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分離才是台灣的悲哀

台北《自立晚報》從4月30日至5月2日，分二天刊出了李登輝總統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譯，題目叫《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很多人拜讀了這一篇對談，也都有所感，但一般說來，持肯定、讚許態度者比較多，他們認為李氏抒發了「台灣人心聲」，觸及台灣人內心深處的「悲情」，因此，李可以稱為一個「真正的台灣人」，他是真正「愛台灣」的。

姑不論這樣的看法是否通得過深究，但至少，這一類的「民意」，對李登輝個人在台灣下一次的「公民直選」中，當然是十分有利的。

事實上，如果綜合的理解李總統近期以來的言論，也就是把這一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跟他接著在訪問中美洲若干國家與南非時，對媒體記者們發表的講話對照起來看，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著一項重要的脈絡，那就是李登輝一再深怕外國人不能明白的表態，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戈巴契夫、戴克拉克，何其不凡，何其可愛；而他同時也向居住在台灣的二千一百萬人口宣示，他是「摩西」，天命的要帶領眾人「出埃及」。在這兒，李總統明明是以兩張面孔或雙重身份對外國人與台灣人說話的。這無寧是一種嚴重的勢利主義下的分裂人格反射。這才是真正的悲哀。

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以及在它背後，在它頭上的一切指使勢力，在現階段最頭痛暗恨的，就是大陸當局對「台獨」的原則──不排除使用武力，因此，一切「台獨」的打算，都擺脫不掉這一個自彼岸籠罩下來的「陰影」。然而，一方面向外國人表態，自詡其終結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的不民主、專制體制有功，理當領受更多的恩寵、保護；另方面則顛倒的把「台獨」說成是「武力犯台」威脅下台灣人的自衛權利，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恐怕還是「於事無補」的。這裡面的關鍵是：如果台灣的政治領袖與二千一百萬人民，仍自視為中國人，台灣與大陸、兩岸人民有其共同命運與前途，則兩岸此去將不會有「武力」問題，而且台灣也可義正辭嚴的參與中國整體的改革與建設事業，合力把21世紀的大中國經營好；如果相反，台灣的政治領袖與二千一百萬人民，只會「自悲自哀」，想要傚法摩西先知與希伯來奴隸逃離埃及的故事，甚至不惜低三下四寧願巴結外人，也執意不要讓對岸中國人有兩岸本是同胞的「錯覺」，那就何異自願放棄不被「武力犯台」的天賦權利。人而如此，寧不悲哀？

任何一個自視為中國人的人，只要還有一點起碼的近代當代歷史知識，不論住在海峽的哪一岸，思想起近一百五十多年來的家運、國運，不長歎落淚心懷亡國之憂者幾稀？也就是這一個共同的「民族情緒」，鞭策了50年代以後的大陸中國躋進世界強國之列；驅動了50年代以後的中國台灣逐步廁身富裕社會之林，而展望今後，兩岸中國人聯手合作互補互惠，讓億萬子孫後人得以共享富強安康，真是何樂不為？這一任務，在兩岸與全世界中國人的注視監督下，先暫且交由國、共兩黨開其善端，又有何不宜、不可？

美、日兩國皆為19世紀後葉崛起的帝國主義強權，日本固然有其亡中國的蠶食大計，但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獲勝之後，自認已取得日本霸業而代之，乃千方百計欲使中國稱臣於它，除了設法干預介入中國的黨爭內戰，也從不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這形成了它40世紀以來對華政策（戰略）的主軸，百變不離其宗，堪稱帝國主義根性頑強。而這其中亦不能無視懷抱自私野心的中國政治強人或知識分子們跟美國間接、直接的關係，因此所造成長期的美國取得的對中國事務的優勢影響力。因此可以認為，李登輝總統邇來的言行，其實就是一種「外國現象」（異化）。這種現象的特點是：自認為深切瞭解外國的想法與其在此地的利益，而自己則是最乖巧的配合者、照顧者，足以充任它的「全權代理人」；在轉過臉來面對「同胞」時，則誇示自己所具有的「外國現象」與外國後台是一大實力，可以領導人們「趨吉避禍」。

檢視1949年以來的「台灣人的悲哀」是：歷任的台灣政治領袖都是這樣的角色，不同的是一個比一個更荒謬與無能、短視。這一進行性的悲哀的核心在於，它終將造成台灣人命運再度決之於人的悲哀。

有趣的是，4月11日《中國時報》刊出記者徐宗懋先生的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訪問紀錄，這個反美、輕華、自認還是台灣主人的既愚蠢又自大的右派日本政客曾說：「『物之哀』這個詞很難譯成中文是吧！包括日本人獨有的這種傷感情緒，和以前的哲學以及精神感受方式都是日本魂……。」而再看隨後出現的李總統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確實是有其難以「中譯」的味道。不過，如果《台灣人的悲哀》只是日本人「物之哀」的副產品、次級貨，那就真的悲哀透頂了，

二千一百萬的台灣人民要冷靜，不能被日式「悲哀」裹脅，要選擇真正符合台灣人利益的正道，跟12億中國同胞一道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