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者和後殖民地精英

帝國主義者司馬遼太郎

4月30日起一連三天，《自立晚報》刊出了幸芳所譯日本《週刊朝日》上一篇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總統的對談。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者與後殖民地精英間的對談，讀來苦澀不堪，感觸殊深。

司馬和李總統兩位知識份子，大概都是出生於20年代的人。一個生在20年代的日本。那個時候，日本已經在國家權力的推動下，同時進行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帝國主義的擴張，在日俄戰爭和日清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並有了日本北方、台灣以及後來朝鮮等「新附」之領土和殖民地。20年代中後，日本陸續殘酷鎮壓日本本地、台灣和朝鮮的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30年代，日本的鐵蹄縱橫中華大地，造成深重的苦難。40世紀，日本帝國主義向亞洲太平洋擴大，在遼闊之東南亞、南洋地帶，留下了不能逭赦的戰爭罪行，而終於在1945年招來侵略的破局和敗北。

司馬和李總統，正是在這侵略與反侵略、加害與被害、支配與反抗的歷史中，完成了小學──公學校、高等學校和大學教育。但一個是殖民者日本人秀才，一個是殖民地的台灣人精英。一個成了日本著名的歷史小說家，一個在後殖民地台灣向美日獨佔資本形成新殖民地依附過程中的台灣內部合作機制（internal colaborating mechanism）「國際開發總署」──「農復會」的精英官僚，嗣後又被吸收到國民黨地方而中央的官僚系統，而成為後蔣時期台灣本土新的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State）的總統。

帝國主義和「無主之地」

在殖民主義母國擴張運動中成長的知識份子，不一定都是帝國主義者。但司馬遼太郎在這次與李總統對談中的言論，說明他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者。

他說台灣本是「無主之地」。對於一個侵略者民族──而且這侵略罪行才不過是四十年前的事──的知識人而言，這是不知以暴行和掠奪為恥的暴言。這樣的人，對於中華民族在台灣綿長的開拓史實，完全可以視若無睹，而到處看到「無主」的土地。從重商主義時代開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就不斷興奮地到處「發現」「無主」的陸洲而據為己有。一直到今天，主張「台灣地位未定」，主張台灣海峽「中立」，其實就是台灣原為「無主之地」的帝國主義論調現代版。正是在這新的「無主之地論」上，美日聯手炮製了日台和約，炮製台灣「地位未定」的論據，分裂中國，武裝佔據台灣，干涉中國的內政。

司馬是一個文學家。他當然知道他所寫的文章中每一個關鍵辭真實的指謂。從台灣原為「無主之地」論開始，他說1895年以後的50年間，「台灣曾是日本的領土」。他甚至不願意說「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司馬一句「台灣曾是日本的領土」，便無形中掩飾了1896年以至1915年前後台灣人民前仆後繼、犧牲數十萬人的反割讓武裝鬥爭，掩飾1920年代台灣波瀾壯闊的文化、政治、社會抵抗運動，掩蓋1930年台灣少數民族霧社抗日武裝鬥爭、掩蓋了日帝當局溫存半封建主佃關係，經由糖業資本主義壓抑廣泛台灣農民，並以警察權力鎮壓台灣人民的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和以皇民運動驅策台灣人民充當日帝軍事擴張主義的炮灰，以慰安婦制度羞辱台灣婦女，強迫消除漢族語言、強令更改祖宗名姓……這些罄竹難書的暴力、掠奪和壓迫。

司馬引用梅桌的話，把兼併了韓民族的朝鮮和漢族的台灣所形成的帝國日本，無限懷思地說成「多民族國家」，卻又硬生生要從中國分離出一個「台灣人的台灣國家」；要對歷史長期凝聚而成的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中國說三道四，說中國應該只有四川省那麼大是最好的……。

1945年日本戰敗，做為對日本戰爭責任的懲處，日本不能不歸還台澎予中國。但司馬卻把這贓物的償還，說成台澎從日本「分離」！司馬還責難日本人「（從1895年）直到1945年分離為止，在此（台灣）出生、且受過教育的台灣人們，曾當過十足的日本人一事，我們（日本人）已經逐漸淡忘」！

「十足的日本人」論的侮辱

這是對於台灣人民的極大的羞辱與枉曲。

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台灣在日統下出過大大小小的親日派和漢奸。殖民當局通過這個和殖民主子合作的精英（elite colaborators）滲透到殖民地各階層，加強了控制，並且對殖民地人民起到「事敵者榮顯獲利」的典範作用。這些人上焉者是地主豪紳富商，如辜、林、陳、顏。下焉者是「三腳」教師、壯丁團長、保甲長、中下層警察。但這樣的「十足的日本人」，畢竟是極少數。事實上，連日本統治當局對於台灣人民抗日蜂起不斷尋找原因，而有這樣的結論：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係源於他們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在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不可破的。台灣人固然是屬於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40餘年，但是現在還保持著以往的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視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日本人自己對50年日本統治下的同化政策的評價，基本上是負面的。1905年，濱田正經在《台灣觀察報告》中說，台民在墓碑上刻清朝年號和清廷頒賜的勳爵，而謂日本「同化（論）者乍一聞之，必憤慨一番」。1928年，濱田恆之助在他的《台灣》中，看到島民恪奉中國傳統祭典，鋪張盛大，對台灣日本神社的大祭，卻乏人參拜，從而警惕到此一懸殊，「不是好現象」。1944年，中川正在《關於內台生活的交流》中指出，在食、住等具體生活中，台人不理會皇民化運動，仍然保持中國的生活方式，大為抱怨。

說台灣曾有50年是「日本的領土」；說台灣人在這50年間當過「十足的日本人」，司馬遼太郎和日本龐大的右翼一樣，一筆抹殺了日本殖民主義以暴力、殺戮、劫人財富、毀人文化、辱人人格所造成的，交錯了恥辱的屈從和壯烈亡身破家的抵抗、擴及全東亞和南洋的殘暴加害的歷史。這其實就是日本當局長期竄改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本侵略與戰爭責任部份的史實，每隔一年兩年，就搞一次閣員參拜靖國神社，發表「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和「大東亞戰爭」是把亞洲從白人殖民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好的戰爭」論的根源所在。

日本是戰後台韓獨裁政權的受益人和共犯人

司馬著意強調了「台灣與日本分離後，中華民國就踏上了台灣」。

他說和日本「分離」，被「中華民國」「踏上」後的台灣人，卻受到「中華民國」統治者的「差別」（歧視）和「壓制」。「曾經是日本領土」的台灣，因日本戰敗被迫「分離」出去，被中華民國佔領，使「台灣人」受到「中國人」長期歧視和壓制──這樣的司馬的帝國主義邏輯，躍然紙上。但我們以輕蔑的橫眉對之，不屑一辯，倒是想談一談戰後台灣人民在「國家危害」中死難受害的歷史與日本的密切關係。

1949年底，代表舊中國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失敗，退守到以《波茨坦宣言》歸還中國的台灣。1950年6月，韓戰爆發，冷戰形勢達於尖鋒，美國武裝強力干預中國內政、以軍事、經濟、外交、政治支持在台灣沒有社會和階級代表性的蔣氏政權。在鎮壓19四七年二月間台灣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蜂起後，從1949年底開始，蔣氏政府又展開了長達四、五年殘酷肅清──司馬所謂的「國家危害」，夜不能安睡，憲警秘密逮捕……的「苦難」──建立了波拿帕式（Bonapartist）高度個人獨裁國家。

敗戰後的日本巧妙的利用了國際冷戰局勢，逃避了戰爭罪責的清償，以完全扈從美國在遠東的反共、帝國主義政策，換取了天皇體制和戰爭財閥、官僚與軍閥的延命。1953年，在美帝國主義一手導演之下，日本悍然拒絕和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付出最慘重犧牲的中國（大陸）人民媾和，而單獨與扈從美日的台灣訂立和約，留下「台灣地位未定」帝國主義把柄，並長期具體地在政治、經濟、外交上支持了台灣壓迫性政權。

這以後的三十多年間，日本緊隨美國，採取封鎖中國大陸，以新中國與人民為敵，支持蔣氏政權、強化兩岸對峙分裂的帝國主義政策。韓戰以後，美國採取重建日本資本主義以反共的政策，以美國自己的市場為日本工產品的銷售基地，並迫使朝鮮和台灣為日本資金、機器、半成品的傾銷市場，恢復朝鮮與台灣對日輸出農產品、輸入工業產品的舊殖民地經濟分工。日本無視台灣和南韓獨裁政權對人民的「國家危害」，長期支持兩個壓迫性政權，利用台韓「獨裁下的成長」，促成日本獨佔資本對兩地的滲透，造成深刻的對日技術依附，無法自拔。今天，台灣早已成為專為日本潛水獲魚的鵜鶦，大量貿易剩餘，奉送給日本。

在50年對台直接威暴性的殖民支配後，日本不但不知反省，又進一步扈隨美帝鞏固獨裁政權，造成對台灣人民的「國家危害」，在台灣掠取新殖民主義的利益，對台灣的人民犯下了罪惡的二次加害。在這醜惡的歷史之前，司馬遼太郎有什麼資格對戰後台灣獨裁體制對台灣人民的加害品頭論足？事實已經明若白晝：司馬遼太郎之流的日本和日本人正是那台灣黑暗時代的「國家危害」，讓四千人刑死，八千人投獄巨大犯罪的共犯人！

「單一民族國家」日本的虛構

司馬興奮地呼喊，「那個（國家危害的）時代結束了。蔣家的時代已落幕。難以置信的是本島人李登輝成為總統了。」

在帝國主義日本，日本本部叫做「內地」，朝鮮、台灣這些殖民地則叫做「外地」。從人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叫「內地人」，殖民地人叫「外地人」。在台灣這個島嶼殖民地，台灣人又叫「本島人」（Hontoh Zhin），與殖民者日本「內地人」（Naichi Zhin）相對，有明確的政治、人格、階級、民族的歧視意義。司馬不用「台灣人李登輝」而刻意用「本島人李登輝」是用心深刻，心懷倨傲，對台灣、台灣人和李登輝總統個人深度鄙視的帝國主義侮辱心態的總暴露，殊可憎惡。

中心國家的擴張運動中，帝國主義者看到傳統的、邊陲社會和地域，總覺得人家是「無主之地」，不掠而得之，其心不悅。等到這些地區或國家抵抗外侮，取得了獨立，帝國主義者就說別人的主權概念有問題，別人的領土構成有問題，但是對於自己過去和現在的侵略的、霸權主義的主權意識和領土形成過程中的強盜歷史，則裝聾做啞。司馬的邏輯，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華三千年的歷史，不僅在黃河流域，而在中華大地上許多文化發源中心自然形成了中華獨自的文化，在漢族和其他民族交替支配，相互融合中，自然形成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世界有兩千多個民族，一百來個國家，多民族國家的自然形成，是合理的結果。

但誇言「萬世一系」、「單一民族」的日本，其實是武力威壓沖繩和北海道少數民族而形成，一直到今天，只有本州、四國、九州才是日本本部。沖繩人稱這本部的日本「本土」；北海道人則稱日本本部為「內地」，成為日本境內的殖民地。

實則，日本的擴張，始於早在現代以前並有北海道、沖繩和千島之時，北海道的殖民地化過程中，日本人侵奪愛奴人的土地，剝奪其生活權，搾取其勞動，銳減其人民……對別人的主權和領土問題喋喋不休的司馬，可曾為日本對沖繩人民、九州人民……的「差別」和壓制說過一句話？而由這樣的司馬，說出台灣人「原本是漢民族，卻由於50年的歷史，與其他的漢民族不同，而成為被歧視的民族」。這種「台灣民族論」與台獨的「民族論」何其相似乃爾！50年異族支配，絲毫不曾改變台灣人做為中國人的習性、文化和生活，已如前論，不值再駁。只是讀司馬暴論，才知台獨的民族論原也不是什麼獨創，而是從帝國主義者那兒捧過來的東西。台獨「台灣人的悲哀」，何過於此！

荒唐的文明論

司馬遼太郎有一個荒唐的「文明論」。他以三個標準評價「台灣是文明國」：

第一、「早晨五點時會有牛奶放在牛奶箱內，不必養牛擠奶」。養雞取蛋，養牛擠奶，是農業尚未資本主義化一段長時期人類共同的文明。農業資本主義化（農產品高度商品化，高度資本主義市場取向）是經濟全體資本主義化的一部分。司馬的台灣文明論，簡單地理解為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這裡無暇細論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化的苦澀，要之，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內包著民族分斷，強迫性的對美日依附化，淪為其獨佔資本的補充經濟邏輯，冷血支持台灣獨裁體制進行其積累……這些過程中的駭人的野蠻。這些野蠻還包括殖民地／新殖民地屈從和卑屈諂媚的延長，對殖民地／新殖民地傷痕的積累與發酵，等等。不要說到資本主義「文明作用」的另一面──野蠻和非人化作用之類的一般論，具體說到，美國新殖民主義在台灣的橋頭堡「農復會」主導過的自美進口牛肉牛奶，如何打擊了台灣畜牧農民，就是一本複雜、辛辣的帳本──野蠻的帳本。

第二、「不必擔心送牛奶的人會在途中被游擊手打死」。這是說，台灣在美日長期支持台灣反共獨裁政府，助其資本主義化以後，台灣已不存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為民族和階級解放而鬥爭的「游擊手」。司馬不知不覺地歌頌了1949年到1953年駭人聽聞，使青年李登輝「晚上不能好好睡一覺」的反共肅清行動。鎮壓反帝份子，肅清勞農階級民主運動家，拷問為勞農解放的活動家，對司馬這樣的帝國主義者，如同對日據下總督、警察、憲兵一樣，當然是「文明化」的標誌。

不過，這樣的「游擊隊」對於打死一個送牛奶的工人，不會有興趣，倒是很可能打死一個喝牛奶的、特別是為帝國主義拚命辯護的司馬這樣的人。如果司馬舉的這個例子，是說明台灣治安之良好，台北街頭上任何人都可以反駁司馬這一幼稚的「台灣文明論」吧。

第三、「早晨可以安全收到報紙，閱讀到世界大事」。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怒潮中生活的殖民者，不免疑神疑鬼，司馬竟而疑心台灣有扺抗的Partisans會去打死一個苦命報僮。這且不提，說一說報紙上的「世界大事」。台灣今天自衛星跨空而來的NHK，CNN，ABC所詮釋的「世界大事」，帶來了多少大國中心的意識形態和偏見，而構成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支配的野蠻，這肯定不是司馬之流的人所能理解的。

殖民地深刻的傷痕

在我們的李總統憤憤不平地怪罪被屈服的清朝將台灣割讓日本，而對割掠者日本帝國主義無一字之責怒時，司馬得意地說日本當局在割讓前夕，讓台民自由選擇了國籍，十分得意。

以暴力威屈一個國家，割掠其土地，強制殖民地人以虛假的「自由選擇」形式，放棄自己民族的國籍，這本身就是可恥的犯罪。

依《馬關條約》相關條文，台灣割讓日本後，台灣居民不欲留在被割讓的台灣者，「得自由售其所有不動產退出（台灣）」，並在為期兩年的「猶豫期」後猶未離開台灣者，「得依日本國之決定，視為日本國臣民」。

這其實是台灣被日本割掠後，以強權規定台灣人民在放棄繼續居住台灣家園，或繼續留在殖民地當亡國之人兩者做出選擇。經過三百年的開發，墓園生計，盤根交錯，又如何能「不喜歡」為奴事敵就「可以離開」？在台灣易主，世局動亂的時代，如何「售其所有不動產」？當時兩百六十萬島民中，有力量和條件「退出」台灣回到原籍者不過四千五百人。司馬和李總統如果據此而謂絕大多數台灣人在自由選擇下留下來，當「十足的日本人」，那就真是皮相之見了。（載國輝，1994）

其次，由於這強權下的國籍更易條件下，日本人為籍在台灣而居留日本和大陸閩南等地的台灣人以歧視性的日本籍──「台灣籍民」。尤其有一些不良不肖台灣人，便仗著這「日本臣民」──台灣籍民的背景，在大陸廈門、福州等地為非作歹，引起大陸人民深刻的反感與民怨，造成殖民體制和帝國主義下同族相仇相殘的悲劇，成為台灣強權下的國籍改隸，縱容少數台灣籍民（「台灣呆狗」）為日帝鷹犬。這是不知以暴力為恥的帝國主義伎倆，造成了深刻的傷害。

帝國主義者司馬遼太郎對日本50年對台支配，在與李總統的對談中，始終沒有一句表示羞慚與謝罪之意，而且紿終對日本帝國主義歷史津津樂道，驕慢自得，溢於言表。從文學者的立場看，這樣的歷史小說家而在日本享有盛名，和我認識的多位日本良識知識份子相形之下，不唯對司馬感到鄙棄與不齒，對養成司馬無知、狂妄的日本文化界和讀書界，深為失望。

而對從頭到尾唯唯附和、引伸司馬暴論（見《自由時報》中李總統的文明論），知識上破綻連連（例如將上述猶豫期兩年誤為一年，等等）的李總統，我們的感受，已不是失望，而是深沉無從排遣的悲傷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