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一笑泯恩仇」？

日本「派遣」天皇訪中：

曾有殖民地經驗的台灣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往往對現在的日本天皇還存著一種嚴重的誤解－－那就是，戰敗後天皇雖然宣佈他不是神，只是個人，但日本迄今仍是「天皇制國家」。

無可否認的，天皇在多數日本人心中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所以昭和天皇病危時，日本人不僅心情隨著天皇病情的好壞而起起落落，連經濟活動都受到影響。也因為如此，日本憲法第一條才規定：「天皇是日本國家的象徵，是日本國家統合的象徵；其地位來自持有主權的日本國民之總意」。但在政治上，日本天皇是完全無權的。憲法第二條規定：「天皇有關國事的所有行為都需要由內閣出主意及承認，並由內閣負責」。第四條第一項又規定：「天皇只能做憲法所規定的有關國事之行為，其不具有與國家政治有關的權能」。至於所謂的「國事」行為，憲法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以及第七條一共列舉十三項，而這種列舉是法律上所謂的「限制性列舉」而不是稍具彈性的「例示性列舉」。也就是說，憲法對天皇的有關國事行為嚴密地限制在：1.對國家機關所決定的事項只能做形式上的確認。2.有關屬於手續上的事項。3.已有一定固定形式的事項。4.有關屬於禮節上的事項等，同時在第三條再規定這些已嚴密被限制的所有行為還需要由內閣出主意和承認。這意味著：天皇的公開行為完全不能「自主決定」，也不能否決內閣的提案。再者，憲法上所列舉的天皇之國事行為，只不過是由內閣、國會以及其他機關決定，並依照一定的手續讓天皇來做的事項，因此以天皇的名義所做的這些行為，在性質上不具政治性。不過憲法仍以「天皇……不具有與國家政治有關的權能」（第四條第一項）重申天皇的政治中立性。

如上所述可知，日本的天皇制度是在不妨害民主主義原則之下存在的。所以天皇早已不是明治憲法下「統治權的總攬者」、「具有主權」的君主或元首，只是一個象徵而已。既然天皇的行為是沒有自主性，在政治上是中立性的，是屬於形式、手續、定型和禮貌上的諸行為，因此對天皇不可避免地帶有某些政治意義的訪中行為，日本的保守派、右翼表示反對或提出以中國不反對天皇、首相及各部大臣「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等條件，是可以理解的。也由於如此，天皇的行為愈接近「常識」所謂的「國事行為」，就愈帶著被內閣「派遣」的意味。所以天皇的這次訪中，並不是緣於自己的判斷或意願，而是依照內閣的指示而做的行為。

今天是中日外交正常化20週年。為了使中日間的「過去」告一段落，也為了將來進一步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然都期待日皇訪中有些政治上的「效果」。就此意義來說，由於日皇在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地位，這次訪中無疑地提供了一個契機，但也由於日皇在憲法上的地位，也只是止於一個契機而已。縱使日皇對日本過去所犯的罪惡謝了罪，也只能說是做為「天皇家族」一員，身為「具有主權」的昭和天皇之子，明仁天皇替其父親個人謝了罪，只是天皇基於個人的道德行為而已，和日本政府是無關的。至於中日兩國所期待的「效果」是否能達成？我們還得觀察各種因素間的互動關係。

中日外交正常化的經過：

太平洋戰爭終結之後，日本與被日軍蹂躪了15年之久的中國之間，並未很快地締結和平條約。兩國間的正常關係在歷經曲折後，始於1972年9月樹立，和平條約更是在六年後，1978年才締結。換句話說，15年的戰爭，竟然花了整整27年來善後。可見這一個正常化關係的建立，並非兩國經過充分溝通後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在各有特殊情況及周恩來總理「求大同存小異」的政治判斷下，以「使不正常狀態告結」理由建立的。

這種同床異夢的和解，使兩國在其後20年間互相並未獲大利，也沒有使殘存的「小異」明顯減少。因此，在中日復交20週年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日外交正常化的經過。

日本戰敗後，首先阻礙中日外交正常化的，是1952年4月，日本和台灣間締結的日台條約。這是當時的吉田茂政府在忽視日本民意下，一味迎合美國冷戰政策而對中國內政所做的嚴重干涉。對中日戰爭的戰後處理而言，日台條約無疑是本末倒置，不過是虛假的空中樓閣；但其在日本1972年與中國建立正常化關係時，或為極麻煩不能不清除的障礙物。

1954年，取代吉田首相的鳩山內閣，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同時擴大與中國的交流，鳩山首相認為，雖然當時的國際環境不容許，但交流的累積終會使中日正常化實現。這是鳩山內閣及其繼任的石橋湛山內閣（1956年12月）一貫主張的「積累方式」。

使中日間交流轉向的，是趁石橋首相急病繼之而起的岸信介內閣，在舊滿洲曾欺壓中國人，擁有濃厚反共、反中國思想的「戰犯」岸信介，很自然地推翻前兩任首相較親中國的外交政策，轉而追隨美國的反中國政策。因此岸信介訪問台灣時，不但發表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反攻大陸」言論，也不承認中國於日本的貿易代表部擁有升國旗權，也因此於其後造成中國廢止貿易協定，最後更因長崎國旗事件中斷所有的中日交流。於是自1954年以來，由中國與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中日貿易促進會等友好團體、革新政黨、革新諸團體以及其他友好人士共同努力開拓的友好之路，至此完全封鎖。

1960年7月，因漠視大多數人民意願而強行改訂美日安保條約，岸信介被迫辭職。繼任的池田勇人於是接受松村謙三、古井喜美等人的建議而開設了中日貿易的新方式－－LT貿易。

然而，繼任的佐籐榮作（岸信介之弟）又推翻前內閣推動的改善中日關係政策，使兩國關係再度僵持；且在69年11月發表敵視中國、暗示以武力干涉台灣問題的美日共同聲明，幾使兩國關係瀕於斷絕。極為諷刺的是，如此聽命於美國的佐籐首相萬萬沒想到自己竟會被他所盡忠的美國所出賣－－1971年7月，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驟然令佐籐的中國政策破產。新的國際情勢迫使日本不得不朝向中日外交正常化的目標，而佐籐也用盡方法企圖接近中國。

在長崎國旗事件造成中日交流中斷後，中國方面認為中日關係之所以落入谷底，是由於日本政府擁護台灣的政策，因此中國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做為恢復中日關係的前提，「政治三原則」後來經過整理成為「中日外交正常化的三原則」。因此對企圖躲避三原則卻又想接近中國的佐籐政權，中國不可能給與好臉色，同時中國也對協助佐籐執行反中國政策的福田赳夫外相採取不予理會的態度。因此中日關係的正常化必須改由對中國不曾有不友好記錄的新首相來完成。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擊敗福田赳夫，成立田中內閣。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雖決意完成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歷史大事，卻由於必須先清算吉田茂、岸信介、佐籐榮作等前幾任首相的敵視中國政策，同時必須接受中國的正常化三原則，因而面臨執行上的困難。雖如此，由於古井喜實，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以及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等人的協助，日本未曾有過的超黨派外交終告成功，72年9月中日兩國完成外交正常化。

不過，從岸、佐籐等內閣之不惜推翻鳩山、石橋及池田等內閣政策，改採反共、反中國立場可知，日本國內的保守、反動勢力非常龐大。因此外交雖已正常化，兩國間的和平條約卻遲遲拖延至78年8月才締結。

就日本而言，中日外交正常化是被季辛吉的密訪北京逼出來的。在這之前，日本還是奉美國之命堅持反對中國進聯合國。可見正常化並非日本所心甘情願的。

其次，就中國方面而言，第一次中日戰爭後，滿清政府不僅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也支付了龐大的賠償金。但在九一八後的15年戰爭中，中國再度遭受到人命、戰禍以及精神上的重大損失，卻沒有向日本提出在道義上、國際法上絕對合理的索賠要求。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和台灣國民黨政權都放棄對日賠償。由此可見，中國的正常化三原則是不能再退的最低限度原則。中國為了突破國際孤立，不能不放棄政府的賠償要求，也不得不妥協於以三原則結束不正常關係。所謂的「求大同存小異」，說明白，其實就是打斷牙齒和血吞。

既然在中日的外交正常化上，雙方都非心甘情願，也未經長時間的討論和談判，因此其中必留有一些難題尚未解決。

中日間尚未解決的問題：

中日兩國的正常化，由於當時的國際情勢，不僅留下「小異」，在其後的20年間也產生了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些不僅還未解決，萬一處理不好，更可能動搖兩國友好關係。鑒於雙方的政治利益考慮，至今這些重要問題雖未嚴重惡化，但為了兩國間進一步的理解與合作，以下幾點是遲早必須解決的。

（一）歷史認知的差距：

由於日本的侵略，中國遭到無法估計的重大損失。但日本犯下的更嚴重錯誤是戰後對中國的政策。在冷戰構造下，被中國人民唾棄逃亡至台灣，並使台灣成為美國新殖民地的國民黨政權，為日本承認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日本並以敵視中國的政策來討好美國。

郭沫若曾說：「中日兩國之間的最良好關係是，中國將過去付諸流水，而日本則為了不再犯錯，應該銘記過去」。然而，實情卻完全相反－－日本不僅一直未認真反省過去侵略的過錯，甚至連侵略的事實都不肯承認的主張在日本國內還占不小的勢力。

反之，在中國，人民絕沒有忘記慘痛的過去。如8月12日的《聯合報》報導：「是埋藏在中國人心底的屈辱感，使得世界級的科學家（指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楊振寧和1987年獲得「第三世界科學院物理獎」的趙忠賢等學者），在聽聞日皇明仁將於10月下旬訪問大陸的消息時，掩不住奔騰於胸的國仇家恨」。

對侵略戰爭的認知和反省，日本一貫的作風是：幾乎不曾有來自日本內部、自主性的、自覺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而只是緣於外在壓力和批評，以極不情願的態度表示反省而已。這些態度表現在曖昧的歷史教育中，因此發生「教科書」、「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等問題。德國人在戰後能夠公開坦誠地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侵略他國的歷史，但日本卻完全相反。日本如不能正視歷史，認真反省過去的侵略事實，並將其教訓傳給子子孫孫，更高階段的、新的中日關係是絕不可能建立的。

（二）民間賠償問題：

中日外交正常化時，中國放棄了戰爭的賠償要求權。但，最近中國國內出現了這樣的論調：政府雖放棄「國家賠償」，可是這並不表示中國人民放棄了「民間賠償」的權利。「國家賠償」和「民間賠償」是兩個不同範疇，民間有權向日本索賠……。在今年春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地方代表也提出了民間賠償的問題。該提案雖然未能成為正式議案，卻使政府表示如下態度：政府不會積極推動，但也不會壓制民間索賠行動。此後，個人或團體開始向日本（國家或企業）提出各種賠償要求，也聚結成索賠的民間組織。

日本認為，就實際情況而言，不可能對每件要求都做詳細的調查，而且就算都是事實，這也是沒完沒了的事－－因為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涉及已完成國家賠償的其他國家。因此日本政府的公式見解就是：外交正常化時，戰爭賠償的問題已完全解決。

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被提起，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對侵略戰爭的不負責態度。假如戰後日本曾認真地面對歷史，對所有被害國家由衷表示反省之心並謝罪，同時為了不再犯錯而在國內施以充分的教育以表示其維持和平的決心與誠意，說不定不會發生民間索賠問題；或者，縱使發生，雙方必可找出合理的解決辦法。所以民間索賠的重點，並非要不要賠償或賠償多少，而是日本是否誠意面對歷史的問題。

（三）領土問題：

現在中日兩國都主張擁有釣魚台主權。領土糾紛往往刺激民族意識，產生憎恨的感情，並誘發武力衝突。就釣魚台問題而言，由於該群島都是無人島，領土本身不是頂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海域是良好的魚場，並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因此產生漁業權和資源開採權的爭奪。為此，1979年，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日時，提出暫時不提領土權問題，由雙方共同開發資源的方案。平心而論，這是相當符合現實的建議，但日本方面卻一直不斷有小動作出現（如日本海上保案廳的巡視船每天巡視該島以表示其事實上的支配）。這個問題如不能好好處理，小型的武力衝突在未來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美日關係的變化：

南韓的報紙最近刊出了一副漫畫－－一隻吼叫著「如不能提供『國際貢獻』我就會死亡」的大老虎正要打破牢籠衝出，圍觀的民眾恐慌地四散逃跑。牢籠是日本憲法第九條，紛紛逃跑的民眾則是亞洲各國的人民。亞洲人民對日本國會通過PKO法案（海外派兵法案）的恐懼感充分表現在這副漫畫上－－因為日本參加PKO所意味的是：過去日本以自我軍事限製表示的和平路線將遭拋棄，未來在政治、軍事政策上將有重大變更。儘管亞洲的人民期待擁有強大經濟力量的日本，在維持和平和貢獻經濟成果方面發揮影響力，但不希望其在軍事方面扮演積極角色；然而日本通過PKO法案的首要目標卻是想在蘇聯撤出越南，美國退出菲律賓後，填補亞洲的「軍事真空」。可見，日本所標榜的所謂「國際貢獻」，不外是「日有、日治、日享」的國際貢獻。不過，批評日本在軍事上大轉變，不能不考慮美國的態度－－也就是說，美國的要求和鼓勵是日本轉變的重要原因。

在冷戰時代美蘇核子軍備競賽時，美國無論是經濟或科技的開發均以軍事需求為中心導向－－「經軍複合體」成為美國資本主義核心。現在的美國極端地說，除了飛機、巨型電腦、糧食和武器之外再也沒有可供外銷的商品；汽車、家用電器、消費品……等等都必須依賴進口。不要說一般企業，連通用汽車、泛美航空、IBM……等等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大企業，在營收方面都大幅減少；貿易和財政赤字壓得美國經濟喘不過氣來。因此，雖然布希宣稱美國是冷戰的勝利者－－其實，超級軍事大國蘇聯固然崩潰，另一個超級軍事大國美國也同樣陷於困境。1991年波斯灣戰爭時，美國所使用的科技武器令人印象深刻，但其戰費是強迫他國捐獻的。而且，伊拉克雖然從科威特撤退，哈珊總統並沒有垮台－－仍然是伊拉克的抗美英雄。美國已經無法獨自執行耗費鉅資的大規模戰爭，以美國一國的力量來實現所謂的「世界正義」的想法，已是海市蜃樓了。雖如此，美國仍想要再次建立「世界新秩序」。其意圖在一九九二年三月為紐約時報揭發的「聯邦國防計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而該計劃的目的就是－－美國不容許敢對抗美國的新對手出現，倫敦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們認為，「聯邦國防計劃」所要表達的是，美國不會放棄做為「唯一超級強國」應盡的責任－－在這世界上，什麼是國際紛爭的適當解決方法？什麼是正義？什麼行動才叫做侵略？……等等這些都需要美國來做決定。

然而經濟力的衰退，使美國不得不希望日本成為其在亞洲維持秩序的夥伴。不過，美國所期待的，並不是平起平坐，而是矮它一截的夥伴－－也就是說，在美國足以控制的範圍內，容許日本成為軍事的、政治的大國。

不過，現在的美日關係其實也不是非常鞏固。過去由於1.美日雙方擁有共同的敵人－－蘇聯和共產主義。2.美國經濟力量優於日本，美國有足夠力量照顧日本的經濟發展，以及其他原因，美日關係一直相當良好。然而，現在情況已轉變－－冷戰結束後，蘇聯這個共同敵人已消失，而就兩國國民平均所得而言，日本的經濟力已超越美國。此外，日本的產業對美國的依賴度相當高－－美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國，日本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外銷到被龐大貿易赤字困擾的美國，增高兩國間的貿易摩擦。

為了在美日間已存在的貿易、技術摩擦外，不再增加軍事摩擦，同時也為合乎日本自身利益，日本很樂意接受美國建議的「擴軍」、「國際貢獻」計劃。因為美國這些要求不僅正中日本想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的目的，軍事採購的增加也有利於企業家。不過，在經濟上，兩國還互為強力競爭國。特別是在智慧財產權、美國反獨佔法對日本的適用問題等方面的衝突，逼使日本通產省首次發表「美國是世界最大的不公平貿易國」報告書。隨著美國經濟的衰退，兩國之間的結構性衝突，有愈來愈升高的趨勢，這種現象如持續下去，日本極可能再也不願做美國矮一截的夥伴，美國在亞洲即將出現裂痕－－兩國間可能出現既互相忌憚卻又共同分享亞洲霸權的、頗為危險的「力量遊戲」(power game)局面。

中國的處境：

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印國境戰爭、珍寶島事件、抗法抗美援越戰爭以及中越戰爭等等幾次戰爭。為了保衛國家的獨立，中國軍民流了不少鮮血。

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的戰略矛頭已指向中國－－動員美國的政治、經濟和宣傳力量，並聯合英法等勢力圍剿中國。從英國對香港的種種小動作以及美法對台灣的軍售等可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有明顯的日益增大跡象。李鵬總理早在91年春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說：「……霸權主義和強權主義正在抬頭，在今後的十年內，不知什麼時候會出現不測……」，李鵬也在中印共同聲明上表示：「南北的經濟差距愈來愈大。同時出現世界的一元化支配（指美國）的危險跡象……」。中國的危機意識如此高漲，自然就產生「救亡意識」。

在質的方面，不可諱言的，中國的海空戰力比起美日還相當落後。但就地上戰力來說，沒有一個國家敢輕易侵犯也是明白的事實，所以在軍事上，中國現在採取「積極防衛戰略」。

就中國內部來說，現在中國賴以依靠的主要防衛國家獨立手段是提升人民的愛國情操和迅速發展經濟。

以前者而言，發行六冊有關九一八事變及其後演變的書籍，舉行九一八事變60週年紀念會以及在今年推出描述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十集電視連續劇「太陽之歌」等等。這些都是讓未曾親歷戰爭慘痛經驗的年輕一代認識在那一段歷史時代裡，中國人流的血至今還未干；這是對人民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現代史教育。

就後者，經濟發展來說，主要是堅持並致力於開放、改革的路線。

中國的開放改革路線並非鄧小平首先倡議；在60年代後半周恩來就曾提出開放改革的主張，60年代初期，除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中蘇關係也開始惡化，使中國不得不採取自力更生路線。可是，資本、近代技術和設備的不足，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因此，周恩來提倡開放政策以便引進外資和技術，而且為了引進鄰國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在中日復交時，甚至放棄了賠償權以避免冗長的交涉。所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78年所提的開放、改革是周恩來經濟戰略的重提和發揚光大。頭十年的開放改革，使經濟急速發展，成績不可不謂斐然。

李澤厚說，「救亡」，也就是對外來威脅的過度反應，往往使內部自發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減弱，因此為了建立新的民主社會必須重視「啟蒙思想」。但是，歷史的教訓提醒我們，救亡和啟蒙並不是屬於同一層次；兩者之間必須有先後，國家滅亡了，啟蒙還有何用？如以蘇聯在史大林領導下形成的三十年代體制為例，由於歐洲革命的挫折和蘇聯革命的孤立，一用社會主義的安全保障（救亡）不能不依靠自我防衛力－－為了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的圍剿下仍能繼續存在，不得不放棄實現世界革命的努力，轉而追求國家利益，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大限度的工業化；也因此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歷史使命，在工業化「至上命令」之下被忽視、被犧牲。在此，我們可以瞭解落後國家為提升國力所面臨的困難和無奈。但我們不可忘記，所謂的史大林體制並非出於史大林個人或一小撮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和強迫，而是在特定時代的特定情勢下，由眾人的思考和行動所產生的。尤其是年輕人的急進特質更成為形成史大林體制的主要推進力。無論後來產生怎樣的後遺症，並因未即時糾正而導致最後的體制崩潰，就歷史事實而言，在當時的危機處理上，似乎也是一條無可奈何之路。

中國現在的處境頗為類似蘇聯30年代時期－－中國鑒於70年代後期蘇聯經濟發展的失敗以及蘇聯發展模式的嚴重缺點，而所採用的救亡方式幾乎和蘇聯完全相反，它是沿著列寧新經濟政策，1948年之前在東歐實行的人民民主主義以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這一方向的路線，但也同樣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

中國目前除了必須承受來自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各種壓力外，因為資訊的流通，還多了一層來自人民的壓力－－沒有經歷過苦難時代的一般年輕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只看到「現在」台灣和日本美國的生活水平比大陸高得多，只重視現狀的比較而不看歷史縱向的發展，更不瞭解也不想瞭解中國是如何從「無」發展到稍有成就的今天。這種思考法和心態就是和平演變的最好、最可靠依據。所以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全面崩潰與蘇聯解體，遂促使感受危機的中國加速開放改革的步伐。

「在西方世界證明有用的東西，是人類文明共同的成果；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用，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用」，「把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好的東西學起來為我所用」，「過去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往往只看到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面，卻忽視了資本主義還有值得社會主義學習、借鏡、合作和利用的一面。這種片面的認識，不符合社會歷史的辯證發展」。新、舊制度、體制的交替本來就是揚棄的過程而不是全般否定，所以以上種種說法都沒有錯。然而問題是固然開放後西方好的東西會湧入；但壞的東西也會跟著進來。先進科技固然可以為我所用，但「梅毒」同樣會害我不淺。只接受好的，不要壞的說法不是天真、無知就是刻意欺騙。既然明知可能有嚴重的後遺症，中國為何還要加速經改？答案很簡單－－如不想滅亡，中國只有如過河卒子一般，走一步算一步，一直往前走了。瞭解了背景實情後，我們才能理解曾經主持過「九評」的人為何現在說出「能夠提高生產力，能夠增強國力，能夠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就是社會主義」這種話的真正用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不要問政策姓資或姓社，只要有利於加速經改，就大膽推行」「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伐更快一點」，對中國來說，除了盡速經改，是沒有其他的路可走的。

然而，經改需要穩定的環境，所以目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是「敦邦睦鄰」。

中日關係的將來：

睦鄰要視對像國家不同情形而採取不同手段。日皇的訪中是資本主義強權國元首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第一次訪問，除了充分擺出其對中國的友好姿態，當然也內藏著政治企圖－－和去年秋天日皇訪問東南亞國家一樣，目的在於緩和美蘇撤退後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反對態度。既如此，中日間遺留下來的諸問題當然就沒有解決的指望了，而在中國這一方面，除了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外，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改善，也頗能牽制美國謀奪中國之心。不過，由於日本實際上對中日戰後關係並不具誠意，目前中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似乎採取兩面手－－政府表現得較溫和、富彈性，而強硬的態度則由民眾扮演。例如關於中日戰爭賠償問題，中國的民間組織籌組「中華對日索賠會」（北京）或「中華民間向日索賠委員會」（黑龍江省）等團體；而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則說：「中國和日本政府間的賠償問題已在《中日共同聲明》中解決。對於日本侵華的損害，民間透過正常途徑堅持賠償和道歉是正當的」。他並預期日本將會適當處理，吳學謙且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把日皇訪問和賠償要求扯在一起」。另外，對於人代會通過法律案宣告釣魚台為中國領土一事，政府的態度則是：雖然人代會已通過法律案，但中國政府並未改變鄧小平提議的原則－－將領土問題交給下一代解決。

由於日皇在日本國民心目中的份量不輕，日皇訪中必會加強並促進兩國友好關係。何況中日經濟深具互補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日雙方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兩國人民應有世代友好合作的共識。雖如此，在美國還是世界「獨霸」時，中日關係畢竟還會受到美日關係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未來，主要還是由中美日三國互動關係來決定。另外要注意的是，日本雖然不是單一民族國家，但由於屬於島國，不曾有過和異族、不同文化共存的經驗，因而極易於產生排外心態。就這個意義來說，日本年青一代的「新右翼」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他們成長於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是親眼看到日本超越美國的一代，因而擁有強烈的「日本第一」意識。也因此對他們來說，連美國都不算什麼，中國和其他的亞洲國家也不過是救濟的對象而已。將來如由這一代「新右翼」主掌日本政治，過去中日關係惡劣的情況必會重現。

（本文作者係台灣政治犯，現任中國統一聯盟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