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兩國最近發展的借鑒

就立法成績而言，克林頓總統在美國戰後的總統中，已經可以說是個中翹楚，單單《反犯罪法案》和《削減預算法案》二者，如果行之有效，就可使他名垂青史。再加上經濟上升的速度和失業率下降的幅度，克林頓總統這頭兩年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就在這種政績之前，民主黨在1994年的期中選舉中卻敗下陣來。為民主黨控制了40年之久的國會終於換了主人。

歷史常常會開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美國內戰期間主張解放黑奴的是共和黨人，主張蓄奴的是民主黨人；在美國民權運動期間主張黑白合校的則多半是民主黨人，而主張黑白分離的卻是共和黨人。這次代表共和黨接下眾議院權力棒的竟是來自美國深遠南方喬治亞州的紐特‧金瑞契眾議員。

引人注意的不是這40年後才發生的權力移轉，引人注意的毋寧說是權力移轉的過程和當事人的風度。代表民主黨的蓋哈特眾議員在移交權力棒時就說：美國人已經把這種權力移轉方式視為當然，但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權力移轉仍然是在靠戰爭和流血完成的。在104屆國會就職的當天，兩黨確實表現了很大的和衷共濟的風度，金瑞契眾議員甚至表揚了羅斯福總統乃至民主黨人在取消種族隔離方面的貢獻，同時警告共和黨的同事不能只顧企業而不顧經濟處境不利的美國人民。儘管如此，兩黨之間的思想差距在有些方面仍然是南轅北轍，兩條路線的鬥爭仍將不可避免，特別是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美國在福利改革下所面對的問題，與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中經歷的問題有些類似。美國要一方面讓大企業放手發展，一方面要顧到處境不利的人民；中國則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供應。兩者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不過，不論黨爭多麼激烈，美國的政局穩定不會受到影響，美國的法制不會受到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始終將是掛帥的。

但在五、六年前還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俄國，如今卻面對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車臣造反，居然使俄國如臨大敵。幾天以前，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接受斯提夫柯恩訪問時承認，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是俄國人民的致命傷。今天俄國的經濟和政治混亂無不肇因於此。當初的蘇聯或今日的獨聯體作為一個整體總共不過兩億人口，同樣的解體和混亂如果發生在中國，其後果之嚴重恐怕還不能以人口的倍數來加以估計。日本外務省的秘密檔案認為分裂的中國有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也許還有別的國家有此同感，唯恐中國終於實現統一，或一心希望中國陷於分裂。《內王外霸》似乎是富強的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貫行為方式。中國的領導階層和海內外的知識份子對此不應有天真爛漫的幻想。只是在此信息超高速時代，中國的資源和人口比例所形成的特別情況，是不難找出具體的數據來佐證的。將本國的國家利益寄於中國的分裂與混亂，確實是短視的而且罔顧基本人道主義的構想。中國現政府如能大致上滿足十二億人口的基本需要，它就是在對全世界的穩定與和平作出重大的貢獻。如果西方的人道主義在盧旺達都捉襟見肘，一旦中國真的支離破碎，天災人禍接踵而來，如今如此關心中國民主和人權的人，究竟能負起多少責任？

有歷史使命感的中國領導階層，不論在海峽的哪一岸，都應嚴肅地面對這一問題，明清兩代有兩個民族罪人，一個是引清兵入關挾外力以自重的吳三桂，一個是心胸狹窄，眼裡只有滿洲王朝，主張《寧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慈禧太后。兩個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或本族的小圈子利益，而不惜犧牲民族的長遠利益。

鴉片戰爭以後已經過去了150年。兩岸的中國人，從一個接一個的平等條約中，從毫無理性的軍閥混戰中，從半個世紀的日本佔領中，從八年的浴血抗戰中，終於走到現在可以自作取捨的這個歷史轉折點。兩岸的中國人就要切實掌握這個「可以自作取捨」的機會，外人越是希望中國土崩瓦解，中國越是要不動如山；外人越是希望中國經濟遲遲不前，中國越是要迎頭趕上。地區性的利益到底是小範圍的利益，官僚結構內部的寸土必爭也都是一日的短長，為此而犧牲中華民族的長期利益，是得不償失的。值此信息超高速時代，責任誰屬，會比司馬遷時代傳播得更為迅速，而且對中國人造成的不利後果也會來得特別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