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壓抑的深層意識

今年3月間的一天，在《朝日新聞》社、《產經新聞》社（一說《讀賣新聞》社）的聯手安排和旅日台灣人陳舜臣的「勸說」下，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在台北「總統府」官邸會見了李登輝，兩人用日語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對談，由於此次會談是以「好朋友相見」之名私下進行，因此不僅外界不知此事，即使「總統府」發言人戴瑞明也是在媒體刊出訪談全文並引起台灣各界強烈反響後才得知此事。5月3日上午，戴瑞明晉見李登輝，證實確有此事。根據日本方面寄來的《週刊朝日》（1994年5月6-13日）原文圖片分析，這次對談過程中並非如編者所說僅「李登輝總統一人出現」，在場人員中至少還有李登輝夫人曾文惠，《週刊朝日》攝影記者長谷忠彥等人。

司馬遼太郎簡介：司馬遼太郎，日本現存的國寶級歷史小說家。1923年生於日本大阪市，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學校蒙古語系。30多歲時以《梟之城》一書獲得日本有名的「直木獎」，從此奠定名作家聲望。1974年獲日本最高榮譽獎──日本學術院恩賜獎。陳舜臣是司馬遼太郎的同學、好友。

「對談錄」內容評析

正像李登輝自己所說的，他是一個時常設法「壓抑自己的敏感」的人，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他也偶爾會流露出些許鮮為人知的政治潛意識，此次李登輝接見來自日本的「文學巨匠」司馬遼太郎，有如遇到了知音，於是放鬆心理戒備，在司馬氏的「循循善誘」之下，首次自我「披露」壓抑已久的深層政治意識。下面先從八個不同側面分析李登輝在對談中流露出的政治信息，此外，本文還將揭露司馬遼太郎此次訪談的政治企圖，最後提出對策建議。

（一）對台灣主權的歷史認知：

至今為止，台灣當局對台灣近百年歷史的解釋與我方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李登輝也未曾公開表示過異議。但此次對談李登輝卻第一次對外提出了明顯不同的解釋。（1）認為台灣只是中國的「化外之地」。他說：「甲午戰敗李鴻章最先割讓的是台灣，並不一定要台灣，因為台灣是一個化外之地。」此一觀點本來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我們同時要指出的是，割讓台灣及遼東半島等地的作法只是當時的封建統治者的愚蠢與自利行為，不能將此與大陸人民對台灣人民的情感混為一談。我們注意到民進黨人在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時，也時常以這段歷史為論據，說明台灣只是一個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台灣人應以獨立自決來尋求自我存在的價值。李登輝以「總統」的身份強調台灣是「化外之地」，其政治影響非同一般。其結果無疑將為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推波助瀾。（2）將國民黨政權與西方殖民者、日本侵略者視同為「外來政權」。李登輝講道：「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1949年國民黨當局退據台灣時從大陸帶去龐大的官僚集團，而且這批人長期壟斷政治權力，排擠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其政府確實缺乏台灣民意支持，與民眾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但是，筆者認為，李登輝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國民黨台灣政權與外國入侵者列為同類。二戰以後台灣回歸祖國，國民黨政府隨即接管台灣，行使主權，這是得到國際公認了的，如果說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那麼，二戰以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恢復對台灣的主權也就成了「外來統治」。以此便進一步可推說：台灣的主權不屬於中國。可見，李登輝的這觀點是無法自圓其說的。近幾個月以來，李登輝頻頻強調他的「主權在民」主張，儼然成了「民主教父」。筆者認為除了眾所周知的主權在民思想，「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也是基本的政治常識，在強調「主權在民」的同時不能忽視了台灣與大陸其他地區共同構成中國主權統一體的事實。如果將李氏一味強調的主權說與李氏此次的「外來政權」論聯繫起來看，我們不能不擔心李氏的論點將成為有心人士割裂主權的民主「遮羞布」。

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近年來台灣當局一直試圖對兩岸關係進行重新定位，對談中李氏明確表達了他在這一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把台灣省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這是奇怪的夢哩！台灣與大陸是不同的政府，目前我只能說到此為止。」李氏還想說什麼呢？雖然他不肯明白說出來，但他想說的在後面的對談中已經流露無遺。當司馬氏開導他「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中華』這個名詞含糊不清的了」時，李脫口而出「『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司馬氏進一步告訴他：「即使同是漢民族，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呢！」李登輝並不加以駁斥，反而附和道：「基本的想法是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李登輝的上述說詞說穿了就是強調兩岸之間是兩個互不統屬的政治實體，在台灣當局一再要求大陸承認「兩岸事實分裂」的說詞配合下，這兩個政治實體實際上就成了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至於台灣要不要公開宣佈獨立則要看情形而定。在對談中他似乎認為目前尚不宜宣佈獨立，因為「如果台灣獨立的話，中國一定會不斷攻打台灣的，類似這種話不絕於耳。如果台灣宣佈獨立的話，北京必定會恐慌，因為可能會促使西藏或新疆也宣佈獨立。」可見李登輝潛意識裡並非不希望台灣獨立，只是礙於大陸方面的堅決反對而已。

在兩岸之間如何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上，李登輝反對國共兩黨間談判的模式，而且他認為當前台灣已經向民主化方向發展，「台灣若徹底的民主化則依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者的協商（會談）而決定國家問題就變得不可能。」

在兩岸間的外交空間爭奪戰問題上李登輝展現出強烈的企圖心，他告訴司馬氏：「我不只是去過東南亞三個國家，還要去啊，大概世人會震驚的國家我也要去啊，日本和美國想留在最後。」而且，李登輝還透露出新的務實外交模式，除「度假外交」、「高爾夫外交」外，還將展開「博士外交」。「我現在是國家元首，可是原來我是經濟學者、農業學者，可以經濟援助也可以和人家討論，例如菲律賓的羅慕斯總統、印尼蘇哈托總統都為農村問題頭痛，我是農業問題的專家，在台灣如果談豬肉的問題，可說沒有人是我的對手。因此不以李總統而以李博士的身份也可以和他們談的。不在乎頭銜的，這種務實外交，自然台灣的角色就會在國際間被認同。」

此外，李登輝還談到軍事遏制戰略的重要性──以空中優勢遏止大陸的武力進攻，御我軍於台灣海峽。「以前採用大陸軍主義保有很多戰車，最近我們戰鬥直升機、戰鬥機買很多，維持這樣強大的空軍，台灣30年不用為空軍煩惱，對這種軍事戰略的構造的變化中共可能倍感頭痛。」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登輝堅決對抗大陸統一壓力的決心。

超越國家認同的「台灣認同」

在訪談中李登輝對傳統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國家認同觀念提出疑問，並將中華民族的統一與大國沙文主義混為一談。他說：「現在在大陸動不動就說民族主義，雖說是五族，中華民族也包括了新疆、西藏和蒙古，我認為如果北京想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會很麻煩。」由此可見，在李登輝的思想觀念中根本就沒正確的中華民族統一概念，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觀念不清。

基於這樣的認知，李登輝完全不重視「中國認同」的建立，而只重視所謂的「台灣認同」。他說：「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現在有提倡在國民小學教育裡再加入台灣歷史、台灣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他認為台灣目前的教育內容應該進行改革，改重全中國的教育為重台灣的教育。「不教台灣的事而盡記些大陸的事，那是荒唐的教育。」除教育改革外，李登輝認為以「國語」為主的觀念也要加以改變。他說：「說台語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我現在帶頭用台語說話，不這麼做是不行了。」為選舉去巡迴演講時也全都講台語。台灣人想聽的事若用方言來演講，則大家很容易瞭解，很容易引起共鳴。用中國話說說看看那是不通的。直接就用台語的話，就會被認為這個人是能為我們著想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在李登輝的思想中，「台灣主體」、「台灣優先」的觀念相當濃厚，其台灣意識遠超中國意識，對台灣的地方認同遠超中國的國家認同。

筆者認為，認識本土，保護方言本身並沒有什麼可議之處，但在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地方認同已大有凌駕於國家認同之勢，按照西方的政治文化理論，當地方認同超越國家認同時，政治衝突就難以避免了。近年來以民進黨及少數傾向台獨的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一批人正力圖通過各種政治認同符號的改變，建立所謂的「台灣文化」，最終達到切斷與大陸間的文化臍帶的目的。李登輝的這番講話無疑地將對台灣未來的政治文化走向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對國民黨政權的強烈批判

對傳統的國民黨政權的嚴厲批判，是李登輝在對談中表達的重要內容之一，除了批判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是一個來統治台灣人民的一個政黨，要求將中國國民黨改造成台灣人的國民黨之外，李登輝還直接批判了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以往像我們這種70歲的人在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覺。」

除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外，李登輝還對蔣經國頗有微詞，這是李上台以來很少見的，李登輝回憶起當年應邀入閣時的內心世界時說：「當時在他眼中，我好像是只懂日本學問和農業問題，而對政治問題看起來沒有興趣的樣子。」在三年又九個月的日子裡，蔣經國很少見他，生病後更是一個月只見一次面。他這個副總統好像是擺著好看似的，其中的失落感溢於言表，對於接班問題，李登輝對蔣經國至死不肯移交政權更有不滿。他說：「蔣經國先生是否希望讓我做他的後繼者，我並不清楚，他雖然患了那種重病，卻不認為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言下之意就是批評蔣經國戀棧權位。這一點對照一下5月初李在尼加拉瓜的「說夢」──「希望能在死前交出政權」的說詞就很清楚。

李登輝的政治理想

台灣的未來要走向何處？李登輝在對談中闡述了他的理想：（一）憲政改革，直接民選總統，建造一個「公」的國家、社會；（二）建立一個台灣人不再悲哀、子孫們晚上能好好睡覺的「迦納美地」，近年來李登輝多次在公開場合引用舊約經書的《出埃及記》以明其心志。在舊約聖經中記載：公元前14世紀，以色列人居埃及時為其王所虐，酋長摩西乃率眾出埃及，至西奈之野，傳上帝之律法以約束部眾，惟欲引眾人入迦南，卻不果而卒，其後約書亞方成其志，並建猶太國。那麼李登輝心目中的「迦納美地」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一個新的國家，還是一個台灣人不再悲哀的自主社會？李登輝沒有明說。當司馬氏稱「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時，李登輝並不予以否認，只是含糊其詞的表示：「基本的想法是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這個不明指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大概只有李登輝自己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東西不會是「外來政權」。當隨同司馬氏來訪的日本記者問李登輝：「在開頭提起的《出埃及記》是否就是說台灣是同樣的向新時代邁進的意思？」時，李登輝回答道：「是已經出發了。摩西以及他的人民今後都有得拚的，無論如何它已經出發了，如想起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正是一個結論。」

李登輝對日本情有獨鍾？

據不少來大陸訪問的台灣各界人士的描述，李登輝的日文說得比中文好，受日本文化的薰陶比中國文化更深，甚至有人說李登輝的日本心強於中國心，看來這些說法絕非空穴來風。李登輝言談之中不時流露出對自己的日本經歷的眷念之情。如「只懂日本學問」、從日本採購《社會科學叢書》用以檢驗他所做的是否符合理論等，連自己的內人善理家計也是受日本教育的結果。李登輝甚至對司馬氏說：「殖民地時代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東西有很多，在做批評的同時，如不用科學觀點評估就不能理解歷史。這是我的想法。」其獨鍾日本文化的傾向性相當明顯。

李登輝的動機

在《孤島的痛苦》訪談錄中，李登輝努力塑造自己是台灣人利益的代表者，代表著台灣人民的心聲。「沒有槍桿子，也沒有大勢力，在國民黨中的我卻能夠維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心中的台灣人之聲。台灣人期待我，我想這就是我一定要做下去的原因。」他再次以台灣人的摩西自許，表示要帶領台灣人「出埃及」擺脫台灣人幾百年來悲哀的命運。李登輝之所以在他東南亞之行後、中美洲非洲之行和第三階段「修憲」前作此政治姿態，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進一步樹立自己的個人聲望，強力主導其修憲大計和「務實外交」政策；（二）為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造勢。他在「對談」中已明確否認曾公開聲明的「絕不再尋求連任」的承諾，並表示說：「台灣人期待我，我想這是我一定要做下去的原因。」

如何看待「孤文」

筆者認為，李登輝其人確實如他自己所稱是一個能夠「靜靜地去添第三碗飯」的人，也是一個會玩弄政治權術的人，要真正掌握他的內心世界並不容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個機會主義者，我們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就這次訪談來說，可以肯定李登輝道出了不少的政治潛意識，很多都是他所思所想的問題，但是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僅僅是「潛意識」而已，此一潛意識要上升為成熟的思想然後又付諸行動是要受到一定的客觀條件限制的。作為「中華民國總統」他有絕大的現實利益，其思想和行動更多的要受到此一現實利益制約。以國家認同為例，雖然在他的潛意識裡有相當濃厚的台灣地方認同，但目前他仍會盡力「壓抑這種敏感」，因為政治現實不容許他將這種超越國家認同的台灣認同潛意識上升為政治思想並加以推行。這次對談之所以引起我們重視，是因為李登輝的政治潛意識得到較全面的曝光，這些潛意識現在雖然尚不會立即上升為政治思想，但只要客觀條件出現變化就有可能上升並付諸行動，這是我們所最為關切的。

司馬意欲何為

司馬遼太郎在訪談中似乎在扮演李登輝的「歷史教師」的角色，他要把日本反華勢力的價值觀念灌輸給李登輝，甚至當著這位「中華民國總統」的面大放厥詞。訪談錄中李登輝的不少言論正是在司馬氏的「引導」下講出的。

第一，歪曲歷史，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司馬氏無視中國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開始經營台灣的史實，認為「台灣除原住民之外在17世紀還是一個由海上難民成立的『無主之地』」；並詭稱「以前台灣似乎曾有過『被認為不屬於任何一個人的島』的時代」。他還援引西方殖民者的說詞，稱「台灣島是無主之國」、台灣東半部是「無主之地」。

第二，攻擊我民族政策，企圖支解中國，並挑撥我與亞洲鄰國關係。

司馬氏認為：在明朝時西藏和新疆內蒙並不是中國的領土。但長期以來，中國認為西藏、內蒙古是國土的一部份，「這從居民的眼光看來實在很奇怪」。他甚至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華』這個名詞含糊不清的了。」他指責道：「稱台灣是屬於它的，這是19世紀前沒有領土和版圖或是雜居地分別的東方的觀念。」「中國掌權的人，從未曾以歷史觀點來考慮台灣，如果也在台灣實施這項政策，必會造成人類世界上的一大慘劇。」當李登輝談到台灣現在有人提出要加強「鄉土教育」時，他煽動道：「台灣成為一個新的國家了！」最後他更露骨地告訴李登輝：「即使同是漢民族，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呢！」

在司馬氏的眼裡，領土廣大也是一大錯誤，他認為中國應分裂成多個國家，只要保持四川省那麼大的面積即可。他說：「我認為北京政府治理那麼廣大版圖確實不易」，「只靠北京這麼一個政府，想去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錯誤，因為最後的結局就是成為粗暴專制的帝國主義。」

他還曲解我國的國家認同原則，挑撥我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他說：「以那理念來看，則使用漢字的日本、華僑很多的泰國或是印尼等都成為大中華帝國也不算矛盾。」

第三，離間兩岸關係，強調日台關係：

為了離間兩岸關係，他竟辯稱台灣經50年的日本時代而成為被中國政府歧視的「少數民族」。回歸中國後台灣這個少數民族，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壓制；他特意強調日本在台實行殖民統治的歷史，認為從1895年開始的50年中台灣是日本的領土；並稱那一時期日本也成了多民族國家。為凸顯台灣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發展」，他還引用邱永漢的話說：如果沒有日本時期，那今天的台灣也會像鄰近的海南島差不多。此外司馬氏還居心叵測地「提醒」李登輝道：「李登輝先生在二十二歲時由日本人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