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荒野中的《出埃及記》

乾綱獨斷雷厲風行

80年代末期在大陸風行一時的「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知識界思考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流行學說，影響所及，在港台各地都曾加以引介討論。這套學說原本是由趙紫陽智囊機構的一批理論家引證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保守派學者（Samuel Huntington）的學說並加以改造，使之成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權威主義。論者強調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現代化最迫切的不是政體而是領袖，即類似東亞諸國所產生的「政治強人」，其中又以台灣的「蔣經國模式」令他們感到興趣。著名的大陸異議人士戴晴便曾說：「『乾綱獨斷，以專權雷厲風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蔣經國的模式，也未嘗不是我們今天的模式。蔣經國已經離世，他的靈柩所過之處，數萬人沿街慟哭，世界聞名的產花地鮮花銷售一空。為什麼？他安排了蔣家王朝統治的終結，他安排了黨禁與報柰的廢除，『不錯，我是一個專制者，但我是最後一個，我以專制保證民主政治的開端』」。

政治人物的品格謀殺

只是，戴晴女士所沒有想到的是，儘管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逐步開展，但「新權威主義，卻像一具無時不在的幽靈揮之不去，而且以另一種姿態出現著。自從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其強勢的領導作風便不斷的引發爭議。今年1月13日，立委朱高正在各大媒體刊登一篇《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的給李登輝的公開信，對李的獨斷政治作風大肆撻伐。該文刊後不久便引來四方洶洶之論，考選部長王作榮便發表了一篇正面肯定李氏政績的文章，旋即為主流派人士仿朱高正故技轉載於各大媒體。無獨有偶的美國史丹佛大學的中國通馬若孟（Ramon H. Myers）也不遠千里地投寄一篇（致中華民國朋友的一封公開信），以完全相左的論點批評朱高正的公開信是對一個政治人物的「品格謀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他認為台灣目前所享受的民主自由比中國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還要多，其成果應該歸功於李登輝的辛勞與功績。不同的政治立場與知識背景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批評，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值得憂心的是，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中，一個政治領袖的地位竟然和「蔣經國時代」不相上下。儘管在實質的權力控制上，李登輝不可能再干綱獨斷，但卻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簇擁著李登輝步上政治權威的高峰，不論你喜不喜歡，一個屬於李登輝的「新權威主義」已經來臨了，在今年的國民黨政爭中尤其明顯，而這個「新權威主義」具有以下的特色：

一、法統的正當性：李登輝在蔣經國晚年成為台灣人士中任職最高者（副總統），至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李更繼承法統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其後經過國民黨短暫的政爭，李有驚無險的坐上國民黨黨主席的寶座，其法統性更形鞏固，這是他日後得以大刀闊斧推動施政理念的法理根據，更是他在往後多次權力鬥爭中佔盡先機，立於不敗之地的基礎。

二、道統的堅執性：李登輝為一虔誠的基督徒，上帝和聖經不僅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據，也是他思考政治問題的靈感來源，他的許多言行常有出人意表的「神來之筆」，（如承諾老國代要帶他們回大陸，稱副總統李元簇為「沒有聲音的人」，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等），這是否就是也和上帝構通的結果並法得知。更重要的是，他全身上下散發著一股極濃烈的救贖性格，在2月4日接見立委時以經《出埃及記》中摩西帶領以色列的族人過紅海進入新樂土的故事自況，他將引領台灣進入民主自由的新時代，但先知者的救贖與獻身卻經常為人所不解，因此李登輝又引用耶穌上十字架前的對傷害他的人說：「父啊！赦免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以明其志；同時我們對他所謂的「什麼侮辱我都忍，什麼苦我都受」的牢騷便不再那麼驚訝了。對李登輝而言，他永遠不能理解，當他竭心盡慮的想帶領台灣的子民到自由幸福的天堂時，為什麼還有那麼些「無知」的人在咀咒他？對我們而言，這種神格化、泛道德化的政治圖像也同樣的充滿困惑與不解。如果說蔣經國的權威主義是「我以專制保證民主政治的開端」，那麼李登輝的「新權威主義」是「我以十字架救贖台灣，建立美麗的未來」。

血統純正的「本土囝仔」

三、血統的純正性：1990年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七任總統後，美國《時代》週刊以Native Son（本土囝仔）作為標題，很貼切的點出其中的意義，特別在近年本土意識畸形的發展下，李登輝更代表「台灣人出頭天」的象徵，於是不論他的政治舉措多麼具爭議性（如對二二八囡「往前看不要往後看」、產業東移的主張、與資本家過往甚密、贊成降低證交稅並間接促使王建煊下台、調動國防部長陳履安卻未經過其上司行政院長郝柏村的首肯等），但他的民間聲望卻始終居高不下，即使處於國民黨惡鬥的風暴中心，多次的民意調查仍有七成的支持率。

饒具趣味的是民進黨的態度，早在1990年5月民進黨發動「反郝」運動時，所舉的理由是反對「軍人干政」，但行政院長的提名權是在於總統，冤有頭、債有主，為什麼民進黨不反李登輝的不當提名呢？這種錯亂的政治邏輯除了若隱若現的省籍情結外，很難再找出令人服氣的理由。這次的國民黨政爭，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與李登輝互相唱和公開倡言連戰組閣的優點；該黨立委李慶雄更明白向李登輝表態：「若李總統提名的內閣人選在立法院受到非主流派的強力杯葛，民進黨將會在『道義上』上協助李總統」，這種不論道理只論道義的反對黨實在堪稱一絕。事實上，對民進黨而言，具本省血統的李登輝不但可引為「我輩中人」，更是邁向台獨之路的最佳球員。正因為民進黨與李登輝具有這種「道義」上的默契，不但化解了連戰擔任閣揆的阻力，更使台灣由「楚漢相爭」的時局轉向「三分天下」的奇特局面。

感性勝於理智的政治異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李登輝的「新權威主義」實在是很「具有台灣特色的」，其中夾纏著被政治化的本土意識李登輝的救贖精神及強勢領導作風等因素，這又以前項因素為要，因此朱高正對李登輝的批評容或有其「合理性」，卻難以撼動支撐李登輝地位的「合情性」，畢竟在台灣這種被扭曲、異化的政治環境下，政治感情是要遠勝於政治理智的。因此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李登輝的「新權威主義」勢必自為台灣政壇的主導力量。只是當年被摩西帶領的族人最後卻迷失在荒野中，在李登輝「創造性模糊」的政治理念下，台灣的未來出路會如何呢？不知上帝是否已經啟示了李登輝！願天祐吾君，更佑吾民，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