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的危機與「方術」的標榜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莊子這段話的意思是：「天下大亂時，聖賢的作用不明白，道德標準也混亂。大多數人就以自己片面的見解，自我標榜。就像耳目鼻口，各有其功能，不能代替通用。猶如百家學說，各種技藝，各有特長，也各自發揮一定的作用。雖然如此，各所掌握的都是片面不完整的，只能代表一種偏執己見的人士而已。這種人割裂天地之美，枝節地分析萬物的常理，支解古人道術的整體性；與真理不能相稱，因此，內聖外王的道術暗淡不明，鬱結而不得發揮，天下人都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去講求自己片面的謀略方術。」

（一）泛政治化的民族觀

莊子有感於當時學術的「自由市場」，作上面引述的反應。可是，這種情況的發生，在一個社會倫理系統青黃不接，舊的破了，新的未立時，是有普遍性的，目下，台灣居民對「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似乎就處在這種狀況之下，民族的自我認同，本來就是相當複雜的過程：所包括的因素有血緣族群的、歷史文化的，甚至宗教信仰的、語言傳統的等等。

台灣島內，在「統、獨」政治論爭的籠罩之下，民族認同的議論也給提上綱，各種立場均以政治「統、獨」的主張為前提，而片面地從歷史長河裡自己一代人的片斷經驗，拿來作為自己選擇那一種民族認同傾向的佐證。

李登輝先生最近與日本《週刊朝日》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當中，充分表達了這樣的論證模式（見《自立晚報》1994年4月30日至5月2日全文中譯）。首先，司馬先生作為一個外國作家，對「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的「惻隱之心」，在對話當中毫無遮掩地表露，並且以此為主題，作為大部分的問話，來引起李先生的反應。（注意，文章當中作為採訪記者的司馬先生，自己所作的評述所佔的篇幅，不亞於受採訪人李先生的部分！）所以，在序言中，司馬先生明說他這篇文章，「最希望讓大陸的中國人閱讀。」

司馬：「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中華』此詞還要含糊不清的了。」

李：「『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

司馬：「……即使同是漢民族，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呢！」

李：「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這是基本的想法。」

接著兩個對談人，互相交換由美國輸入的「主權過時論」。然後，

李：「如果有機會與江澤民先生見面的話，我要告訴他：『在討論台灣政策或國家統一之前，先研究一下何謂台灣？』……」

這裡的邏輯即是，要滿足「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而已經預設一個「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認同，對於這樣相對立的認同，從對話當中，我們可以理解，它的依據是李登輝那一代人歷史片斷的經驗。而做為台灣「總統」的李先生完全罔顧了他所「偶然」繼承的中國國民黨辛亥革命，拯救中國於列強壓迫的歷史；割斷了包括台胞在內，國共合作抗日反侵略的史實；更無情的是，遺忘了二二八事件後，或白色恐怖下淪為政治犯或離開台灣的李登輝同一代的台胞親友。

試想，心懷較為縱深的歷史遺產的人們，能夠欣賞李登輝與日本友人喜愛重述他到二十二歲之前是「日本公民」嗎？如果他自己以為有資格當一個完全的「日本公民」，也是他那段歷史，日本在亞洲侵略戰爭的需要，必須把殖民地的台灣升等以作為皇民皇軍的資源啊！在日本殖民前期，台胞多少代前輩，因為抵制日本殖民的不公平政策而作了犧牲，要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難道可以方便地把自己台灣同胞的歷史遺產選擇性地丟棄嗎？

司馬先生讚賞邱永漢先生的評語：「如果不是那樣的話（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島也會一直像如同鄰近的海南島一樣吧！」

李：「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瞭解歷史。這是我的想法。」

在日本治台灣史頗為嚴謹的戴國輝教授，對於這種想法，針對著日本的聽眾作過多少費力的鬥爭批判。也因此在學術界、政界得到一定的尊重。今天，從他所敬重的李登輝先生說出這樣的「想法」，不知他會作何感想？

對談當中，也曾把閩南方言的「台語」與「中國語」對立起來，把中小學教育增加鄉土歷史、地理課程與之有關中國大陸的歷史、地理教育對立起來。這些，曾經是到台灣來的國民黨所犯的政策錯誤。看起來，李先生所領導的「台灣國民黨」並沒學習到歷史的教訓，有重蹈覆轍的傾向，只是把政策排斥的對象顛倒過來。這些都是海外台獨圈圈移植台灣島內的偏頗的影響。今天由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來提倡，是否只顧到選票多寡，掌握政權的利害關係？受到這種方術政策傷害的，即使是少數，要由誰來保護呢？

最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台灣都以「統、獨」政治掛帥，用片面的「民族認同」作為煽動情緒的鬥爭工具，各持己見，互不通化，則認同危機無法以和平的方法重整建構，只是讓彼此間的裂痕更加深豁，以致島內政局動盪。

（二）「出埃及記」之後？

「受愛寵的，上帝如此愛顧我們，我們必須在咱們之間以同樣的愛彼此對待。

沒人曾經看過上帝。

但當我們彼此相愛顧，

上帝就與我們同在，

並且，祂的愛在我們當中達到完善。」

　　──約翰─書4：11-12

李登輝先生與司馬先生一見面就說：「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並且，提出話題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和他與他太太聯想到聖經舊約「出埃及記」的故事。

李：「這之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罷了，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以往像我們這種七十來歲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的睡上一覺；我們不想讓子孫們受同樣的境遇。」

這話簡括了李先生心裡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沒有台灣人的政權。這包括他本人長年服務過的國民黨等外來政權，就像奴隸以色列人的埃及政權，使台灣人長時期來不能「出頭天」，現在李先生自比上帝派來帶領以色列人解脫埃及政權壓迫的，離開埃及的摩西，台灣已經「出發了」邁向一個「新時代」。

李：「是的，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拚的。總而言之，已經出發了。對！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個結論。」

換句話說，離開「中國」的陰影，自立「台灣人」的政權，就是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的結論。

不論對於二二八事件史實的分析是否如此簡單，當時派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不可置疑的一個歷史結論。可是，把這麼一個時期的殘敗政權，延伸到整個「中國」的概念，並且方便的作為「台獨」政治主張的依據，那麼，不僅如李先生說：「……北京害怕，因為西藏、新疆可能也會宣佈獨立。」所有抗日戰爭後的「光復地區」，重慶國民黨政權的「光復大員」走過的大陸地區，也都可以有多多少少理由宣佈獨立了。

司馬先生想提供「台獨」更遠的歷史根據：

司馬：「實際建立台灣的是在十七世紀從福建或廣東遷來的人們，而不屬於其他任何人。」

李：「這點我無法大意回答，因為現今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日本政府將台灣交還中華民國政府，此中華民國政府是因大陸內仗失敗而來台灣的。將所有的東西丟失，只剩下台灣。（注意：這個「主權」觀念為什麼沒有過時?!）中國共產黨把台灣省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分。這是奇怪的夢呢！台灣與大陸是不同的政府，目前我只能說到此為止。」

呼之欲出的是，等到台灣島內「人民直選總統」之後，就可以承認「台灣不屬於任何人」，包括「中華民國」在內。這裡明白地表示，台灣做為「中華民國」的領土，是外來政權國民黨佔領的。這個時期估計最長是李先生現屆「總統」兩年三個月為限。此後，將回歸到司馬先生開門見山說「台灣是無主之島的文明國」同一個立場。至於，這個立場成立之後，兩岸的形勢，亞洲的和平穩定會受到什麼威脅？李登輝如此歸咎：

李：「現在在大陸高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認為如果北京想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稍為留意，近十多年北京在國際上和兩岸關係上發言的基本立場都是「和平共處」，反對任何國家搞霸權，自己也不加霸權於他人。如上李先生的「大中華帝國」的說法，是冷戰後，一些西方，尤其是美國，冷戰期間長年吃「反共」飯的人士，帶頭挑起來的「假想敵」，圖緩救反共市場的沒落。為什麼李先生對於自己地緣、血緣都更接近的北京聲音都聽不入耳，反而為隔著大洋的西方部分人士的倡導，扮演緊跟的角色呢？

當國際關係主流趨向和解及共同開發的同時，這種尋隙挑釁的作風所代表的是一個逆流。如果像司馬先生強調台灣是「文明國」，是什麼原因驅使台灣的政治領導走入這種死胡同呢？

更進一步值得問的是，喜歡引用基督教聖書的李先生以「出埃及記」為台灣獨立於中國的比喻，並確認「已經出發了」；台灣的「摩西」如何向世人顯示他受上主的感召；台灣的「摩西」要把台灣人民帶往那裡去？

按「出埃及記」的記載，摩西是以色列的男嬰，由埃及的女公主領養長大的。這一點做為「台灣人」的李先生受蔣經國的栽培，是有點相像之處。可是，當摩西受上主召喚，交代帶領猶太人出埃及時，他誠惶誠恐地，自認沒有資格及力量做得到。上主即授予祂的神跡，以十次不同的顯現，讓埃及的法羅王屈服。李登輝先生倒相當自負地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說讓北京頭痛的有三點：（一）台灣的民主化，（二）他自己的務實外交，和（三）台灣空軍的新戰鬥裝備。

所提這三點，李先生在對話裡都有自我居功的色彩：民主化是因為他自己在權力鬥爭當中，心中「有人民的聲音」；務實外交是他身為「總統」可以請假到菲律賓或印尼權充經濟、農業的專家顧問；台灣空軍的新戰鬥裝備，30年不用擔心，是因為他是個「軍事天才」。這是「摩西」的形象嗎？

另外，「出埃及記」只是整部基督教聖經的一部分故事。整個基督教要傳達的教義並不止於受苦難的人要受到拯救，更不是為了政治權力的鬥爭做註腳。以色列人民出埃及後的路途中，摩西在西奈山上日夜祈神，上主透過摩西帶給選民以色列人「十誡」，在世上負起道德理想與規範的責任，並且，在聖經他處記載，耶穌復活升天後50天，門徒受聖靈充滿，而委任予耶穌在世時傳福音的神聖任務。耶穌做為救主，到世上來並不為在地上建立王國政權，他給人們上帝的福音是和平與愛。正如本節開頭引述聖經裡約翰一書的話，世上教會要傳播的福音並不止於政治上的爭鬥，甚至以暴還暴。雖然世人不能直接看到上主，但當世人互相愛顧彼此，選民與否，上主即與咱同在，上主的愛也因此得以完善。

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的上層領導，也有不少是以片斷的教義做為「自決」、「獨立」政治主張的依據。讓人疑惑的是，這種要求政權領導與道德領導合而為一的，有多少成份是接受了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衣缽，有多少是真正基督教義的原本教誨？

（三）轉悲為喜

司馬先生談「地方的痛苦」，「因為出生地是由神來決定的。」「例如現在若是出生在波士尼亞的話，實在是太不幸了。但是，我認為生在波士尼亞，去努力使變的好才是人類的尊嚴。」

李：「……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不能為台灣人盡一份心力的悲哀。」

司馬先生進一步談使悲哀的境遇變好，是人類的尊嚴。與基督教是希望的福音相接近。即在世上受患難的，上主應有使命透過他們來實現。上主遣送祂的獨生子耶穌到世上，受刑死而復活，要傳播的福音就是新的希望。使悲哀的人不再怨恐，而受啟發認識在上主的工作上，有他們行使福音的一定使命。年輕時，曾想做傳教士的李先生，為什麼看不到這一點，而仍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向司馬先生一腹怨氣地說：「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呢？

如果台灣現實是如司馬先生所說：「現在好不容易終於獲得了今日如此高水準的自由和法治制度，可喜可賀的是在漢民族的歷史上這是破天荒！」虔誠的基督徒李先生怎麼不能想到向大陸漢族同胞傳福音的使命，而汲汲於與大陸漢族同胞劃清界線，獨享「台灣人」的「可喜可賀的自由與法治」呢？

李登輝先生自詡從小就很敏銳。「我總是在思考該如何內斂。」這個美德使李先生在台灣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偶然地」繼承蔣經國的總統地位，並且支持形勢至今。即使蔣經國沒有明確交代李為他的接班人；關鍵是李先生沒有表露政治野心的形象，這一點他本人似乎自引為豪。李先生這樣「內斂」的美德，為什麼不能推廣到兩岸關係發展上，來發揮一個更大的融合目標呢﹖相反地，以台灣「總統」的身份，大玩「國家遊戲」，甚至超乎現行台灣「中華民國憲法」之上。他的基本設定是正在緊鑼密鼓的「修憲」，將按他的主觀意識，把當前成為「台獨」障礙的憲法條文，全部修理掉。這條政策路線的可行性，實在有待台灣當局的領導層及其信託的智囊團，對於台灣島內，兩岸關係，以及國際形勢的趨向，認真地作一個全面的評估。

是的，造成「亞細亞孤兒」的悲哀的「台灣人情結」是有特定的歷史原因，使那麼一代在台灣的中國人感到失落。但是，在那苦難的時代，整個中國不僅內部有矛盾，還處於相當惡劣的國際環境之下，在那一段時期，在台灣島內發生的種種不幸事件，包括二二八，都不能單獨與那樣的大環境分開來看待。若能把眼光放大，今天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李登輝先生的「出埃及已經出發」之說，是否能更恰當地擴大到包括大陸同胞的全中國，成為所有能夠認同「中國人」的新時代的開始。這樣，在台灣島內可以避免在「民族認同」的論爭下繼續擴大分裂，製造仇恨，誤患莊子所謂「一曲之士」的過錯。另方面，在兩岸關係上的行徑，也能更完善地接近基督教義的教誨。因為耶穌降世的福音，並不是要使世人分裂成彼此仇恨的各個王國，而是在彼此愛顧的實踐當中，與祂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