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再錯失時機

一、中共的兩重屬性及其在冷戰時期的作用

中共是「中國共產黨」的簡稱，中國共產黨具有「中國」與「共產主義」兩重屬性，「中國屬性」表示其立足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所作所為是為了中國；「共產主義屬性」表示其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所作所為是為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義務。整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這兩重屬性交相作用又互相爭勝的歷史。簡要地說，中共之建立是「五四」後中國若干知識份子在面對帝國主義侵略而中國無力反擊的情勢下，為了「救國救民」而認定「捨傚法蘇俄別無他途可循」〔註1〕，這是中共建立時的「中國」屬性。當中共建立之後，歷經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的領導時期，實際上都控制在共產國際手裡，「共產主義」屬性壓過了「中國」的屬性。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取得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此後隨著國際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蘇聯無力直接控制中共，使得毛澤東得以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環境，運用他自己在農民運動與游擊戰術上的特長，並提出頗切合中國需要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新民主主義論」，並由此形成「毛澤東思想」〔註2〕，在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上，「中國」屬性又大過了「共產主義」屬性。

共產國際指導中共革命固然失敗，但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是成功的。毛澤東領導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9月21日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詞上，他興奮地宣稱「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註3〕，這是「中國」屬性的展現。由於毛澤東的成功主要是靠了中共本身的力量而不是蘇共的指導或援助，這個初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在內政外交方面本該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子出來，沒有必要依附在蘇聯的陣營裡面。內政方面，他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對中國有著相當大的適用性；外交方面，美國實際上已經認真地表現出只要中共不要依附蘇聯陣營，美國將放棄對蔣中正的支持，轉而與中共修好〔註4〕。可惜的是毛澤東錯估了美國對蔣中正的支持程度，自覺必需蘇聯撐腰，走上了「一邊倒」的不歸路。在內政方面，過早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過早地走向社會主義改造〔註5〕；在外交方面，與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共結成了軍事同盟，並為了取信於蘇聯，初生的共和國竟不由自主地捲入了韓戰〔註6〕，這是「共產主義」屬性又壓過「中國」屬性的表現。既然要「一邊倒」，中國人終究還是沒辦法「站起來」，台灣與大陸都成了美、蘇爭奪世界領導權的馬前卒。

中共「照抄照搬」蘇聯模式並不成功，到1956年時，毛澤東已經有意就此重新檢討〔註7〕；中蘇共間也為了貶斯大林問題、核武器援助問題、聯合艦隊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問題、中印邊界衝突問題等等發生了齟齬，毛澤東力圖擺脫作為「兒子黨」的地位〔註8〕。1958年的三面紅旗運動以及作為三面紅旗運動之一環的八二三炮戰，既可以看作中共蓄意脫離蘇聯陣營的「抓狂」舉措，也可以看作中蘇共正式分裂的導因。從某種觀念來說，這些表現似乎是中共「中國」屬性的復甦，可是當時中共卻是在「左」的態勢上與蘇共分裂，中共刻意表現比蘇共更「共產」。可以說，從1958年以至1969年間，中共的「中國」屬性與「共產主義」屬性同時強化，兩種屬性強烈激盪的後果，對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對外走上了「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蘇修叛徒集團、打倒各國反動派」的全面孤立的歧途〔註9〕。在那段期間，美國縱想和中共接近，也不得其門而入。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使毛澤東真實地感受到極其現實的「北方威脅」，毛澤東的腦袋逐漸清醒後，才發覺為了「中國」不能繼續孤立，必須設法與美國接近，而美國的尼克森總統也發現要接進「中國」就不能不改善與中共的關係，雙方的意向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是由於當時的中共仍處於文革的後期，四人幫亂政的時代，雙方建交事宜拖到1978年文革餘黨徹底失勢、鄧小平掌握中共中央主導權後才算完成。

二、中共在「後冷戰時期」形成過程中的角色

當前的國際政治之所以從「冷戰」轉向「後冷戰」，可以說是由於蘇聯經由戈巴契夫的「新思維」而走向解體、東歐共產國家紛紛經由民主化而使國際共黨陣營瓦解。但是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雖然在經濟上遇到了一些困難，它在軍事上仍然還是這個世界的一等強國。從這裡我們回頭看所謂的「冷戰」，可以看出那完全是非共世界對共產陣營的抵制，而不是「超級強國」間的衝突。因此，當蘇聯以至東歐共產黨政權瓦解之後，哪怕俄羅斯仍然是「超級強國」，世界範疇的「冷戰」卻已經告一段落了。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促成了蘇聯的改革，而這也成了「冷戰」走向「後冷戰」的源頭。但是，整個共黨世界的改革風潮並不是從1985年戈巴契夫當政才開始的。遠的來說，我們可以追溯到1968年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近的來說，則以中國大陸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最為波瀾壯闊。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尤其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全力協助下，經濟體制改革波瀾壯闊地向前邁進，到1985年戈巴契夫在蘇聯開始當政時，已經有了明顯的成效。可以說，中共經濟體制改革之成功，是促成戈巴契夫在蘇聯進行改革的激勵因素之一。

1979年以後的中共，為了加速進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以便解決毛澤東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它迫切需要有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除了1979年年初短期的「懲越戰爭」之外，基本上它在國際政治上採行的是與各方修好的和平政策。在這方面，鄧小平一直有著相當清醒的頭腦。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講《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提出著名的「80年代三件大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第二是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說：

「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如果我們國家發展了，更加興旺發達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會大。現在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並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的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強大起來，起的作用就會更大。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找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歸根到底，都要求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好。……所以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註10〕

鄧小平在這裡所表現的清醒與理性，特別表現在對台灣的政策上。他很明確地認定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中共必須把本身的事情搞好，使得大陸的政治、經濟都比台灣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這種自我期許可以說是相當高的。1982年6月10日孫運璇院長在「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歡迎茶會上講《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時還說：「只要在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與自由中國的差距不斷縮小，中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自然會漸趨成熟，到那個時候，統一的障礙自然就會減少。」〔註11〕孫運璇所要求的只是兩岸差距縮小，而鄧小平的自我期許卻是大陸要比台灣優越。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為了盡速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對於兩岸統一的問題並不是那麼急迫。

同樣的，為了盡速完成中國的現代化，中共需要和平的環境，它不打算在任何地方挑起嚴重的國際爭端。它的外交政策，並不如原先某些人設想的那種「聯美制蘇」，而是盡可能地與美、蘇同時修好，對其他國家也盡可能地保持和平友好。尤其中共與蘇聯關係之正常化，可說是冷戰結束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它與美、蘇間的和解相輔相成，促成了蘇聯在1980年代末陸續從蒙古、阿富汗、越南撤軍，也不再大量軍經援助阿富汗、越南、印度等國，而這也提供了中共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的機會。同時，蘇聯撤軍的行動也促使美國削減其亞太駐軍。蘇聯崩解之後，中共立即承認俄羅斯及其他各共和國，並即邀請葉爾辛訪問北京。〔註12〕它與印尼、新加坡、韓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也可說是其全方位睦鄰外交的自然結果，未必就是為了「孤立台灣」。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在冷戰逐漸退潮、「後冷戰」逐步形成的過程中，中共的表現是有著相當大的貢獻的。中共在鄧小平領導下，努力要改變中國這個又窮又凶又大的國度的國際形象，既致力於內部脫貧致富，也致力於和平外交，為的就是讓中國能夠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現代化建設。

三、後冷戰時期的世界面貌

冷戰時期過了，後冷戰時期該是什麼樣子呢？布希總統說是要建立「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也有人認為只會是「世界新脫序」（New World Disorder）〔註13〕；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是「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註14〕，托佛勒（Alvin Toffler）則認為只會是「均衡的終結」（The End of Equilibrium）。在許許多多紛然雜陳的理論中，最值得重視的也許是杭廷頓（Sam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註15〕。

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發表於1993年夏季，此時蘇聯、南斯拉夫都已解體，東歐共黨政權無一倖存，冷戰終結的態勢已相當明朗。看來，杭廷頓似乎沒有像福山那麼樂觀，他大概總覺得這個世界不會那麼容易就這麼相安無事，於是他提出了這一套理論，來說明今後世界可能爆發的衝突。他把這個世界現存的主要文明簡單歸類為七或八個，包括西方的（Western）、儒家的（Confucian）、日本的（Japanese）、回教的（Islamic）、印度教的（Hindu）、斯拉夫東正教的（Slavic-Orthodoxy）、拉丁美洲的（Latin American），或者再加上非洲的（African）。他認為將來世界主要的衝突將會在文明與文明間交會處的「斷層線」（Fault lines）上。杭廷頓提出六點理由來支持他的論點：一、比起意識型態與政權的差異，文明的差異是最根本的差異；二、文明間的互動越來越多，增強了「文明意識」（Civilization Conciousness），使人們更發覺到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性與同一文明間的共通性；三、宗教已然復甦，超越國家疆界成了人們新的認同基礎；四、非西方世界知識階層開始出現反西化的「回到草根」（Return to the Roots）現象；五、文明間的差異比政治經濟的差異還難於妥協；六、區域經濟整合要植根於共同文明上才較有可能成功。

杭廷頓認為，由於西方國家目前正處於主宰的地位，因此今後國際政治的核心有可能是「西方對他方」（The West Versus the Rest）的局面。針對這種可能的局面，西方國家今後的政策，就短期來說，應加強西方內部的團結，接納東歐、拉丁美洲國家到西方社會，增進與俄羅斯、日本的合作關係，避免地方性的文明內部衝突擴大成文明間的戰爭，放緩西方軍力的削減，抑制儒家與回教國家的軍事擴張，維持西方在東亞與西南亞的軍事優勢，利用儒、回國家的差異與衝突，加強國際機構以反應西方的利益與價值。就長期來說，西方文明應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

杭廷頓的文章中主要有兩處提到中國。一處是為了說明區域經濟整合要植根於共同文明上才較有可能成功，他以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亞洲地區的華僑社會之間的交流為例，認為這些地方的文化共通性（Cultural Commonality），使它們克服了意識型態的差異，迅速地擴大彼此間的經濟關係。雖然目前日本在東亞地區仍有主宰地位，但由於日本文化的獨特性，使其難於與其他東亞國家進行經濟整合，將來東亞經濟集團的中心應是中國。另一處提到中國的地方是他大膽地提出所謂「儒、回串連」（The Confucian-Islamic Connection）的觀念，認為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不易參與西方，因而可能串連起來挑戰西方。他舉了中共政權與北韓大力向回教國家輸出武器為例說明「新型的武器競賽將發生在儒、回國家與西方之間」，這就是為什麼他提醒西方要抑制儒、回國家的軍事擴張，要利用儒、回國家的差異與衝突。

福山的理論表現了一個在西方生活的東方人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杭廷頓的理論則表現了一個西方學者對東方文明的防範心態。從杭廷頓的理論，我們可以感覺到中國人在後冷戰時代處境的尷尬；自由民主是許許多多中國知識份子希望繼續走下去的路，但是哪怕中國已經完全民主化了，也未必能降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猜忌與懷疑。杭廷頓的理論正好可以提醒我們；西方人既然沒辦法免除他們的優越感，中國人要想擺脫西方的宰制，就得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子。在這個後冷戰時代，我們當然希望天下太平，但是我們沒辦法預測什麼時候西方又會來個什麼「白種人的負擔」，中國人要想生存下去，只有團結自強，才能預防各式各樣可能發生的衝突。對台灣住民來說，不管自己的國家認同是什麼，恐怕都沒辦法擺脫「儒家文明」一份子的身份，至少在杭廷頓看是這樣子。我們無法確知「文明衝突」是否真是今後世界衝突的新焦點，但是如果真是這樣，台灣人恐怕只有站在「儒家文明」或是中國的這一邊。台灣可以充任冷戰時期的「反共前哨」，不可能充當後冷戰時期「反中國」的前哨。

四、中共兩重屬性的重組──「中國」的興起與「共產主義」的沒落

中國人要團結自強，只可能在「中國」的屬性上團結自強，不可能在「共產主義」的屬性上團結自強。要台灣人民接受共產黨的統治，那是門都沒有的事，就算所謂「一國兩制」，也是意味著台灣人民屈服在共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那也是台灣人民不能接受的。可是當東歐共黨政權紛紛瓦解之後，中共似乎仍然屹立不搖，對於希望中國人團結自強的台灣住民來說，這似乎是一件令人洩氣的事。是不是中共的共產主義有什麼特殊的能耐，使它能夠承受「蘇東波」的衝擊？

本文一開始就提出中共的兩重屬性，用這種分析方法，我們可以說：中共的「共產主義」屬性難逃「蘇東波」的衝擊，在這過程中，它的「中國」屬性將逐步地取代「共產主義」屬性。也就是說，正在興起的是「中國」的本身，而不是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終究要在中國沒落。在杭廷頓的文章中，無論是談兩岸三地的經濟整合或是談「儒、回串連」，都已經意識到中國的興起，雖然他對中國的興起懷著不太友善的心態。他有意地不去談中國的共產主義問題，而刻意地強調「儒家文明」，可能就是這種意思。

關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沒落，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認為中國雖然還不能算是自由民主制，因為市場化尚未完成，政治也仍由共產黨專政，口頭上也還在講堅持馬列主義，但是，中共實際上在經濟制度上已放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已經不再作為實際政策的指導原理。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政治異議份子的壓制，可以看作是為了管好極度困難的政治轉型的過程而進行的技術調整，是由於鄧小平要避免像戈巴契夫那樣的權威崩潰。然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無可避免地會有自由思想進入。兩萬名在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大陸留學生，當他們回國之後，不可能滿意於唯獨中國自外於民主潮流。1986年與1989年的民主運動，只是一個開端，終將迫使中共在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更重要的是，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可能再成為任何地方的反自由主義的力量的引導者了，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了，無論對亞洲叢林裡的游擊隊或是對巴黎中產階級的學生，都已經缺乏吸引力了。〔註16〕

福山的觀察是對的，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因素已經越來越少了。經過15年的經濟改革，大陸作為社會主義支柱的國有企業產值在工業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8%減少到1992年的48%〔註17〕，預估到本世紀末將降低到27%〔註18〕。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外資經濟的發展，已經是不可能走回頭路了。向來被中共當作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所謂「集體經濟」，實際上其私有的性質恐怕比公有的性質還高。再考慮到農村承包制名義下個體農業的復興，國有企業股份化、自主權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提出等等，都可以看出「共產主義」屬性降低的事實。在國際政治上，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外交」已經過時了，中共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革命者的角色已經全面退卻了〔註19〕。

就在中共的「共產主義」屬性快速減少時，中共的「中國」屬性卻也在快速增加，這就是中共領導進行經濟改革對中國所作的貢獻。一項最簡單的數據是：1992年比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3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1993年更達13.4%。〔註20〕對外貿易的成長尤其可觀，1992年進出口總額比1978年增長七倍多，1993年進出口總額達1,957.2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18.2%。比起東歐共黨政權瓦解以後的經濟災難，大陸學者很有理由自信地說：「在計畫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多年持續增長，大概只有中國大陸。」〔註21〕這些成長並非來自「共產主義」因素，恰恰相反，是來自「共產主義」的逐步解構，也就是所謂「改革開放」。

中共的「共產主義」屬性既已日漸減少、「中國」屬性既已日漸增加，那麼經由量變到質變，中共的共產主義性質將完全消失，那時共產黨就不再成其為共產黨了。共產黨和平地轉變為非共產黨，東歐已經有了先例，其中最令人衷心感佩的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經由和平過程轉變為匈牙利社會黨，主動地實行民主化，在一場民主大選中讓出政權，卻在另一場民主大選中重新成為執政黨。〔註22〕基於過去長期以來匈牙利政經局勢的變動對中國有著極其奧妙的影響力〔註23〕，不能排除今後中國大陸政局走匈牙利模式的可能性。

同時，認為中國大陸和平演變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見得就表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短期內就可以實現。中國大陸有其特殊的環境，只要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停頓下來，那麼與其設想中國一夜之間民主化，不如設想經由漸進演變，讓大陸經濟條件更成熟時再進一步實現民主化，這樣對大陸人民、對台灣、對世界可能更為有利。〔註24〕

中共兩重屬性重組的最大效應就是「大中華」（The Greater China）的浮現〔註25〕由於中共的改革開放，使得兩岸三地（大陸、台灣、港澳）的交流成為可能，使得英國可以承諾將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使得台灣與大陸的敵對可以獲得紓解。兩岸三地間的貿易、投資、旅遊以至其他總總的交流活動都可以積極地展開，其間固然也曾發生許多令人遺憾的不幸事件，兩岸間的互動也還沒有真正進入互信的階段，但是基於對中共質變的預期，有理由相信台海兩岸經由交流、合作，逐步邁向統一是可以期待的事。

五、結 論

從這裡，我們可以總結出當前中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共該有的政策。這就是，中共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主導力量之一的地位已經不存在了，中共殘存的共產主義屬性主要表現在它仍然是共產黨專政，對大陸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仍然以強力手段予以壓制，「人權」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經濟體制方面直到目前為止還在認定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主體。在外交上，中共雖然也想表現一些在國際政治上的異議，但是由於中國屬性的大幅增強，中共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需要西方國家資金與技術的協助，必須有和平的國際環境，也不能太得罪國際社會，引起國際緊張。中共種種嘴硬手軟的表現，正是其共產主義屬性與中國屬性交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它有什麼高明的策略可以「一手硬、一手軟」，更不是它有什麼高超的戰略可以「既聯合、又鬥爭」，在共產主義進入守勢的這個時代，那些戰略策略早就不中用了。

從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國際社會該怎樣對待中共：努力促進「中國屬性」的更進一步發揚，同時盡力抑制「共產主義屬性」使其終歸消失。在這過程中，不要刻意去強調「西方文明」與「儒家文明」的差異，而要尊重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普遍願望，相信一個民主化、現代化的中國可以作為國際社會建設性的一員。國際社會必須清醒地把屬於中國的和屬於共產主義的區分開來，不能為了反對共產主義而傷害了中國，也不能為了幫助中國而助長了共產主義。譬如說，不能為了人權問題而傷害了大陸對外貿易的成長，但是也不能為了要跟大陸作生意就不去批判大陸的人權問題。

但是作為中國人，我們沒辦法對以西方國家為主宰的國際社會有太多的期待，因此中國的興旺發達主要就在中國人的團結合作，努力促成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在大陸，我們知道有許多民運人士在為中國的民主化犧牲奉獻，這些人士當然令人敬佩，但是要使中國民主化能有更穩固的基礎，大陸的教育與經濟水平必須有更高的提升，而這是一項艱苦的工程，需要一些時間來解決，因此在中國大陸成千上萬為了中國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努力工作的教師、農人、工人、商人，甚至為中國現代化籌謀策劃、推動改革開放、具有開明思想的共產黨幹部，對中國的民主化都有他們的貢獻。在台灣，不管獨立論者或統一論者，都應該可以相信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是台灣安全的最佳保障，現代化的中國大陸是台灣經濟的最大腹地。既然如此，我們當前最應該做的當然就是協助大陸的現代化、推進大陸的民主化。

最後，對於我們的大陸政策，我認為這也同樣地可以作為一項判准：有助於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作者本文中努力表達的信念就是：只要中國興旺發達了，共產主義自然而然就過去了。在實際政策措施上，我認為兩岸人民交往愈多、兩岸各種交流愈頻繁、兩岸相互貿易與投資數量愈大、兩岸海空航線愈順暢，對中國的興旺發達愈有利，對共產主義就愈不利。在中國日漸興起而共產主義日漸衰落的過程中，我們迫切需要贏得大陸人民的支持與信任，如果我們僅僅以中共中央的「善意回應」來作為我們大陸政策的基礎，那不就是驅使大陸人民不得不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嗎？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對我們外交的封殺或其他不懷好意的作為而遷怒大陸人民，反而更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包括中共提供的機會，「穿透」中共而與大陸人民接近，只有這樣才能盡速清除中共的共產主義殘餘因素。由此申論，當中共阻撓李總統赴日參加亞運，我們該怎麼辦？答案是：加強兩岸交流；唐樹備在美國亂放炮，我們該怎麼辦？答案是：加強兩岸交流。可是這樣我們還有什麼籌碼反制中共呢？答案是；爭取大陸人民的瞭解與支持，那就是我們最大的籌碼，此外沒有別的籌碼。

在兩岸直航的問題上，我們可以以此來作決策的考量。在中共的共產主義屬性日益減少、中國屬性日益增加的過程中，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那麼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我們是「政治實體」，《國家統綱領》裡面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沒有說是要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我們是「政治實體」，我們不能把「不否定」解釋作「承認」，絕對不存在「互相承認為政治實體之後才能進入國統綱領中程階段，兩岸才能實現直接通航」那樣的話。

事實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比香港更迫切需要「平穩過渡」：不只是要從「鄧小平時代」平穩過渡到「後鄧小平時代」，更要從共黨專政的「人民共和國」平穩過渡為民主的、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共和國。我們根本不需要那個即將「過渡」的政權「承認」我們為政治實體。那麼，什麼是「不否定」呢？我們可以說，「承認」是「法理上」（De Jure）的問題，而「不否定」則是「事實上」（De Facto）的表現。當辜汪會談舉行、兩岸簽訂了四項協議之後，早就已經是「不否定」了，如果刻意「否定」，哪來的「會談」？哪來的「協議」？辜汪會談後，陸委會黃昆輝主委說「會談秉持對等原則，使國際上瞭解兩岸對等、分裂、分治的事實」，連戰院長也說「會談使國際間看到兩岸對等、分裂、分治事實的彰顯」，李總統登輝先生也認為辜汪會談是成功的，「由簽署文件的方式、禮儀的安排，都顯示了我們和中共的對等地位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因此在第一次辜汪會談之後，早就應該開放兩岸直航了。第二次辜汪會談之後，我們不能再錯失時機。

〔註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頁79-80。
〔註2〕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u; (Standford,Cal: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8-95, 117-129,205-240.
〔註3〕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5。
〔註4〕梁敬錞：《中美關係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47-174。
〔註5〕關於毛澤東在斯大林壓力下過早放棄新民主主義的情況，參考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7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489-490。
〔註6〕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吐露了這個實情：「斯大林相信我們從什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複製，1974），頁432。
〔註7〕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67-277。
〔註8〕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70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402。
〔註9〕尹慶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73），頁45。
〔註10〕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03-205。
〔註11〕《反擊共匪統戰參考資料彙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大陸工作會，1987，頁143。
〔註12〕張雅君：《當前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36卷12期，1993年12月：頁69-72。
〔註13〕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Berkley,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PP. 5-18。
〔註14〕「歷史的終結」意思是人類意識型態的演進已到終點，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in Richard K. Betts, ed.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Macmillan, 1994), PP. 5-18.
〔註15〕Alvin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Bpston: Little, Brown, 1993), PP. 249-52.
〔註16〕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22-49.
〔註17〕Fukuyama, op. ct
〔註18〕盧家儀：《企業法與國營企業改革》，載劉佩瓊主編：《中國經濟大趨勢》（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頁113。
〔註19〕董瑞麒：《大陸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之研析》，載《中國大陸研究》36卷8期，1993年8月，頁17。
〔註20〕John W.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93), PP. 166-178.
〔註21〕徐雅民：《邁向21世紀的中國大陸現代化》，「邁向21世紀的中國人」學術研討會論文，政治大學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究所舉辦，1994年6月12日。
〔註22〕《1994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4），第一篇頁64。
〔註23〕同注〔註21〕。
〔註24〕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時代匈牙利的政治發展》，載《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8期，1994年8月，頁53-66。
〔註25〕1956年匈牙利事件對中國鳴放運動與反右派鬥爭的影響，參考張敬文：《大陸知識份子問題》（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73），頁30-39。關於1968年以後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對中共1979年以後經濟改革的影響，參考陳雨晨：《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內涵與評估》（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85），頁133-138。
〔註26〕薩公強：《論「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研究》35卷6期，1992年6月，頁18。
〔註27〕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Dec. 1993, PP. 660-686.
〔註28〕郭崇武：《海峽兩岸關係紀要》，《共黨問題研究》19卷7期，1993年7月，頁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