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疼惜超越族群魔障

王曉波先生對於台灣歷史的研究以及他對於相關政治的看法，向來被認為是當代台灣研究的少數派；但是極為重要的少數。而我對於他的為人以及治學的尊敬，也未嘗因為他的少數位置而有減少。

12月9日王先生在這個版面討論台灣的省籍問題，並且「檢討」我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語多批評。這裡除了對於王先生呼籲族群和諧的胸懷表示敬佩之外，對於王先生所提出台灣史的部分材料，也謹受教。不過，尚且有以下回應，應該提供社會公評。

第一、王先生批評我將台獨的歷史起源歸諸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通俗的錯誤，並且提出，台獨的歷史起源，其實是1945年之前，美國、日本等不同的帝國主義，和日本御用台籍仕紳的共同陰謀。

事情的真相是：我沒有說過「二二八」是台獨的歷史起源，我也沒有對於台獨政治運動的歷史起源有過任何論述。我向來關心的是「台灣人意識」的問題，以及，影響這種意識發生的歷史與社會條件是什麼，而不是「台灣獨立」政治組織的歷史故事。至於「二二八事件」，它對於當代的台灣人意識、省籍情結的影響，我想沒有人會否認是巨大的，而且，遠超過45年那個時代，少數外國野心家，以及後來任何台獨運動者，所可能發生的實際作用。

至於說「台灣人意識」，是不是就是形成當代台灣獨立運動的充分條件呢？我也不認為如此；因為台灣人意識並不會自動帶來一個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家的政治計畫。因為，現在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獨立運動，它之所以能夠獲得部分台灣人民的支持，必然是一個長期社會矛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相互衝擊的結果；不但有島內的省籍不平等因素，也包含外在政治經濟的因素刺激在內，我在3日刊出的文章裡面曾經簡略提到，在別處的學術論文裡面，則有比較複雜的論述。

無論如何，王先生在這裡使用我根本沒有說過（而他自己也承認「有可能記錯」），事實上我原來即不盡贊同的論點，對我加以嚴厲「檢驗」，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第二，王先生又批評說，我不應該指控「新黨」試圖用「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身份，來消滅社會組織層面的省籍問題；因為，當初日據時代的一些台灣抗日（知識）份子，像蔣渭水，都是「拚死」極力認同中華民族的。我如果沒弄錯他的意思，王先生是說：光復之前的台灣人，原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那裡有什麼民族主義問題衝突，那麼，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來消弭省籍問題，又有什麼不對？他又認為，現在台灣人運動不准許台灣人認同中華民族，和日據時代的日本統治者，又有什麼不同？

事情的真相是：我在這裡原來不是批評「新黨」，我的文章裡面寫得清清楚楚，我批評的對象是中國國民黨，特別是50年以來，冷戰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今天新黨在台灣只能夠「保衛」中華民國，處於一種自我防禦的地位，可是，50年代的中國國民黨，是要在台灣「易地生根」、「建立」自由中國，當時「黨國」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控制與文化支配能力，是清楚的統治者，那裡是現在的新黨所可比擬呢？

至於說45年以來的所有台灣人口，是否都像王先生所舉的20年代的幾個例證那樣，都是同樣熱烈的「中華民族主義」認同者呢？這恐怕需要受到更嚴厲的證據考驗。難道說，從1896到1945的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長期的戒嚴統治與國家自我認同、自身想像，都不可能有任何影響嗎？假定我們具備了關於人民意識形成的概念，就會瞭解，台灣的各種來源人口，固然不是「天生以來」，就變成現在所謂的「台灣人」形象，但也不可能是「天生以來」就是不變化的所謂「中國人」形象；台灣人民到底展現什麼樣的集體意識，必然是一個不斷被歷史形塑出來的過程，直到現在，這個過程仍然在進行中。如果我們再考慮一般人民以及精英份子，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差異，或者說不同世代、不同語群的「文字習慣與語言差異」的作用，那麼這個台灣人口裡面「我自認同」的複雜性與變動性，那麼就可能更值得注意，也更不可能如同王先生所說，那麼理所當然。而這也就正是我在文章裡面說的，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以台灣這個區域、這裡的人口，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點，來進行瞭解，而不是從中國為主體的歷史觀點來瞭解。

王先生又提到「他生為外省人」，是不能被剝奪的尊嚴，這一點我百分之百同意。所有的「認同」，原來都必須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除非是一種明確的種族主義，我們沒有立場譴責，或者試圖改變任何人的自我認同、或者自我命名的權利（同理，我們不能強迫一些「台灣人」說；你不是「台灣人」，而是「中國人」）。王先生又對於晚近一些台獨支持者污蔑外省人族群的惡毒言論以及運動，有強烈的不平與情緒，我也感同身受。而民進黨到選舉結束後的今天，還只在關心「台獨黨綱」和選票的關係，考慮是否需要修訂，卻不檢討自己對於化解族群衝突可能該擔負的責任，這完全不像是一個有寬宏氣度的政黨的作為，相信將很難獲得其他少數族群的信任。這些看法，雖然沒有在上篇文字裡面充分表達，但是並不代表我故意疏忽；我也並不是如王先生所說，譴責外省人的一些「正常」的「反歧視」反應。我批評的，是新黨沒有真正的幫助外省人，來處理外省人一直疏忽的本土社會問題，更沒有幫助有成見的台灣本土社會，來瞭解，進而尊敬外省人的一些特殊情形，反而，它們只是為了短暫的政治利益，而有策略的訴諸傳統的符號，這不但無助於族群關係的和諧發展，只可能更加深了外省人的危機感與一些台灣社會對於外省人的偏見。

在文章最後，王先生憤慨社會沒有公理，促使他不得不出來為「外省人尊嚴」講句公道話。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四年前，我讀到一篇外省人寫自己家庭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敘述自己的母親如何因為白色恐怖被國民黨入獄，後來又不明不白被槍斃；最後父親也被牽連，剩下一個只會說家鄉土話的老奶奶，帶著幾個小孩，在50年代的台灣社會底層，喘不過氣來討生活的故事。辛酸的地方，讓我眼淚一直掉下來。故事裡面那個10歲大的小男孩，正好就是作者王先生本人。而又在一年多前，我讀林義雄先生送的《十年生死》這本書，裡面記錄著1980年2月28日在林宅發生，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偵破的慘案。讀到林先生錐心般悼念他被殺13刀的質樸母親，還有他兩個只有六歲大，卻也沒有被放過的可愛雙胞胎女兒，我的眼淚更是不能停止。

這個社會裡面，有太多的傷痛需要撫平，有太多的壓迫讓人憤慨。我很抱歉讓王先生，還有一些其他人，覺得我的上一篇文章對於外省人過度苛刻，或有雙重標準的地方；其實，我要批評的是所有不負責任的政客，與一些象徵壓迫關係的族群激情，新黨固然被清楚點名，別的政黨也不見得好到那裡。可是，我還是希望部分對於台灣地方一直有優越感、甚至可能有敵意，而不自知的少數外省人，不要再繼續這種「不知道自己鄰居在想什麼」的自我封閉狀態。呼應王先生對於族群和諧的呼籲，希望今後我們都不必為了一些政客的短視作為，才感覺到有為自己的族群尊嚴，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壓力，而是為了真正的人道精神，因為疼惜可以超越族群界限，而不得不挺身而出。我們也許還有機會超越現在的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