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發生學與悲哀的進行式

由出生地決定的悲哀

東京的《週刊朝日》5月6日與13日連載日本的「國民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訪問對談錄。據李登輝表示，見面前曾徵詢太太曾文惠女士有關話題的意見，她建議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然後夫婦倆接著便談起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這中間思想上的因果則未交代！）

李登輝後來公開表示，要傚法《出埃及記》中猶太人的先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紅海，到「充滿蜂蜜與牛奶的樂土」，建立自己的家園。李登輝在與司馬對談一開始，便在對方導引下，由「出生地是由神來決定的」，先談起了「地方的痛苦」。

李總統說：「生為台灣人，也曾有過不能為台灣盡一分心力的悲哀。」

李總統這個「悲哀」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他未明示。究竟是「遺憾留諸天地」的孤臣孽子的悲憤呢，還是「餓狗盯著熱油鐺－－舔不得也捨不得」的兩難困局呢？

在司馬挑撥性地捭闔過程中，李登輝終於表態：「中國共產黨把台灣省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這是奇怪的夢呢！台灣與大陸是不同的政府，目前我只能說到此為止。」

出埃及記就是結論

如果讓李總統暢所欲言，他會再表白更多一些什麼？我們不太清楚。不過，民進黨的新任主席施明德卻消遣李登輝不是摩西，他只是「施洗者約翰」，他只在修平「後來者」的路，台灣人真正的彌賽亞尚未到來。

施明德似乎在預警著李登輝的某種局限性，似乎在暗示「另人」才是真正台灣人的救世主，李登輝只不過是「先行者約翰」。

由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並且身為國國民黨現任主席，能夠說出「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黨罷了，所以有必要把他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等等言論，徹底認同國際台獨運動家的宣傳修辭，否定國民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一次性地顛覆中華民國的法統神話，將台灣獨立建國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 印證布道，他做為「施洗者約翰」，為台獨鋪路的作用，誰能否定呢！

李登輝在答覆《出埃及記》是否意味著台灣已邁向「新時代」時說：

「是的，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拼的。總而言之，已經出發了。對！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

當李登輝說「已經出發了」，他也沒有說明何時、何地、何人、何種方式出發，但是，「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拚的」，拚什麼？可從舊約聖經的古典意義去暸解－－在上帝允諾的土地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台灣人在曠野

台獨立場的小說家李喬熱情地接續李摩西的福音，他推測李登輝的心境說：

「是身置生命河流最廣闊卻速度緩慢的入海之前的明徹決志？還是透視世界、國內外情勢發展後，勇敢的宣示？」

「是以現代國際政治的趨勢點醒中共等人的愚昧？抑是呼籲台灣人『出埃及』的意志必須堅定，而在曠野的時候一定要經得起試煉？」

李喬認為台灣人民今天已然置身「曠野」，「迦南」在望，我們唯「一島一心團結以赴才能到達目的地」。

李喬不忘鼓勵李摩西：「摩西是完全透明的，雖然本人僅及迦南對岸，歷史上還是記載著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祂是不朽的。」

李登輝如果真把台灣推向迦南化、建國化，台獨人士心目中的「祂」當然就是擺脫埃及法老奴役的「李摩西」，不是後來揚棄羅馬總督暴政的「先行者約翰」。

日本人宗像隆幸（即混身台獨運動的宋重陽）一面讚許右派小說家司馬遼太郎使日本國民產生自信，「個個默默努力促使日本成為大國」，一面稱讚李登輝的發言「是個起碼、也是偉大的常識」。

宗像認為促成偉大的變革，要靠國民有通用的常識，如美國獨立革命前思想家托馬思．佩恩《常識論》一書中的「常識」一般。這種常識的認知，他依李摩西的發言歸納為四點：

一　生為台灣人是悲哀的；

二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府是個別的政府（個別的國家）；

三　台灣應該是台灣人的東西；

四　台灣：夜晚可以安穩睡眠的國家。

這四點「常識」使得李登輝說出「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拚的」。

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戴瑞明在澄清李登輝「身為台灣人的悲哀」時指出，台灣人三四百年來從未自己「當家作主」，勉勵國人要有生命共同體的觀念，不要分「先來後到」。

戴發言人試圖撇清李登輝的「省籍情結」，但關於李登輝對中國的「國籍情結」卻反而越描越黑。

悲哀的發生學

李摩西所謂「台灣人的悲哀」並不是從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開始，很諷刺地，竟是從台灣回歸祖國開始。然而作為祖國的中國，在李摩西心目中已經成為「新外國」了。

因被異族殖民統治而與祖國疏離的台灣人民，被日本皇民化政策洗腦的和化假知識貴族，除了早先自怨自艾「亞細亞孤兒」，無法堅守民族氣節的「無根悲哀」，令人同情之外，坦白說，凡是懷念日據時期的既得利益，認同日本法西斯統治者的價值趣味，其實是「三腳仔的悲哀」。

李登輝把自己比喻為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真是歷史最大騙局。可恥的歷史白癡！因為猶太人從古迄今在全球各處流浪，被稱為「流浪的猶太人」，凡有猶太人聚居處，必有猶太教士「拉比」以傳承猶太文化與傳統，凝聚其民族意識，灌輸其復國意識。在最艱苦的被奴役時期，例如在古埃及為奴階段、例如在羅馬殖民巴勒斯坦階段、例如在納粹德國全歐迫害猶太人階段都是。

猶太人為何能重返迦南地、二次大戰後以色列人為何能在巴勒斯坦復國？就是以猶太宗教信仰包裝的錫安主義，其內容除了彌賽亞主義 （即救世主一定會來臨，這給猶太人樂觀進取，永不絕望）之外，便是猶太人絕不認同奴役主與殖民地主人的民族氣節。

猶太人由於有民族氣節，故能歷久彌新，以色列國亡數千年而能再建。

中國人由於有民族氣節，故能經歷五千年考驗而屹立東亞，綿延不絕。

被日本殖民統治後若干喪失民族氣節的台灣同胞，做不成「四腳仔」（日本人），只能做連日本人也看不起的「三腳仔」，這當然是很悲哀的。

三腳仔及其近親繁殖的後代，沒有被成功地吸納同化為四腳仔，但確成功地或失敗地被扭曲或疏離為「非中國人」，即喪失了民族氣節的台灣人，李登輝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便是「三腳仔的悲哀」。

沒有中國民族認同的三腳仔，或已認同日本帝國的「天皇赤子」，如何可能出埃及？他們的靈魂已出賣給埃及法老，他們的肉體是奴隸主的財產。如同二次大戰期間某些隱瞞身份的猶太人，替蓋世太保出賣自己同胞，以證實自己不是猶太人。

這種人絕對不是摩西。

漢族子孫在台灣地區的發展，能否真正「出埃及」，端看能否揚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支配。

國姓爺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他是鄭摩西。

蔣委員長驅逐日本帝國在台的殖民統治，光復台灣，這個意義他是蔣摩西。但蔣介石於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之後，引進美軍，寧為帝國主義干預中國領土、分斷台灣海峽的馬前卒，這個意義則絕非「出埃及」。

不過蔣介石、蔣經國有生之年依然堅守「一個中國」立場，抗拒帝國主義者進一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陰謀。蔣介石在台灣提倡中華文化、普及國民教育，這些事跡在一定程度延續民族命脈，使得「李摩西」這類「偽先知」無所遁形。

悲哀的進形式

台灣當然是漢族子孫拓殖的「迦南地」，不論經濟性的閩粵移民或是政治性的先朝遺民，所延續的香火便是漢民族的「民族氣節」。這個「氣節」，即宗像隆幸指涉的「常識」（ Thomas Paine 語），或戴瑞明所說的「共識」。

隨著中華民族的融和，漢民族的「氣節」，逐漸形成與其它部族共享共榮的民族意識，這是「中華民族意識」的形成過程。

這個民族意識，既是神話也是現實。

二次大戰後，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漢人，興奮地慶祝回歸祖國懷抱，便是民族意識的呈現。50年皇民化教育無法磨滅的民族意識，再實在也不過。

但是日據時期某些政治經濟上既得利益的三腳仔與文化上被皇民化的知識份子，也忍受與日本軍閥相同的「亡國悲哀」。

1947年不幸的二二八民變，是中國傳統「官逼民反」的案例，除了台灣省之外，戰後中國大陸計有13個省份發生類似的大規模反國民政府事件。

青年李登輝惡夢般記憶的白色恐怖時期，「晚上都不曾好好的睡上一覺」。戰後台灣人的祖國經驗的確不太愉快！但遭受考驗的民族意識須要更多的歷史與政治知識去理解。

如果說陳儀、蔣介石都代表醜惡的「中華醬缸文化」與「卑賤的支那人」來侵略台灣人，而對日本殖民統治那「美好的古早日子」鄉愁的話，請別忘記1895年日本登陸台灣後對抗日同胞的大屠殺，其次陳蔣二人都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才生，就某種意義而言，應該是台灣同胞比較習慣的統治形式。

白色恐怖時期非常不滿但又沒有行動能力的知識份子，沉默了40年，等到自己當上「外來政權」的掌門人之後，才開始詛咒「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無寧是令人遺憾的。

若要清算「外來政權」，應先清算日本帝國給台灣同胞的傷害，不論是肉體與靈魂。台灣人的真正悲哀是被殖民而認同殖民主，光復前被皇民化，韓戰後被美國化，失去中國民族本位的立場思考，與中國疏離，越發離譜。

李登輝說要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應該的，身為「外來政權」的繼承者，理應平反賠償。李登輝更應為50年代，美國帝國主義進駐台灣之後，國民政府展開的白色恐怖，也一併解決。讓中國民族的和解與整合加速進行，才能帶領漢族子孫回歸列祖列宗的「迦南地」，這才是真正的出埃及記。

把台灣同胞從美日等新舊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支配下解放出來，回歸真正的中國民族與人民立場，才能出埃及記。

不論台獨或獨台，都是依附新殖民主義的出賣台灣人行為，是把台灣人推向古埃及奴隸市場的販奴行為。

李摩西，以色列人的原鄉在迦南，台灣人的原鄉在唐山。

以色列人的復國主義是出埃及記，台灣人的分離主義，不論台獨或獨台，都不可能是出埃及記，而是「埃及為奴記的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