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的原罪來自原鄉

從去年年底「台北會談」後，當局的大陸政策愈來愈背離民族利益的立場，甚至公然否定「一個中國」原則，而倡言「現階段的兩個中國」。所以，本刊在2、3月號連續發表社論勸告台灣當局不可背離民族主義和「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苦口婆心的勸告，當局除了只聽見一片阿諛之聲外，對我們的呼籲當然是置若罔聞。並且，利用千島湖不幸事件，藉機擴大事端，進行反華活動。所以，五月號社論又苦勸說：

「我們看到了兩岸關係是脆弱的，台灣人民安全與福祉的前途並不穩定。為了二千萬人的安全與福祉，李登輝的大陸政策不可以再追隨台獨的腳步，而必須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但是，5月初卻又發表了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錄，在「對話錄」中，李登輝的談話不但充滿了知識的謬誤和邏輯的錯亂，並且表明了以日本軍國主義立場反對中國民族主義，反對中國統一和主張「拆散中國」實現台獨的願望，還反映了他日據時代以來媚日反華的「皇民意識」。我們不願對李登輝有何道德語辭的譴責，而只消去對照日據時代台奸的言論就可以了。

李登輝的言論明顯激怒了中國民族主義，也傷害了全世界炎黃子孫的感情。李登輝膽敢勾結日本軍國主義「拆散中國」，相信中國人民就敢再打一次「八年抗戰」，光復台灣！李登輝在「外來政權」裡混了幾十年，總聽說過，蔣介石在抗戰時期說過「侵略必敗，漢奸必亡」的話罷。

李登輝的「悲哀」刊出後，香港《亞洲週刊》（5月22日）即以《從悲情治國到玩火治國》為題發表社評，及刊出專輯。我們也在6月號推出九篇文章的「無知才是最大的悲哀」專輯。並聲明：「我們為衛護真理和事實的不被扭曲，即使有所忤逆，也不能不言。」

對於李登輝「悲哀」的謬論，一個多月來，台灣的重要媒體，幾乎未置一辭，北京方面也一直緘默。直至6月13日，才有新華社報導，台灣研究會對李和司馬對談的批判；14日，又有新華社的「綜述」文章，開始點名批判李登輝；16日，有社科院台研所資深研究員李家泉的文章；18日，有新華社副總編輯朱承修的文章。

自1979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大陸的官方媒體雖不方便稱台灣最高當局為「總統」，但總是客客氣氣的稱「先生」；並且，中共即使對台灣當局的言行有所不滿，亦從來沒有點名批判。但自「對話錄」出現後，中共一改前態，不但點名批判，而且連「先生」也不見了，甚至用了一些強烈的形容詞。誠然，我們知道這是李登輝激怒了中國民族主義，但這不尋常的改變，我們仍不能不予以密切注意。

我們一向秉持台灣愛國主義傳統，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主張祖國統一，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話錄」，決不能代表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更不能代表千千萬萬台灣先輩以鮮血所凝成的光榮的台灣愛國主義傳統。但我們也要讓全世界的炎黃子孫知道，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必有殖民當局所培植的「精英」，亦即「以華制華」的「精英」。今天李登輝所表現者，亦即日本殖民地「精英」所反映的「皇民意識」和感情狀況，包括其所透露的鄙視中國的優越感，這正是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所稱的台灣「殖民地的傷痕」。

李登輝固然可以顧盼自雄於一時，並用當年日本殖民當局辱罵台灣人的口吻辱罵自己的祖國是「不文明的國家」，但是，這種心靈的殘破正是來自「殖民地的傷痕」，所以，李登輝其實也是不自覺的日本殖民主義的受害者。

李登輝的「皇民意識」來自於日本殖民主義，除非經過自覺的批判，否則「皇民意識」也是殖民地養成的知識分子不可避免的「原罪」，但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決不是李登輝所能負責和選擇的，而是中國近代衰弱的悲劇所造成的。我們堅信「侵略必敗，漢奸必亡」，但亦懇望台灣地區之外的炎黃子孫，在批判李登輝的「皇民意識」之餘，也應同情的瞭解到，原鄉人的原罪來自原鄉，而應有一份哀矜勿喜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