為幫助東亞各國驅逐歐美殖民勢力，為解放東亞各歐美殖民地的正義之戰，而且建設現代化基礎……。今日台灣的「皇民史觀」與日本國內的「戰後總結算」論調是一脈相傳的，其共同的意圖是將「侵略與殖民的歷史」正當化、美化。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戰後總結算」是為日本進一步的擴張做基礎準備，而台灣的「皇民史觀」是台灣社會原鄉認同的一部分。

二 殖民地化掠奪過程的本質

下面簡單記述一點「皇民史觀」背後的台灣殖民地化掠奪過程的本質：

一、所謂「現代法制體制的樹立」的主要部分，是以根源於六三法的總督律令權及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為權力基礎的。

二、佔領初期的所謂近代資本主義化基礎施政如土地調查、廢大租權、林野調查、金融貨幣制度……等。一方面是為了確立殖民統治的政權，一方面是為日本資本進入殖民地發展鋪路，並不是為了台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化，而且是在保留傳統地主制上的局部資本主義化。

1905年後糖業的發展是在總督府國家權力強力的干涉扶植下，經過傳統糖廍沒落，台灣本地糖業資本被併吞從屬化（由於資本的民族差別），以及台灣蔗農的奴工化（甘蔗採集區域制），促使日本糖業資本壟斷原料及生產，才得以快速發展，其產品絕大多數輸往日本國內消費，剩餘全供日本糖業資本的積累。

1922年後，蓬萊米為中心的稻作發展，由於台灣發達的地主制，使稻米生產及國內的流通階段由本地地主與土壟間掌握，與日本市場同一關稅保護下價格競爭力強，同時與日本米的差價縮小，使蓬萊米對地主稻農來說為高利益商品，因此產量大增，與糖業共成為台灣二大出口商品。雖其島內生產流通掌握於本地地主與農民，但總督府仍透過對水利的控制間接控制稻作生產，同時為糖業資本解決米糖相剋的問題。1939年為了軍需工業化的發展實施「台灣米谷輸出令」，由總督府強制收購輸出米賺取差價、壓低米價，側面支援以日本壟斷資本及國策資本為中心的軍需工業化發展。台灣稻米的增產及流通是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規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空前景氣，米食需要大增，台灣稻米扮演了補充米榖的生產基地，生產量的50%出口日本（蓬萊米80%），與糖業成為台灣典型的殖民地商品。1930年，日本資本主義被捲入世界性經濟恐慌中，為解決這矛盾，開始採取政策性通脹及對外擴張，至此，殖民地台灣除了扮演米糖生產基地外又加上必須為日本資本主義本身問題的轉嫁地，開始承擔軍需生產與南進基地的角色。總督府透過財政膨脹及信用膨脹等政策性膨脹及米谷管制、專賣手段等增稅手段再加上動員儲蓄及交黃金運動動員本地人資金，供其支援軍需工業發展，還將20%的財政收入上交母國政府，支援殖民母國的財政支出。

三、經過50年殖民地化的結果：

（一）依1941年的數字，全台企業總資本額中，日本資本佔91%，本地資本只佔8%，而其中日本壟斷資本如三菱、三井、日產等就佔了一半以上。可知殖民地式資本主義化的結果是以日本國內壟斷資本為頂點統合糖業資本與被弱體化依附於日本勢力的地主士紳資本，騎在台灣殖民地人民頭上的金字塔形發展，以遂行其資本積累及對外擴張。殖民地人民處於日本壟斷資本、總督府及封建地主制的三重掠奪壓迫下。與所謂近代資本主義建設或發展無緣。

（二）到1940年，日本勢力總共已控制了台灣40%左右的耕地。包括糖業資本社有地租借地以及勸業銀行、農村信用組合的貸款抵押地。

（三）1940年，農家的負債戶數已高達88%，平均每戶負債733元，等於一年工資分，而債主則75%為日資或日人控制的金融系統（普通銀行、勸業銀行、產業組合，及各金融買辦），其他的25%為傳統的地主高利貸。

因此，所謂太陽旗下的台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並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發展，而是殖民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以殖民地人民為掠奪基礎，保留封建地主制，運用殖民政府強權促進日本壟斷資本與國家資本在台灣的積累與發展，供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各階段的需求，補足其資本的擴大再生產運動。其過程與結果，必然發展出有系統的近代殖民式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如法制、治安、教育、商業產業經營……等，也必然發展出龐大的物質建設如水利、交通、工農業……等為代表的生產力。但，這些生產力與近代社會關係是為日本帝國、日本資本服務的，所謂建設成果是吸取殖民地人民血汗以遂其資本積累、資本擴大再生產運動及帝國擴張侵略的工具。若沒有1945年殖民地解放，這些永遠是日本帝國日本資本的成果，一點一滴也不屬於殖民地人民，有了殖民地解放它才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為台灣人民、資本服務。

在殖民者享用殖民建設成果的反面，如上述，殖民地資本及土地快速向殖民者集中，殖民地人民則漸漸貧困化、負債化。

三 「皇民史觀」形成與發展的原因

一、必須從台灣戰後歷史的發展中來認識，它經歷了（一）抗日勝利國民黨全盤接收日帝遺制和遺產並將其公營化，（二）二二八事件，（三）世界冷戰體系下台灣反共至上經濟發展至上的政經結構形成，（四）白色恐怖和土地改革，（五）導入僑外資、發展公、民營企業、納入三環結構的依附性反共、經濟結構擴大再產出，（六）依附性經濟主義支配體制的確立。

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外部力量，解放了台灣殖民社會，也就是殖民地解放勢力非由內部形成。以政治反殖民運動為代表的內部解放勢力，在1931年已被鎮壓分裂，隨著日帝侵略戰爭的加劇，活躍在殖民期政治舞台的只剩下依附日本勢力的以辜、林為首的公益會及後期的皇民奉公會，這些本土地主士紳階級的買辦雙面性格，使其雖經過戰後初期的二二八及國民黨土地改革，但並未衰退，仍然在反共及經濟發展的結構下，以民間產業資本的形態迅速壯大，在日台美三環循環結構中終至在台灣取得政經支配力量。因此「皇民史觀」的力量遂得以保留發展，以至今日躍上舞台確立其發言權。

三、國民黨政權的仇日親日雙重性格。由於國民黨抗日的悲慘經驗，在感情上極端仇日，再加上為統治本土社會的需要，於是在島內便施行極端樣板的仇日教育、宣傳及社會政策。強行割斷社會上的殖民期聯繫，將台灣重塑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及經濟服務」的社會，斷決了台灣社會對殖民期歷史的正常思維能力，使其冰封保留在50年前的狀態。再加上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不滿，因此更促進了台灣社會對殖民期的懷舊心情。另一方面，在國民黨的現實政經運作，又不得不採取親日政策。在戰後初期經濟上對日輸出食糖換取肥料及60年代美援終結對日借款、日資導入乃至日台美三環循環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使其在冷戰結構及後冷戰結構中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日本。在如此結構下的親日政策，就反映在放棄政府對日要求戰爭賠償，無視民間對日索求賠償，乃至打壓客觀的主體的對殖民史研究與批判言論。總之，國民黨政權為其本身的存立，採取了對內仇日對外親日的兩手政策，也破壞了台灣社會發展出正確的殖民史觀的能力。

四、對日經濟依賴的結果在社會意識形態中產生了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的現象，再加上新生的粗淺的經濟主義學者在論述上的推波助瀾，乃使崇拜日本的社會意識向後延伸投射到殖民期，使「皇民史觀」得以獲得一定的社會市場價值。

1994、5、20、11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