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人省思的「悲哀」

今年3月中旬，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進行一場對談，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為題，內容涉及台灣歷史及現實的諸多方面。這場對談是李登輝的台灣史觀和政治理念一次難得的公開表露，有助於人們找到李氏近年來一系列言論自相矛盾的根源所在。

筆者僅就以下兩個方面談談一些看法。

關於對台灣歷史的若干認識

一、日據之前「台灣是個化外之地」

在對談中，司馬以台灣在日據之前是「無主之地」、「無主之國」之類的論調，導出了李登輝關於甲午戰敗清朝割台的原因在於台灣是「化外之地」的觀點。

眾所周知，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朝政府已經管轄台灣二百多年。即使是在台獨分子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中，也只是說鄭氏統治時期、清王朝時期是「外來統治」，而不敢說是「化外之地」。具有明顯「台獨」傾向的海外台灣學者林宗光在其《國際關係與台灣之將來》一文中也承認：「直到1895年，台灣一直是大滿清帝國的一部分。在兩個世紀稍多一點的時間內，台灣島在滿清帝國的地位由『化外之土』成為隸屬福建省的一個府，繼而在1875年（應為1885年〉正式劃為一個省。」

那麼是誰把日據之前的台灣稱為「化外之地」呢？那是一些帝國主義分子。司馬在對談中提及的美國外交官湯恩贊‧哈里斯和在日本明治政府中任職的法國人波瓦索納德均有這種言論，而更早在19世紀50年代，美國海軍司令培理就有類似的論調，以作為主張美國佔領台灣的根據。這種一百多年前為帝國主義侵略台灣製造藉口的論調，今天竟然獲得作為台灣最高當局的李登輝的認同，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二、「用科學的觀點」評估日本的殖民統治

在對談中，李登輝談及日本政府在侵據初期對台灣人採取「去留自由」、「不沒收財產」的做法，很有讚賞的意味。李氏認為：「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東西很多，在批評的同時，如果不用更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就無法瞭解歷史。」這裡涉及如何評價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認識日本殖民統治的本質，台灣人如何看待日本的殖民統治等問題。

殖民統治是罪惡。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從事一些建設、教育工作，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其罪惡的統治，這些都是常識。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也不能例外。

然而，現代帝國主義為其戰略目的，有意歪曲台灣歷史。早在50-60年代，某些美日的政府官員提出：台灣經過日本50年的統治，文化已受日本同化，不再是中國文化一支，而且台灣人懷念日本人的統治甚於喜歡中國人。1963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公然宣稱：「為什麼台灣人喜歡日本人，不像韓國人那樣反對日本？這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有較好的殖民政策的緣故，但我認為最基本的是台灣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們易於被統紿，因為他們沒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傳統，因此他們比韓國人溫和。」此類論調曾在50-60年代得到海外台獨組織的呼應和鼓吹，因遭到海內外台灣人的唾棄而很快銷聲匿跡。

誠然，在日據時期也有極少數「質變」的台灣人曾經稱頌日本的殖民統治，鼓吹「若以公平眼光觀察帝國佔領台灣以後而至今日30年間之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已故台獨人士王育德在其《苦悶的台灣》一書中寫道：「日本在台灣實施殖民地統治能夠成功」，「台灣人就這樣被強迫投入近代社會，不管願意與否，享受近代化的思惠。」

應當指出，有不少台獨人士對日本的殖民統治也是深惡痛絕的。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尖銳地揭露和抨擊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彭明敏在其《台灣將來政治制度的理想和課題》一文中寫道：「從1899年到1945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人民備受歧視和剝削，50年間，民間的反日情緒普遍而深入，啟發了台灣人民特有的『民族意識』。」當然他是把這種事實作為「台灣國民主義」理論的歷史依據之一。

顯然所謂「台灣人懷念日本人的統治」、「台灣人喜歡日本人」等論調，是對台灣同胞明目張膽的侮辱和對台灣抗日曆史肆無忌憚的歪曲。所以如果不能認識和正視殖民統治的本質，一味地稱頌殖民統治「所留下來的東西」，用這樣的「科學觀點評估」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那才真是當代「台灣人的悲哀」。

三、「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

人所共知，幾乎所有的海內外台獨人士都把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台灣歷史上的統治者定位為「外來政權」，把台灣歷史視為「外來殖民統治」的歷史，以此作為其「台灣獨立」、「台灣自決」的政治主張的理論依據。此類的觀點在史明、彭明敏以及其他台獨人士的著作和言論中比比皆是，早已受到台灣和大陸學者的批駁。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身為國民黨的主席竟將國民黨定位為「外來政權」；「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竟將自己擺在「外來政權」首腦的地位。這豈不是把所有的國民黨人、所有的台灣各級官員都同荷據、日據時代的統治者一樣看待嗎？當然，李登輝是不會放棄政權的，於是他想出一個辦法，把國民黨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即把「中國國民黨」變為「台灣國民黨」。似乎這樣，就可以脫掉「外來政權」的帽子了。可是，既然承認現今的政權是「外來政權」，那麼這個政權對台灣就沒有主權。顯而易見，按照這個邏輯推理，並不見得對國民黨有利、對李登輝有利，因為人們勢必質問：為什麼一定要由「外來」的去「變」，而不是從內在而生呢？

關於台灣主權與兩岸關係問題

一、「『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

在司馬關於「中華」此詞是當今世界最為含糊不清的說辭導引下，李登輝更具體地提出「『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自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竟然說出這樣的話，可見以往所謂「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涵義定位」都是欺人之談。妄稱「中國」這一概念含糊不清，要害在於企圖迴避「誰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台灣主權屬於中國」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二、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

在對談中，司馬否定「台灣人是中國人」，宣稱「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李氏即以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作出呼應。什麼是「東西」？他是接在司馬所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之後說的。他沒有反對司馬的說法，只是不敢像司馬那樣露骨而已。結合李登輝常說的「分裂分治」的政治實體、「主權獨立」之類的言詞；結合前述所謂「外來政權」的說法，可以看出什麼「東西」是一點也不含糊的。

三、「如果台灣獨立的話，一定會攻打過來」

在對談中，司馬宣稱，兩岸統一，將是「世界史、人類史上的慘禍」，李氏立即接著說道：「如果台灣獨立的話，一定會攻打過來。」應該說，李氏這一推測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因為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制止分裂、維護領土完整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李氏為何在此下意識地提到「台灣獨立」問題，似乎予人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不能不令人疑慮，這裡便衍生了兩個問題：

其一，李氏是否想搞「台灣獨立」？

在對談中，李氏得意地認為，近年台灣當局調整軍事戰略、大量購買外國武器，使中共「倍感頭痛」。似乎表明他在為某種圖謀而做軍事上的準備。這種針對大陸所進行的調整軍事戰略、購買軍備的舉動，是與海峽兩岸關係緩和的趨勢背道而馳的，勢必破壞台海和平的局面，玩火者必自焚。結合前言後語，李登輝到底想幹什麼？難道他準備試以武力對抗大陸征討「台灣獨立」的行動嗎？

其二，李氏所考慮的只是「台灣獨立」可行不可行的問題嗎？

從對談中李氏的「化外之地」、「外來政權」、「把台灣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是「奇怪的夢」、「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等一系列觀點來看，多年來國民黨批判「台獨」言行所一貫宣傳的「不應談」、「不必要」、「不可行」的道理，在李氏那裡僅剩下「可行不可行」這一屬於現實既得利益考慮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問題，而屬於國家、民族、歷史等價值觀念取向的「不應談」、「不必要」等問題已不復存在。在當今國際社會中，民族主義成為現代國家一般國民的共有特徵，李氏在對談中卻不無鄙夷地指稱中共「高喊民族主義」，並且將之歸結為危害亞洲的「大中華民族」和「大中華帝國」，與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唱和，這使人們不難想像他所倡導的以大陸為假想敵的「亞太安全體系」的意圖，是否也想依靠國際力量使「台灣獨立」變成「可行」呢？

此外，在對談中，李登輝強調台灣鄉土教育和方言普及問題，這本是一個無可厚非的問題，但是李氏與此同時則把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對立起來，有意貶低中國文化，似乎否定了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近年來海內外台獨勢力注重於台灣歷史、文化的宣揚，主張確立所謂「台灣歷史、文化的主體性」，作為其強調台灣人「國民意識」，實現「台灣獨立」的重要任務之一，並且表現得非常偏激、狹隘、仇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他們不僅否認「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宣稱「台灣有自己的文化，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就如同美國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李氏的談話不也有著同樣的味道嗎？

總之，在台灣主權與兩岸關係問題上，李登輝表現出對大陸極為露骨的敵視態度，甚至近於情緒化的宣洩，但比之於其後在「千島湖事件」後連「土匪」一詞都咒罵出口，似乎也就是「小巫見大巫」吧。李氏關於台灣主權與兩岸關係問題的觀點，對於人們從本質上認識他所宣揚的「生命共同體」、「中華民國在台灣」、「主權在民」等理念，應該會有相當的助益，也就使人們難於在「中國統一」問題上對李氏再抱有「希望」和「幻想」。

1994年5月於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