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和先生與先父張我軍

70年前，在日本佔領時期發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是祖國大陸五四運動和其它島外社會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產物，實質是中華民族文化同日本殖民主義文化的一場大搏鬥。在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參加者當中，有兩位先行的佼佼者，即被後人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及被譽為「新文學運動奠基者和急先鋒」的張我軍。他們是20年代中期，在文化戰線上反抗日本殖民地統治和推動新文學運動的戰友；又是在新文學運動喉舌《台灣民報》編輯部共事的同仁。賴和長張我軍八歲，又較早投入台灣的民族革命事業，而深受張我軍敬重。

1924年9月，正在北京讀書的張我軍，寫了《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發表於《台灣民報》。這篇文章猛烈抨擊獨霸台灣文壇的舊文學，被稱為「對舊文學陣營的堅壘投下一顆劃時代的炸彈」，從此爆發了一場新舊文學大論戰。論戰中，人數較少的新文學開拓者，遭到眾多舊文學維護者的激烈反抗和惡毒攻擊。在這關鍵時刻，賴和挺身而出，發表文章堅決支持新文學，批判舊文學。他在「開頭我們要明暸地聲明著」一文裡，駁斥了反對舊文學是「毀滅漢文」的說法；力主提倡平民文學、普及民眾文化，認為「新文學是頂適用的工具」。1926年，又在《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比較〉》一文分析了文學的時代性、群眾性，提出「文學就是社會的縮影」；他頌揚新文學是「新發現的世界」，抨擊舊文學是「受人餘唾的『痰壺』」，譏諷舊文人只能「嘯詠於青山綠水之間，醉歌於月白花香之下」。當時賴和已是有聲望的醫生，並在民族革命活動中嶄露頭角，而且是位有深厚漢文學根底的作家，由於他的參戰，就增強了新文學陣營的聲勢和實力。

在新舊文學論戰中，賴和與張我軍有著共同的論戰風格。在那些死抱著舊文學不放開以長者身份教訓人的「老前輩」面前，他們以初生牛犢不畏虎的氣概，頂住壓力，進行反擊，並不因對方為尊長而留有情面。1926年，賴和在《謹覆某老先生》一文裡，駁斥了新文學「把既往文學一切抹殺」的說法，指出：「舊文學便云艱深刻苦，新文學未見就淺陋平易；向故紙堆中討生活，何如就自然界裡辟樂園？」他嘲笑唾棄新文學的老先生「一定尚在敲石取火，點一根燈心草的油燈，在披閱蒲編竹簡。」張我軍在1925年寫的《覆鄭軍我書》裡，更加直言不諱地說：「在真理之前我是決不知道有什麼老前輩，什麼謙遜，什麼情份；」「置身於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敵……這些小事於我何有哉？」新文學運動先輩們這種旗幟鮮明、堅韌無畏的論戰風格，是我們後人應努力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台灣著名老作家王詩琅關於賴和與張我軍對新文學運動的貢獻，做過這樣的概括：「正式向舊文學開炮的始自張我軍，繼後懶雲（賴和）等人的創作則是其實踐。」張我軍在新文學創作方面也有相當貢獻，如出版台灣第一部白話詩集《亂都之戀》和在新文學運動中發揮了出色作用的一系列批判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評論文章等。而賴和主要是「經由作品的實踐，努力於台灣新文學的開拓。」1925年他寫的《無題》是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被評為「形式清新、文學優婉」；同年12月發表的第一首新詩《覺悟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是首工農立場極為鮮明的抗日愛國詩篇；1926年發表了白話小說處女作《鬥鬧熱》，與楊雲萍的《光臨》、張我軍的《買彩票》，一起被視為台灣新文學早期「真正有價值的新小說」。賴和有很深的舊文學素養，新文學創作實踐又這樣豐富而且起了表率帶頭作用，這無異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賴和與張我軍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突出的表現於對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深情哀悼。1925年3月，孫先生逝世的噩耗傳到台灣後，台北市有兩三千人集會追悼。張我軍以50行新詩為大會寫了「弔詞」，熱情歌頌孫先生的偉大功績，沉痛哀悼他的不幸逝世。賴和為大會寫了輓聯，並在輓詞中寫道：「使這天宇崩，地宙拆，海擴流，山爆烈，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間永遠永遠的不滅」。當時台灣雖已被日本割據達30年之久，而廣大台胞依然強烈關懷、思念和熱愛著祖國。賴和與張我軍在日本軍警虎視眈眈之下，不顧個人安危，把台胞們埋藏在心底的愛國真情，用文字公開表達出來，這是要有大無畏的勇氣和高貴民族情操的。

儘管賴和與張我軍彼此的年齡、出身和經歷互不相同，而在新文學運動中卻表現出理念的一致和行動和諧，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都親身受到過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薰陶。賴和24歲至26歲之間在福建廈門度過的兩年，正逢俄國10月革命風暴發生和五四運動大潮興起，他當時有著這樣的體驗：「時代的潮流用它排山倒海的勢力，掀動了世界，人類解放的思想隨著空氣流動，潛入人人的腦中。台灣雖被隔絕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卻不能被海洋所隔斷，大部份的青年也被時潮所激動，由沉昏的夢裡覺醒起來」（自傳體小說《阿四》）。三年後，張我軍也渡海來到廈門，居住兩年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蘆底的故鄉」，而遠遠地到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了。先得機，早見識，使賴和與張我軍處於比其它新文學運動參加者先知先覺的境地，而發揮出先驅者的作用。

1926年1月先父偕我母自台北至台南遊覽，途經彰化時同賴和見了面，當時的情形在《南遊印象記》一文中有生動的記載。當時父親對賴和的八字須引起興趣，說「他老先生的八字須又長又疏又細……是留著要嘲笑世間似的，和我想像中的懶雲君完全不一樣。」賴和先生當年僅32歲，的確應當看起來更年輕些。但他平時以行醫為業，據說每天要給上百位患者醫病，又要從事社會活動，晚間燈下還要拿筆進行戰鬥，長年累月地負重操勞和兩次被捕入獄所受磨難，使這位民間「神醫」卻無力自我救治，在50歲就病逝而去，以致未能親眼見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垮台。先父也難逃時代給予台灣人的厄運，雖然有幸在日本投降後返還家鄉，卻在「愁風苦雨」中懷著對「晴天的無限希望」，於53歲就告別了人世。這兩位新文學運動時代的幹將，同樣有著英年早逝的不幸，令人惋惜！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另一位幹將，老一輩作家楊雲萍回憶說：1943年賴和逝世的前幾天，在病榻上捂著胸口突然高聲呼道：「我們所做過的新文學運動，都等於白做了！」楊先生急忙安慰他說：「不！不！30年或50年後，一定會有人想到我們的事情的。」這番臨終前對話已過去整整半個世紀了，事實證明，有更大歷史意義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和為運動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先輩們，並未被人們淡忘，去年張我軍家鄉台北縣開展對他的紀念活動和現在海峽兩岸隆重紀念賴和百年誕辰就是最新的證明。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事實不會被抹殺，也不容被別有用心者竄改和利用，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和傳統在台灣代代相傳，永存不滅，賴和先生和先父的地下之靈，是可以告慰和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