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渭水先生與我的青少年時代

本文為蔣碧王女士於1987年8月2日，在台灣史研究會所舉辦之「蔣渭水先生逝世紀念學術演講會」上的講稿，發表於《台灣史研究會會訊》第3期（1987年12月）。茲特刊出此文，為紀念蔣女士及苦難的，並在苦難中堅守民族氣節的一代偉大的台灣人──編者

各位前輩、各位同胞大家好：

非常感激主辦單位以及這麼多青年朋友來關心、探求六、七十多年前的先人史跡。那時他們為著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攻策統治下的四五百萬同胞，爭取自由平等民權而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現在台灣光復了，回到祖國的懷抱了，但我們卻在爭取自由、平等、民權的過程中，犧牲了不少人，我常覺得悲哀與無力感，但這一下又不同了，這麼多青年朋友站出來了，本人很佩服這些青年朋友勇敢地在努力奮鬥，給我們一線希望，我覺得台灣人有救了。謝謝！

關於先父的革命史績許多前輩已說過，我不再說了，我只根據個人的瞭解，談點往事。家父雖是病死，但死得太早，是因多年的勞累而使他的身體很衰弱就一病倒地，先父小時家裡很窮困，記得祖母去逝時，那時我才六、七歲，在追悼會上先父說過，他大哥常上山撿柴才有白米飯帶去吃，然而大哥還捨不得吃完，還要留下一些帶回來給弟弟們吃。那時我雖然年紀小，聽了這番話，卻感動得流出眼淚而印象很深刻。所以先父直到17歲才進公學校讀書，三年後畢業，進宜蘭醫院當工友，半年後他考進醫學校，該校成績好的學生有公費，而且可以學醫。他考取後十分高興，因為他最崇拜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是學醫的。家父享年40年6個月，扣除自17歲開開始為做一個醫生所接受的日本教育前後8年，出道不過15年半，在15年半的日子裡，一方面要照顧職業及家庭，另一方面要孜孜不休地充實自己，再運用所得知識來與日本當局鬥智，這樣燃燒自己來照亮同胞大眾確實是不容易之事，先父這種超人的能力縮短了他的生命。

童年往事

家父逝世時我十歲，民眾黨成立時我六歲，黨址在天水路，常跟家母去玩，大安醫院在延平北路現在的義美西餅店，我是在那個二樓出生的，當時那裡有三個鋪面，中間是大安醫院，左邊是文化書局，右邊是台灣民報社，樓上好像是間大旅社，由北部南部來的同志都住在這裡，來往的人、吃飯的人都很多。

小時印象很深刻的有兩、三件事，因當時我家面前常有日本私服的警察在監視，家父為了要出診備有一部人力車，只要那部車一開動那個警察就要騎單車追，無論下雨或晴天。車伕阿財每逢下雨天常叫我上車，載我去圓環繞一圈，因下雨帆布都放下來看不到裡面的人，而車後面有一個小窗，帆布拉開一點就看得到外面，車伕阿財叔就問我臭狗有沒跟來，因當時台灣人都叫日人為狗、四腳仔，只見那警察騎車拚命的追，最後發現家父並不在車上，只好搖搖頭歎口氣，也怪可憐的。

還有常常晚上家父他們都演講去了，到深夜一批人回來拿衣服說，家父又被日本鬼子抓去了，這種事本來已甚習慣，但仍是令人憤慨，第二天又要騙祖母說家父到南部演講去了。

還有一件事記憶很深，有一首日本的台灣始政紀念歌，在家是禁唱的，小時不懂事，在學校開完紀念放假回家高高興興地唱這首歌，結果挨罵。家人說今天是台灣人最苦難悲慘的日子，大家應關起門來悲哀哭泣才對，後來我們在家絕不敢唱這首歌，還有先父為了提高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做了很多文化工作，不是簡單幾句就講得完。

參加祖國抗戰

在這種家庭環境長大的我，小小心靈已埋下很高的抗日意識，七七事變發生時我16歲，當時在台大醫院當護士，那年認識了留醫患者鍾先生，他是屏東人，日治高等學校的學生，那時台灣人要進去這個學校是不容易的，他是國家民族意識很深高的人，當時他最崇拜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及家父，我們自然而然變成知己，無所不談，我們計劃回祖國參加抗戰，本來還想組織一個醫療團回去，但是談何容易，出境問題、經濟問題，種種因素使得這個理想未能實現。在民國28年底我們二個人與另一對夫婦及鍾先生的表弟三男二女一起成行。從上海到香港在這兩個地方都無法找到關係，只好冒險進去。由香港淡水坐船到廣東前線惠陽惠州，船一到就有前線指揮部的人來檢查身份證，當然我們沒有任何證件，就說我們是從台灣回來參加抗戰的，要來投靠國民黨，請帶我們去黨部，他們說夜晚了你們就在此住一晚，明天再帶你們去。到半夜覺得房裡有人走動才發現他們在檢查我們行李，而且外走廊有人背槍走來走去，第二天才知我們已被扣留而失去自由，莫名其妙地變為犯人，難道愛國有罪嗎？三天中有三位軍法官審問我們，怎麼表達我們的誠意及愛國熱情都未被接受，老說我們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漢奸，而要槍決我們，聽說在前線如果抓到日本鬼和漢奸可以領到很多獎金，但我們像嗎？

丘念台出手援救

話說回來，國民黨也不是沒好人，那位姓陳的軍法官總覺得要處決這五個人還須研究，那時丘念台先生剛從前線來惠州領軍糧，丘先生組織的東區服務隊在前線，離惠州有兩天的路程，他每一兩個月來領一次。陳軍法官知道丘先生比較瞭解台灣情形，就把事情告訴他，他就請求上面讓他審問我們，他不只認識家父，連鍾先生的父親和另一位朋友的家人他也認識，他請求暫免執行槍決，解往後方察看偵審，救了我們五條七命，因那時我們兩個女性都懷孕了；我和鍾先生是在上海結婚的。念台先生要我們好好表現，回復自由後再與他連絡。在惠州關了一個多月才解送我們，一縣又一縣地交送，碰到好縣長就準備一個房間給我們，有的就把我們關到監牢裡去，那邊的監牢簡直是活地獄，這中間不知吃了多少苦，真是一言難盡，後來送去送到桂林軍事委員會已快半年了，在那裡住了一個月才送我們回廣東服務。到了曲江回復自由後，鍾先生在報上看到重慶有一位謝南光先生消息，就寫信問他是否謝春木先生。他要我們去重慶，但我們還是選擇去前線，因為原來目的是回來參加抗戰，到後方沒有什麼意思。

亂世悲劇

但要去前線就碰到一個大問題，因回復自由後不久我們兩個都生了兒子，孩子總不能帶去前線，我們兩個痛哭了兩三天，終於下決心把孩子送給人家，然後五個人就踏上征途，一個人背一個包袱就步行12天才到前線博羅羅浮上下的東區服務隊，這個地方是半淪陷區，敵我雙方都不大管，在這個地方東區服務隊做了很多工作，調解民眾的糾紛、辦教育、還供給國軍最正確的敵軍情報。在前線工戶了四、五年。雖然生活辛苦，回憶起來那段日子活得最有意義，充滿著期待與希望，一切都為了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東區服務隊奉命解散，鍾先生就到福建找李友邦先生，友邦先生在我小時就很疼愛我，他要我們在廣東組織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三分團，日本投降後在廣州的台灣人是很可憐，無依無靠，受本地人欺負，我們就替他們組織了同鄉會，找地方集中他們同住，找輪船分三批回台，我們也一齊回來，回到久別的家鄉當然是感動萬分。

回台後我先生在教育界服務，四年後因案去逝了。算起來我們家是犧牲了兩代，但是我們還未得到幸福，相信家父與先夫更死不瞑目，所以希望年輕朋友共同努力，爭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日子快到來，一切就看你們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