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具體瞭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今後的定向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大陸十數年來經歷了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過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作了次重要的總結為今後堅持開放、深化改革，提出了較為明確的指正方向，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照於改革開放初期，謹慎而又遲疑地自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摸著石子過河」，無前例可循的領導心情，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可以肯定的自信心。

西方的觀察家，一方面習慣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認識方法，另方面鑒於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一時對於中共十四大的提法無法理解，既使有一些人對此一提法作「新鮮感」的反應。

仍占西方主流的看法，不外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之時，即為社會主義消亡之日。好像兩者之間只能取其一。並且，有代表性的學術研究，基於此一假設，把研究焦點放在從國家社會主義的瓦解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種種經濟的社會的具體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原計劃經濟下的權利單位的「官倒」現象，以及在市場經濟未成熟之前，可能出現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種種幣病。總之，這樣口味的研究要求證的一個結論是，從社轉資，凶多吉少，一段時期內必然要經歷一個「黑暗時期」－－即沒有社會主義的安全保障，也沒有資本主義成熟後的高生產率及秩序。

因為前一段時間，我有機會調查農村改革後的局部實況，對於上述兩極論點簡單化的斷言，始終感覺海外西方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屬「隔靴搔癢」，不得深入，中國農村搞承包責任制之後，繼之而起的鄉鎮企業，其主流仍是以公有（集體）制投資經營脫貧致富後的分配，也充分照顧到「均富」的原則。在各方面市場化、社會化仍不具備條件的村辦企業集團，基本上拿相當部分的稅後盈利來創辦醫院、學校、老幼院、蓋房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在組織方面，社會主義傳統下的「黨、政、群」的功能機構，不僅沒有瓦解，反而更為完善地運作起來；勞動人民為國家、企業的主人，此一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起飛的農村一方面作對外市場經濟的搏鬥，另方面對內搞集體福利的過程當中，反而更能具體地體現。

那麼，作為改革前沿的試點，東南沿海的一些經濟開發特區，這些地方的政策，允許所有制及資源（包括勞動力）、產品來源和去路更為多元化，既有三來一補，三資企業的複雜成份，又有合同工、臨時工、本地居民及外來勞務的相互流動，這當然不是單純的村辦企業的典型模式所能概括的，尤其是市場機制的運作已經波及到基本生產要素的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所有制也開放股份證券的操作。這些地方是不是就「社」的成分少了，「資」的成分多了呢？這不是以抽像概念的聯想辯證可以解決的問題，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考察這些地帶的各類型企業的實踐經驗，才可能理清道路至今是怎麼走過來的，將來帶領的主要方向往那裡去。

二　考察的構想

在有限的日程（1992年12月18日至1993年1月1日）我們（我和全國台聯高偉）選擇了三資企業較多的廣州、深圳及珠海的珠江三角，再到台資企業較為集中的閩南－－廈門及泉州，最後轉到大型國營企業正在活潑地走向市場化的上海及浦東開發區。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選擇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代表性的企業，兩三個參觀訪談，另外盡可能與市裡經濟發展規劃有關的領導舉行較為全面性的座談。

我們衷心感謝企業及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在這次考察當中給予我們的支持與合作。可是，為了避免我們以下的討論涉及對某一特定企業單位的「隱私權」，或把我們主觀意見與受訪單位聯結起來，除了一些較有名氣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上海寶山鋼鐵廠之外，我們將不一一列舉企業公司的行號或個人的姓名。

以下的綜合報告將圍繞著三個重要的主題：（一）社會主義的垂直分工是經濟開發特區貫徹黨的領導以及社會主義原則的改革辦法。（二）以大濟小，以富扶貧是企業管理及特區行政部門體制的改革當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要求和實踐方向。（三）向市場經濟轉軌，多種所有制並存正面對著企業間不同起點的差異競爭，比較經濟的落差問題，以及尚待完善的福利社會化制度等等的挑戰。

三　社會主義的垂直分工

過去很長時間政企不分，政府部門企業工廠都以一個模式組織運作。每個大小單位都設有黨支、行政及職代，層層重複相疊，因此企業生產部門無法自主和專業化。這種現象在經濟特區有了明顯的變化。

在廣州黃埔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裡，開辦較早，規模較大的中美港合資的企業「廣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先後投資超過五千六百萬美元，1987年投資後，兩年收回投入，被評為「全國十大最佳合資企業」的榜首，1990年進入全國五百家大企業之列。現在全廠雇工約五百人，年人均產值達110萬元人民幣。

「美特」的成功樣板，其來有自。鑒於國內飲料製造的需要，當時要替代百分之百進口的易拉罐，廣州市列項與外資洽談。合資的中方占總資的65%，國內合資單位包括幾家較有實力的企業，如廣州啤酒廠、亞洲汽水廠、珠江啤酒廠、中國包裝進出口總公司、振華輕工業，以及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發展總公司本身目前盈利以80%分紅，20%加上貨款再投資，整個集團企業可謂欣欣向榮。

「美特」的雇工平均收入每月一千人民幣，為避免與國營偏低的平均工資水平差距太大，公司承認現在職工所得與他們的人均產值不成比例。因此工廠以較優厚的工人福利做報償。除了交給勞管局的標準社會保險金（工資的16%）以外，企業另外自辦退休金，積累在退休時一次性交與職工。員工的醫藥保險，採實報實銷，沒有其他來源的員工家屬可以報銷50%的醫藥開銷。職工的招聘經過考試，試用三個月，爾後簽訂五年合同。合同內三年評審，合格者可以申請買公司購置的「補貼」低價住房。買了住房後，若在職不到十年離職，則公司可以斟酌收回賣出的住房。沒買房之前，所有員工享受企業擁有的低租住房。員工的年假、婚、育、喪假等比照國營企業，另外公司每年組織一個星期的旅遊，所有員工免費參加。工作條件優越，上下班有公司班車，全廠有空調裝備，員工每年由公司出費做體檢。職工參與管理方面，有工會但不設專職職工代表，選出工會主席列席公司的董事會。

合資的外商不僅可以接受工會的組織，並且瞭解中方職代會與企業的目標並不衝突，而是發揮輔助與監督的良性功能。「美特」公司企業內，不設黨委的組織，也就沒有黨支書記的編制。那麼，「黨的領導」如何起作用呢？像「美特」這樣的合資公司，工廠設置在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行政管理屬開發區的管委會。我們這次的考察，重要的瞭解到管委會就是「小政府」服務於「大社會」。管委會裡少不了有黨委的組織，這個黨的領導不做微觀的企業內部管理營作，而是處理宏觀國家政策的調控。

這樣關鍵性的改革，把黨的領導重新定位定性，一般談得較多的是要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從過去指令性計劃經濟解放出來，國家可以少管一點，又可精簡國家管理部門的編制等等，相對說得少一點的，是今後對於黨的領導要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更廣、更深。黨的幹部不僅要求是忠實的共產黨員，還要能理解國家現代化改革開放不斷演化出來的種種政策。要能有效地與直接在生產線上的企業界對話、協調，既監督又服務，黨的領導幹部必需要有起碼的企業常識，更好的是有過專業的實踐經驗。可以說黨的統戰工作任務，已經從過去以政治為重心的轉移到今天以經濟社會發展為重心的工作範疇。

在東南沿海的改革開放前沿地區，我們看到這種黨領導水平線在上升的可喜現象，黨的幹部在參與發展經濟建設的實踐過程，取得了政策規劃與具體實施之間環節靈活應變的經驗。而在大原則方面也能堅持，甚至開創新意。這是我們從企業現代化管理走得較早的上海寶鋼所看到的現象，也是在廣州市外資管理服務中心，廣州黃埔經技開發區，珠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等蓬勃興起改革熱潮的動力。

上海寶鋼的管理方式是採行「集中、一貫」的不斷完善總廠集中管理和經營生產資源及產品的供銷，主要是對外的，而廠內各級僅管生產上相關的任務。所謂「一貫」，就是能由一個部門管理的業務，不要多個部門去管，職能部門全程管理。換句話說，不只職能方面有平行的分工，管理方面，也有垂直的分工。要不然，以寶鋼的規模實力，以及在國內在生產資料分配上的地位，它可以按老辦法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甚至是個「小國家」，內部發展成多個重疊的小社會。

珠江三角的經濟開發區，雖不能以「寶鋼模式」來概括，開發區的管委會基本上也像寶鋼總廠一樣，以功能與區內各企業作垂直分工，區內的領導幹部對於較長期的發展規劃都耳熟能詳，在做內聯外引的工作上發揮了較有效的成果。

四　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

事實上，比之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軌道，前節所反應堅持黨的領導，並不因為改革開放黨就撒手放棄其領導地位，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大特色。此外，改革從農村起步，海外僑資帶動投資建設等也是中國特有的條件。可是，這裡我要側重的是，有長遠的中華文化傳統作基礎，講人情、照顧舊關係的社會主義道德感，在改革開放，提高經濟效益的衝擊下，不僅沒有給拋棄，反而更見發揚。

原為國有的上海二紡機廠，1992年改為股份制，股票上市先發A股吸收國內社會資金，繼而發行B股召來外資名噪一時。不懂內情可能反應說：賣了國家的家當，原來的國家幹部職工怎麼辦？原來這個廠從1984年以來經過幾個階段的改革，首先理清企業與職工的關係，進一步調整企業與國家的關係，才有今天的資產價值，值得海內外投資認股。

第一階段是實行廠長責任制，幹部聘任，獎金自主，分廠獨立核算。第二階段全員承包制，廠長「組閣」，獎金列入成本計算，但成長率不超過上繳國家利稅的增長率。1989年開始壓縮廠裡富餘人員，達10%。下崗的員工安排到廠自建的第三產業。第三階段，廠裡全員合同制。五千多人當中解退了一百八十多人，但有待業保險，一年緩衝，發與70%的工資，並給培訓，允許兩次的轉位機會。1992年人均收入達每月580元，企業除了交繳標準的社會保險之外，仍負責勞工醫藥保險，並從稅後利提30%作住房福利金。從勞動力市場化的觀點看來，上海二紡機廠目前的情況，遠遠超過一般三資企業吸引勞動力的競爭力，另外，二紡機廠以股份增資後，充分地發揮了輻射作用，已經對六、七個相關企業投資控股，形成一個多元化的財團。收納進來的子公司，以等同的管理辦法擴散，享受到現代化管理的效益。

上海的寶鋼，因為它的規模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副射範圍，更是難以估計。寶鋼的固定工仍佔90%以上。但為了抓勞動生產率，也精簡了三萬職工當中二、三千人，這些富餘勞動力也大部分以新發展的第三產業來自我吸收。此外，寶鋼多年來走向後勤社會化的道路，凡是寶山區地方有條件接辦的，學校、醫院、住房、商店及文化設施，投建後把產權交與地方管理，寶山區因此而發展成為稍具規模的城區。更可貴的是，寶鋼扶持一些全國各地的兄弟企業，不僅建立一定的產銷關係，也把寶鋼現代化的企業管理軟件輸送到這些相關企業。

企業能以大濟小，發揮輻射作用，政府行政部門更能自覺地規劃以富扶貧的辦法。珠江三角已經有指定的富市帶貧縣的措施。廣州、珠海都有山區貧縣作對象，派專家作諮詢，介紹適當的企業入縣及協助縣裡富餘勞務的輸出。這種「共同富裕」的構想，這樣工作任務的可接受性，要不是在已經植根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近代文化精神的土地上，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再者，新興熱門的房地產買賣，咋聽之下，土地國有制必將瓦解；土地使用權允許私下轉讓，不就近似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皮炒作嗎？事實上，我們在廣州理解到國內開展房地產業務是經過相當周密的考慮的。基本上，拿國有資源－－土地，來帶動海內外資金，搞房地產建設，概念上與國有企業對外發行股票，是異曲同工的。目標就是使原有資源更快更活潑地增值。在廣州市政府指定有營業權的房地產公司有33家，他們代表的是國內公有單位的集體利益。吸收了海內外資金在原有土地上搞房地產建設，除了不動產本身增了值，也在該地方其他工商企業第三企業的發展起了「火車頭」作用。也有一種意見認為，房地產市場化了，蓋起來的大多是高級商店、寫字樓及豪華公寓，市裡居民的住房困難仍得不到好的解決。這點上，廣州市也已考慮到，市政府可以向房地產公司調資蓋標準房，解決住房困難戶。

五　市場經濟轉型的挑戰

前二節所涉及的是著眼於較有規模實力的企業及政府部門在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較有規劃，正規的轉軌的一些軌跡。可以概括地說，有國家資源作背景，有計劃性的改革政策引導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應當代表主流模式或樣板。可是「計劃外」的轉型期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以下就我們看到的提出今後必需面對的幾點挑戰：

（一）地區經濟落差的問題

經濟開發特區的輻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廣州、深圳、珠海、廈門、泉州，我們走過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鄰近的縣與鎮也大興土木，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已經有不少「三來一補」三資企業都離開了原特區中心點，到邊緣新興而地價相對便宜的縣鎮建廠。這些新興縣鎮的發展規劃不知屬那一行政階層的管轄。從表面看來，許多參差不齊，長遠與近期的發展眼光的不同，似乎表現著各自為政的底細。

從企業員工的待遇角度看來，目前全國不只有沿海與內地，城與鄉的差距。既使在開發特區內，也因企業間的不同而拉開工資和福利的區別。三資企業裡較具規模，對員工教育水平要求較高的，大都透過勞動管理局較有秩序地對外召聘。一般在員工福利及工作環境也都較有條件滿足一定的要求。可是，也有不少外（港台）商獨資的中小企業，壓低勞動成本是他們根本的生存方法。因此，這些廠的職工集中在從較貧困的省區來的外來工，因為地區間的經濟差落，這些外來工往往容易接受較次的待遇。這些不僅表現在較低的工資，同時因為企業的福利照顧得少，他們的住房條件是低標準的，他們的工作環境也許是不健康的。

外來工的境遇還有其他的連鎖反應。當外來工較熟悉當地其他企業的員工待遇時，對原企業的做風就會感到不滿，資勞間的糾紛就可能醞釀起來。可是，往往這樣外來工集中的企業工會較不完善，不能發揮居間調停的作用。外商老闆與部分工人的直接衝突就時有發生。這是勞動力資源市場化帶來的弊端之一，是行政管理部門必須面對的問題。

因為地區經濟落差對流動人口的「推」與「引」，目前開放較長的特區如深圳、廈門都已經出現所謂「三無」戶。沒有合法戶口，沒有固定職業，也沒有固定住房的人口，他們帶來城市化的頭痛，城市環境的污染，交通的紛亂及治安問題等日趨嚴重。政府管理當局在這方面做些整頓，遣回原居地，並且與來源地的勞動管理部門成立人才交流的協作、疏導工作。可是，這還涉及如何改革舊有的戶口政策問題。

舉一個我們親聞的市政府合同工的經驗作例證，作為戶口在農村而服務於市政府的合同工，本來就希望有一天戶口能轉入城市。服務了八年後，這個願望仍遙遙無期。在一樣的工作崗位上，因為戶口的差異，得不到其他同事的住房福利、醫療福利，連小孩子上學都得繳更多的學費。事實上就是得一樣的工資，過著更為貧困的生活待遇。如「深圳特區報」登「打工仔」的苦悶，在特區碰到這類問題的臨時戶口總人數，可能超越了有居民戶口的固定居民。

（二）不配套的發展問題

在廣州、深圳、上海我們都聽到「愈是交通堵塞，愈是發展勢頭猛」的說法。這話不無道理，可是也不能太輕鬆地對待。硬件的發展不可能同時完善的上馬，這是發展過程的陣痛。可是，不配套引起的問題是低效益，甚至浪費。還有軟件的管理及社會文化沒跟上的問題。

在泉州一個印象深刻的經驗。車子一離開新開拓的市內幹道，馬上轉入古舊的小胡同。行人、自行車、摩托車、小轎車及卡車，古今中外交通工具的大雜燴和爭路競技。堵塞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密度超負荷，也是文明互讓的精神全無。兩人迎面過獨木橋，互不相讓，只有同歸於盡一條。要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順暢的開展，惡性競爭必需得好好開導。（三）「適者存」的問題

市場機制的普遍規律要求「不適者淘汰」，可是要符合這樣的要求仍有一定的難度。兩個不同的事例代表目前的兩難問題。

深圳是開發最早，國家投資最多的「窗口」特區。可是，深圳就有原國營企業到特區窗口佔了據點，卻不願意張開眼睛的。從深圳街上走進這個國營企業，就像從特區轉回內地，管理方式，人員工作態度基本上是十年前國內「大鍋飯」的那一套。顯然，在市場經濟較發達的深圳，仍有這種具國家背景的「安全島」企業。這一類型的「老大」企業可能要趕緊列為抓「市場經濟」的對象。

在上海參觀了一個鄉辦的工廠，代表著另外一種值得重視的典型。過去做為一個鄉辦企業，公公婆婆特多，鄉一層，區一層，甚至國家部一級都要管。廠長書記領導廠試做新產品，辛辛苦苦為企業累積了一些資金。可是，對於今後開放市場經濟對廠的衝擊感到傍惶。做為一個小規模的機械廠，原材料主要是鋼鐵，目前仍受國家調配，將來怎麼辦？對於市場訊息的掌握也有局限性，誰來提供可靠的市場評估？大的裝備技術投資也沒有大資金的來源，也想引外資搞三資企業，但在上海一帶製造業眾多的環境下，本廠以什麼特點來說服外商投入？

改革開放後一段時期，因為供需的差距大，許多鄉鎮企業在那時間裡，填補了一些製造業的空檔，多少也發了一點財。全面開展市場經濟後，一定會帶來許多這些較為初級技術的工企業難以面對的新問題。甚至在這一級的中小企業界，人們也關心到中國即將入盟國際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也自問將來國內、國外都有競爭對手，是否自己要被列入「不適者淘汰」之隊伍。

總 結

這次考察後，總的印象是：改革開放到今天提出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是正確而有具體內容的。在東南沿海改革前沿地帶正規帶頭的企業是順著此一方向做出主流的樣板。同時，我們觀察了改革過程的一些新問題，這些不是改革的根本問題，而是要理順，調適的現實問題，可以使前面進程更加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