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堅決反對日本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

兩年來拜讀《海峽評論》，無任欽佩，弟當從純學術角度恢復日本侵華歷史的真面目，每期均曾寄奉，諒蒙察閱，或有異曲同工之感。近因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更想入聯合國安理會為永久會員，實欺我中華民族太甚，弟應華府華人社團之邀，先後撰中英文《我們堅決反對日本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兩文分送美國國會議員及美國各新聞媒體，旨在廣為宣傳，使世人明瞭真相，如能借貴刊園地刊出，必有利此一抗議運動之推進。
吳天威 1993年7月

三個月前，在華盛頓「美國紀念『火劫』的紀念館」落成典禮上，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演說時說：「『火劫』永遠提醒我們，脫離價值的知識只能為加深人類的夢魘服務。有頭無心並不是人性。」的確，納粹的德國和法西斯的日本就是「有頭無心」；前者在歐洲製造「火劫」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及五百萬其他種族人，後者在亞洲大肆屠殺，僅中國人死難者達兩千萬人以上。今日「火劫」（主要是指猶太人）紀念館建立在未發生「火劫」的美國，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它不僅象徵著我們對死難者的負債，也對我們和後代做出嚴肅的警告，如果我們沒有學習歷史的教訓，「火劫」是會重演的。

正當世界各地酷愛和平人士前來美國首都瞻仰莊嚴的人類歷史悲劇的紀念館之際，我們為一項報導所震驚。美國政府準備在今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會員大會提出日本與德國成為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會員（見1993年5月25日《華爾街日報》及6月10日《華盛頓郵報》）。聯合國之所以成立，旨在擊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的日本與義大利之後，維持世界之永久和平。當德、日尚未投降，51國代表齊集於美國舊金山宣佈聯合國成立，通過110條的聯合國憲章。全體會員國授權安全理事會，「依照聯合國的目的和原則，其首要責任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安理會會員共15國，其中五國，即中、美、英、法、蘇為永久會員並享有否決權，其他10名會員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不得連任；1965年迄今非永久會員國增加至15名。目前安理會的五位永久會員，是基於她們在擊敗納粹德國及法西斯日本所做出的貢獻和犧性，證明了她們能為伸張公理正義，維持世界和平而努力，全體會員國樂於把這種特殊地位和權力的席次給予她們；這並不是基於她們最有錢最有勢而得來的。同時各會員國認為她們能為實現世界永久和平及繁榮而不斷努力。日本應否獲得安理會永久會員的席次問題有兩方面：主要的是日本是否已經得到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受害各國的信任？另一方面是日本是否已履行或完成戰敗國應負的法律和道德的責任和義務？

日本在未履行其法律上及道德上的責任之前，在未取得亞洲人信任之前，我們絕對堅決反對日本進入安理會為永久會員。今簡述我們反對的理由如下。

中國的火劫

華盛頓「美國『火劫』紀念館」的建立直接的提醒我們日本人在14年（1931到1945年）的侵華戰爭中，所造成的中國的「火劫」。日軍於1937年2月13日攻陷中國首都南京後，大肆燒、殺、奸、掠，其殘暴、凶狠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世人稱為「南京大屠殺」。日本蓄意製造「南京大屠殺」，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可謂史無前例。截至翌年3月底，「南京大屠殺」接近尾聲為止，34萬無辜的中國平民及已放下武器投降的士兵為日軍殺戮，8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強姦（東京審判確定：日軍進城後六周內在南京城內共強姦婦女二萬人），全城掠奪一空，大火沖天達六周之久，全城三分之一以上化為灰燼。今舉兩位納粹德國的見證人為例。德國駐南京的代辦（職位為秘書）喬治．羅森（George Rosen）在他938年3月4日自南京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有如下的記載：

「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例如在大使官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體就挖出許多屍體。郊區小港口下關尚有三萬具屍體，這都是大恐怖時期集體處決的。紅十字會每天埋葬屍體五百至六百具。」

再有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A.F.van Falkenhausen）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有「一個日本兵於3月19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姦一女孩」的記載。日本盟國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目睹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後，竟稱「日本皇軍不過是一個禽獸機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日本雖然是一丘之貉，但1938年的納粹還沒有墮落到日本人的地步，還具有人類惻隱之心。

希特勒於1933年在德國登台伊始，即開始迫害德國的猶太人，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和擔任公職的資格，1935年9月他更制定紐倫堡（Nuremberg）法，不准德國人和猶太人通婚和發生性關係，致使猶太人為德國次等公民。及至1938年11月9日，以德國一外交官被一猶太青年所刺殺為藉口，發動「水晶玻璃」之夜，屠殺猶太人91人並逮捕三萬餘人送往集中營，於是猶太人紛紛向國外逃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境內尚有30幾萬猶太人，較諸1933年的全德猶太人口之53萬尚未減少一半。甚至到了1942年1月德國納粹決定根絕全歐德國佔領區域內的一千四百萬猶太人時，德國境內尚有13萬猶太人，最後全遭殺戮。

納粹德國的東方盟友日本製造「南京大屠殺」，為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大的屠殺，亦為世人所周知。其實日本人在中國實行屠殺政策始自第一次中日戰爭。日軍於1894年11月攻陷旅順口，屠城三日，全城除不足五百人逃脫外，有兩萬人死難。以後1900年之八國聯軍及1904到1905年之日俄戰爭，日軍在中國均屠殺很多中國人。1928年日本阻止我革命軍北伐，出兵山東，製造5月3日之濟南慘案，將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其屬下20餘人挖眼割鼻慘痛致死。數日之內，日軍共活埋及慘殺我軍民約四千人。日軍除到處殺戮和搶劫外，任意強姦中國婦女，再行虐殺，可以說是「南京大屠殺」的預演。日本帝國主義決定侵佔我滿蒙，進而征服全中國，乃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我東北，以後的數年當中，與中國時戰時和，但自1937年的「七七」事變，我軍民走向全面對日抗戰，誓死不屈。日人更變本加厲，野蠻凶殘亦極，製造無數大小屠殺慘案，我同胞死於日人屠刀之下者何止數百萬人，我婦女被日人姦淫者又何止百萬人。最悲慘者莫過於我同胞三千餘人被日軍「731」細菌部隊作活體細菌實驗，痛苦折磨至死。該「731」部隊於1942年後在瀋陽戰俘營對美軍戰俘作細菌實驗，虐殺美俘數百人。日本人之踐踏國際公法（如1907年的海牙陸戰公約規定優待戰俘，及1925年日內瓦公約廢止細菌戰和毒瓦斯戰）條約及協定，摧殘道德及人性遠超過德國納粹而無不及。

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即開始奴役中國勞工。戰後已經發現「萬人坑」一百處之多。撫順煤礦一地，即發現「萬人坑」30餘處。據統計，平均每生產七百噸煤，即有一礦工被奪去生命。比較保守的估計顯示在東北至少有五百萬中國勞工喪生。如最近發現日本將兩萬中國勞工，在建築烏蘇里江邊虎頭要塞後，為保持機密，全部處死。此類事件屢見不鮮。如曾負責偽滿洲國經濟的日人古海忠之即供稱：「1944年關東軍直轄工程，即興安嶺築城工程中，發生了死亡六千名勞工的事件。」

日本關東軍在我東北橫行霸道，殘暴已極，任意殺戮我無辜百姓。他們在東北設立了13,400個「集體部落」，將500餘萬農民逐出其廬舍，先搶財物後焚村莊，把他們趕入「集體部落」，戰後生還者無幾。日人所至，妓院煙館林立，在東北及華北廣植鴉片。在東北設立鴉片煙管理所1,631所，在12年（1933-45）期間，我同胞因鴉片嗜好中毒而死者達18萬人。早於1938年3月4日羅森致德國外交部報告中便寫道：「在龍潭（南京郊區）首次出現鴉片。眾所周知，在日本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利用方便條件生產毒品，是日本軍界對華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

美國著名史學家貝德士（Searle M. Bates）教授也是「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他在「東京審判」出庭作證時提到日軍佔領南京後，立即廣設妓院，這就是日本人美其名的「慰安婦」。日本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及以後擴大的太平洋戰爭期間，曾在韓國強征「慰安婦」20萬人，但數十年來日本政府死不認帳。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於今（1993）年1月訪南韓時，東京發現新資料，證實日本於戰時強征韓國婦女充當「慰安婦」。宮澤無奈乃承認強征朝鮮「慰安婦」確有其事，並向韓國政府道歉。但宮澤返國後，對「慰安婦」問題仍置之不理，企圖抵賴了事。

日軍蹂躪中國婦女早在「九一八」後就開始了。關東軍在其有軍隊駐紮的城市，如長春、奉天、牡丹江、大連、旅順等地都設有慰安所。「七七」事變後，日軍更直接大量的擄奪中國婦女。1937年11月，蘇州城陷，有兩千婦女被擄；無錫有三千婦女被擄。日軍佔領杭州後，擄奪我婦女兩萬人，分上中下三等，被編了號碼姦淫。1938年7月漢口《宇宙風》雜誌報導日軍陷南京後的情形：

「在城中設立17個慰安所，到外面強迫美貌女同胞作日人的犧牲品。在這個所謂的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幾萬女同胞被蹂躪犧牲了。」

1945年10月14日《新華日報》載有「金門人民控訴日寇暴行要求嚴懲戰爭罪犯」一文揭發日軍在金門遍設慰安所迫害我女同胞：

「日軍在金門罪惡滔天，該地日軍人數最多時達一萬六千多，因之全縣各鄉都受蹂躪，市區設有所謂慰安所三處，各鄉則以駐有人數多少，分別設置，勒令保長按戶輪流派送婦女。」

中國婦女被日軍擄奪充當慰安婦者恐不只數倍於韓國之20萬慰安婦。今天老一代日本人，曾親身參加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還大有人在，這包括宮澤首相自己。他們大概也曾光臨過「慰安所」。難道他們如此健忘，或是天性說謊。正如今（1993）年5月27日，南韓「慰安婦」宋信道女士在東京記者招待會所說：「如果日本政府官員他們是有血有淚之軀，天良未泯，我要求他們從事賠償，因為我們已經老了，明天我們可能不在人間。」

日軍對我婦女之蹂躪及無辜百姓之屠殺與奴役，其泯滅人性已使人神共憤，無法饒恕。但在作戰方面，日軍更把人類文明和國際公法摧殘無遺。日軍細菌戰部隊除石井四郎中將率領之「731」部隊外，尚有長春的「100」部隊，北京的「1855」部隊，南京的「1644」部隊及廣州的「8604」部隊，以及最近發現的山東濟南部隊。它們都從事活體細菌之製造。現已知濟南部隊至少以千餘中國人作細菌實驗，皆悲慘死亡。日軍先後於浙江寧波、衢州、金華及湖南常德使用細菌戰，使中國軍民遭受重大損傷。至於日軍發放毒氣彈，早於1937年「八一三」即在上海戰場使用，以後在我國14省發放毒氣彈1,131次。1942年5月在河北定縣北坦村，日軍向躲在地道內的老幼婦孺八百餘人施放毒氣，全部喪生。

日軍自深入中國腹地後，燒、殺、奸、掠，野蠻殘酷已極，尤其在華北，經常洗村、燒鎮、屠城，迫使人民紛紛逃亡或參加游擊隊，抵抗到底。1940年夏季「百團大戰」後，日軍華北指揮官岡村寧次更施行前任指揮官多田駿所提出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日軍1940年10月2日的一道命令可見「三光」政策實施之一般：

「這次作戰，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燬，所有的糧秣，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燬；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根據不完整的統計，八年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屠殺我同胞有318萬人之多。

1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軍侵陷中國21省（共28省，西藏、台灣、蒙古未計入），1,500餘縣市。官兵陣亡300餘萬。人民死亡人數應超過軍人死亡的若干倍，保守的估計應在1,500萬人以上；同時人民逃亡者不下9,500萬人，尤以戰事激烈之河北、山東、河南、山西、湖北、江蘇、湖南諸省，其人口40%成為難民；數百萬傷殘、孤兒嗷嗷待哺。再者淪陷區兩億人口遭日人蹂躪和奴役，其所受之精神損傷無法彌補。如此的中國「火劫」已為人類史上之空前，我們更希望它不會重演而絕後。

我們能信任日本嗎？

日本侵略中國70年，以14年的第二次中日戰爭為顛峰，製造了中國的「火劫」，使中國人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遭到無法計算的損失。對千百萬的受害者，日本未做分文的補償，連一個正式向中國「道歉」都不肯，這是對中華民族和今天的北京政府之莫大侮辱。這種不肯「道歉」的態度，在某些程度上，也表現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上，日本死不認錯，不外使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所犯的滔天罪行與暴行及偷襲珍珠港所造成的災害免負法律之責任，而不須向受害者做出補償。當珍珠港事件50週年之際，日本文化界主持公理正義人士，深深體會到日本人侵略中國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和所犯的滔天罪行，現在雖得逍遙法外，享極高之物質生活，但無法去掉內心之疚，對自己子孫，甚至對世界人類不好交代。他們114人於紀念珍珠港事件50週年之際聯名發出公開信向政府呼籲：「我們要盡早進行調查外國的戰爭受害者的實情，對證實的受害者作出正式的謝罪並給予金錢的補償。」此一由油井大三郎教授領銜的公開信得到日本國會111名議員的支持，惟其中72人屬於社會黨。另外一名發起此公開信的系一位著名律師高木健一。在他以《日本戰後問題處理之關鍵》為題的講演中說：

「德國在戰後用於對受害者補償的費用是八百億馬克，相當於六百億美元。日本用於有關的補償與其說有還不如說沒有。因為日本與德國相比，日本把達六百億美元之多的巨額貸款投資於自身的經濟實力的發展上，造成了目前我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們必須嚴肅的考慮今天日本的經濟實力是以亞洲的受害者為基石。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先人留下來的『遺產』──殘忍的虐待和暴行──這筆血債，必須由我們子子孫孫，連同利息徹底清償給我們的受害者。過去一切非正義的戰爭的各種侵略，以及統治殖民地所造成的民族迫害。從戰爭結束到現在，日本這種非正義的行為完全沒有清算。相反的，卻繼續的積極的保護自己，把應得保護援助的對象拋棄不顧，這應該說是進行戰後的非正義的舉動。我們現在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這種雙重的非正義上，難道這是我們身為日本人應該做的嗎？一個沒有正義或者說根本無『義』的國家，那樣的社會能繼續生存嗎？」

高木健一等114人的呼聲獲得了廣泛的響應。於去年10月日本明仁皇帝訪華前夕，日本各大報紙所作的全國民意測驗，認為明仁訪華應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的竟達55%。但日本政府對公理正義，道德義務，和公眾輿論均置若罔聞，而一意孤行，歪曲日本侵華戰爭及日本偷襲珍珠港，竄改歷史教科書，使年輕一代對日本侵華一無所知。日本法院與政府狼狽為奸，自1965年以來一再反駁家永三郎教授控訴文部省竄改教科書。今年3月家永教授再度敗訴後聲稱：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是「日本的一個恥辱，將為國際輿論所不能容。」28年以來家永的一貫主張，「自由的教育必須包括寫作和出版學校教科書的自由。」儘管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南韓，對日本政府竄改侵略歷史，蒙蔽當代青年，湮沒史實，使後代永遠不知歷史真相，藉以掩蓋其本身及上一代所犯的滔天罪行，不斷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直到今年5月，日本文部省還刪除高島信吉等所著之《高級中學當代社會教科書》中之「亞洲的日本」部分，因該部分涉及日本在亞洲的侵略。

日本政府的說謊、搪塞、詭辯，只求利益，不擇手段有其歷史淵源。日本明治維新後，於1871年同中國訂立《修好條約》，規定了中日兩國要保持永遠友好及互不侵犯兩國的領土，但不及三年，日本藉口保護「琉球漂民」而派兵入侵台灣，勒索中國賠償「兵費」50萬兩銀後，始肯退兵。同時吞併中國有宗主權的琉球。日本再經20年的整軍經武，自恃羽翼已豐，乃試圖實現自16世紀以來豐臣秀吉的野心，奪取朝鮮，一面愚弄腐敗的滿清政府及其重臣李鴻章，一面欺騙英、俄，使兩國均未能察覺日本侵佔朝鮮的蓄謀。中國被迫應戰，純係日本預謀之侵略戰爭。戰後中國除退出朝鮮，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給日本外，還要付出自普、法戰爭以來之最大賠款二億三千萬兩銀（其中三千萬兩系贖回已允割讓之遼東半島）。在賠款問題上，日本蠻橫無理，大肆威迫利誘勒索敲詐之能事，在賠款銀兩之成色，金銀兌換比價，付款地點及承辦銀行，賠款未償清前之駐軍軍費等問題，已使賠款增至二億八千餘萬兩銀。再加上在日軍佔領區的搶掠搜刮，致使中國實際付出在三億三千餘萬兩以上。當時日本政府每年國庫收入為八千萬日圓（每兩銀約等於一元五角日圓），日人得此鉅富，遂有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起飛，實行金本位制與世界經濟發展匯合，發展軍需工業，如八幡鋼鐵廠之建立；更大量擴軍，其經費40%出自中國賠款。於是「侵略」變成為一本萬利的國策。文化界領袖福澤諭吉高唱：「日本應援歐洲國家及美國之例，首先把自己現代化，使亞洲國家成為其殖民地。」上邊提到的高島信吉認為「福澤的觀點就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征服其他亞洲民族的歷史基礎。」

民國以來，無論是袁世凱政府、段祺瑞、吳佩孚等軍閥的北京政府，或是後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無不窮於應付日本的侵略；在交涉上，對日本駐華之軍事領袖及外交使節之蠻橫無理，反覆無常，狡猾奸詐常感束手無策。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我國訴諸「國際聯盟」，日本一方面欺騙「國聯」保證不擴大事件，立即撤兵，另一方面日軍增兵急進北滿。「國聯」兩度決議（1931年9月30日及10月24日）限令日本撤兵。日本與英、法、美（非「國聯」會員）虛與委蛇，聲明尊重「國聯」決議，但迅速佔領東北全境。「國聯」無奈乃派李頓調查團來東北調查，及至「國聯」根據該調查團之報告宣佈日本為侵略者，日本不顧公理正義及世界和平，於1933年3月退出「國聯」。就法西斯日本破壞「國聯」而論，日本實為納粹德國之師，因後者撕毀凡爾賽條約還要等到1935年（擴軍）及1936年（進兵萊茵河）。眾所周知，「國聯」即今天「聯合國」的前身。日本破壞「國聯」及過去肆無忌憚的撕毀國際公法及條約，以及摧殘人類尊嚴之「信義」與「道德」，確使希特勒相形見絀。不怪克林頓總統在今（1993）年4月間與俄國總統葉爾欽在溫哥華舉行高峰會議外閒談時說：「日本人說話不可相信！」

德日處理戰後問題迥然不同

1936於其掌握之中。日本於1936年2月26日因軍內派系（皇道派與統制派）衝突釀成東京之兵變後，日本徹底走上法西斯的統治。德日兩個法西斯政權正式修好，於是年11月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納粹在歐洲，日本法西斯軍人在亞洲分別發動侵略，至1940年9月德、義、日三個成立「軸心國」聯盟，企圖征服整個世界。以後的數年，德、日一度猖獗，但終於被民主力量所擊敗。德國因連年受盟軍的轟炸，同時德國本土亦成為戰場，以致德國戰敗時，整個工業遭到破壞，生產停頓。日本則不然，首先日本本土未成戰場，而且距戰場很遠，美軍轟炸日本時間較短，且出發基地距日本甚遠，故僅大都市及軍事工業遭到嚴重損失。日本投降時，僅損失30%之工業生產力，有些工業生產量遠超過戰爭初期。例如飛機製造業，其1945年7月之生產高達1940年（指數為100）之280%；商船生產增至266%。到1952年美國佔領結束時，日本已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以後經濟繼續成長。1966年日本造船業遠超過英國而在世界領先。70年代初日本經濟成長超過西德。至1981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之汽車製造者。毋庸置疑的，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的超級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

促成日本為今日之超級經濟大國的因素很多，但基本的正是上述高木健一坦白指出的：日本未履行其戰敗國的最低的責任與義務，對其侵略戰爭的受害國家和人民作出補償。把高木先生的意思說得更簡單一點：日本人欠受害者的錢，不但絲毫不還，反而利用這筆錢用於振興自己的工業，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所以他說：「今天日本的經濟實力是以亞洲的受害者為基石。」

根據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的《波茨坦宣言》及《對日本投降後的基本政策》（為美國政府所制定，後由11國之遠東委員會於1947年7月通過），日本戰爭賠償之基本原則有二：（一）不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但日本必須以工廠及成品作為公平的戰爭賠償；（二）允許日本足夠的平時工業，以使其人民能維持合理的生活標準，但不得高於日本侵略受害的亞洲鄰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此項原則與處理戰後德國問題相似。

日本在侵略戰爭中所犯之罪行及暴行和所造成財產的損失，主要受害者是平民而不是政府。依據國際公法和日本的國內法，個人受害者均可要求賠償，即是日本憲法第29條亦有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規定。眾所周知，日本在戰後逃避了法律與道義的責任，對主要受害的國家和人民未作賠償。其主要原因為戰爭結束不到兩年，「鐵幕」即落下，美、蘇兩集團對壘，冷戰開始，而中國內戰正酣，加以美國統治日本的政策由制裁而改為扶植，則賠償問題遂遭擱置。1950年韓戰爆發，日本遂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反共基地。

反觀戰後西德，一面在思想上徹底根除納粹主義，制定法律追捕納粹戰犯。及至1992年5月將自阿根廷引渡之納粹戰犯約瑟．蕭瓦木判處無期徒刑。另一方面，對猶太人受害者作出金錢補償，自1951年起已付出六佰億美元。迄今為止，尚有10萬猶太人每人每月領取養老金875美元。今天的德國人對過去納粹所犯的罪行，對猶太人的迫害是衷心懺悔，願為他們負起歷史責任的。既使推翻共產黨統治的東德也聲明願為納粹罪行負歷史責任的。納粹所犯之罪行當然是亙古罕見。任波蘭總督的納粹戰犯弗蘭克在紐倫堡審判法庭上表示懺悔說：「一千年後，德國的罪惡仍不能被歷史遺忘！」

日本的罪惡與罪行當然遠超過德國，但是日本政府竭盡其所能，想把這段歷史湮沒，休談懺悔、認罪、道歉和賠償。日本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日本舊的、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的社會沒有根除，反得到繼續。在這方面，美國的社會學家一定會有精闢的研究。除了戰後的最初幾年，麥克阿瑟元帥認真的做些改革日本社會的工作，以後美國致力於恢復舊秩序和舊勢力。結果「東京審判」未能伸張正義與法律的尊嚴。不僅與希特勒同罪的裕仁皇帝未按戰犯審判，繩之以法，罪惡滔天的「731」細菌部隊人員全部逍遙法外。而70名「甲級」戰犯僅七人（六名軍人、一名文人即廣田弘毅）處以極刑；餘則（除一死一瘋外）全部釋放，休談次要之「乙級」和「丙級」戰犯了。日本政府很快恢復舊觀，戰犯復出。譬如日本戰後最重要的首相吉田茂，他於1927年任瀋陽總領事時參加東方會議，為首相田中義一出謀劃策，制定侵華吞併滿蒙之方案。他以後亦為廣田弘毅器重，後為軍人所不容而脫離政治，乃倖免未成戰犯。繼任吉田為首相的鳩山一郎在20年代兩次任教育部長，為政友會領導人之一，後引退。但是岸信介首相則不同了。他在滿洲所扮演的角色，對我東北同胞所造成的災難可與納粹弗蘭克在波蘭作惡相比。由「甲級」戰犯一變而為首相並連任。其胞弟佐滕榮作是日本戰後擔任首相最久的，戰時負責全日本鐵路與運輸，足夠作「乙級」或「丙級」戰犯的資格。其他惡名昭著的「甲級」戰犯如笹川良一、久原房之助、鮎川義介、西尾壽造等均在戰後的日本政治舞台極其活躍。應該一提的是笹川良一，日本黑社會的領袖，戰時組織志願軍在馬來亞參戰，屠殺數以萬計的馬來亞人。他曾親飛義大利晤其仰慕已久的墨索里尼。他更自詡其男性的威力，以其曾與至少五百名女性發生性關係而自豪。但此人竟成為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他捐巨款給聯合國大學、卡特總統圖書館及美國各著名大學之亞洲研究，惟芝加哥大學以笹川財富來源不大名譽而拒絕其所捐之一百萬美元。

由此可見，戰後日本的當政者就是日本法西斯統治的策劃者和執行者，他們自己的手雖然沒有沾染上被屠殺的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的血；但間接的他們屠殺了千百萬人。一個大、小戰犯壟斷的政府如何能不絞盡腦汁，湮沒日本侵略所犯的罪行，竄改歷史教科書，和否認對中國和亞洲的侵略，而對戰後賠償問題置之不理。

日本經援與軍國主義復活

戰後日本之經濟復甦及迅速增長之主要原因為日本未對受害國及其人民作出受害賠償。否則日本今天不是超級富國，而其他亞洲受害國也不會仍舊貧窮，怨憤與不公平之感受不會日益高漲。日本為世界情勢所迫，其對外援助已年年增加，至1989年高至90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但1990年及1991年美國再度領先。日本1992年之對外經援110億美元，完成日本對外五年（1988-92）經援五百億美元之計劃。但如果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日本於1990年其經援僅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31%，低於各經援國之平均數字0.35%；在18個經援國家中，日本竟名列第12。挪威領先，以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17%（12億美元）作為經援。同時日本的經援不僅有附帶條件，而且有歧視的成分。經援優惠與否，不外以下條件：貸款期限，純贈與部分之多寡，贈與部分之成分和內容；逾期償還的條件等。

日本標榜其經援的三分之二給予亞洲（1988年88%；1989年70%；1990年77.7%；1991年61.7%及1992年之56%）。在10個接受日本經援的國家，印尼一直居首位。這是令人久思不解的。日本對外經援不外以下之標準：（一）戰爭受害最大者；（二）人口最多需要救濟者；（三）實行民主政治者。如按以上三點來說，印尼的人口少於中國的11.6億人，亦少於印度的9億人口。印尼人口雖已高至19,400萬，但與中、印兩國來比，則相差甚遠。次者印尼遭受日本戰時侵略較輕，印尼民族運動領袖蘇卡諾初與日軍合作，以期借助日本力量驅逐殖民地主人荷蘭。但日本強迫印尼供應勞工27萬輸往海外，生還者不及四分之一。戰後蘇卡諾主政，以民主之名，所謂「指導下的民主」，而行獨裁之實。1966年政變推翻親中共的印尼共產黨，大批屠殺華僑，蘇哈托將軍於1967年登台，統治印尼迄今，其政治近於獨裁，絕非民主。當然中國也不是民主，但是印度倒是民主。本月（7月）富有的七國領袖在東京舉行年會之際，蘇哈托將軍專程訪問東京並請日本政府為其安排與七國領袖一齊會晤，致使宮澤首相感到尷尬，難以覆命。

究竟為何日本獨對印尼另眼看待？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就是為了日本南進印尼奪取石油，先消滅美國海軍主力，以除日本海軍南進之障礙。如今印尼出口產品五分之二輸往日本，其中60%為石油及天然煤氣，余為鐵鋁氧石及木材等原料。印尼為日本在亞洲各國直接投資最大者，達140餘億美元，主要投資於石油及煤氣之開採。此等投資有現實的經濟價值，也有其潛在的軍事意義。

日本最近宣佈未來的五年對外經援將增加50%，達750億美元。殊不知遠較聯合國建議的以國民生產總值的0.7%為低。日本政府只說其1992年對外經援110億美元，但未說明其1992年對外貿易淨利達1,176億美元之鉅，其中490億為美國對日貿易之赤字。換言之，美國一年對日貿易損失幾乎等於日本五年（1988-92）的對外經援。實際上，日本的經援尚不足以其每年所賺之十分之一回饋其顧客，可謂「施小惠賺大利」，何樂而不為。法國前首相愛迪絲．柯瑞遜於1991年曾對日本對外貿易作苛刻的批評：

「日本作為貿易的對手不作公平交易。矮小黃皮膚的日本人他們通宵不寐，想盡方法來搾取美國人和歐洲人。他們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目前世界超級經濟大國日本的真實動機被石原慎太郎先生所道破。石原為小說家，日本國會風頭最健的議員，為美國前總統雷根的朋友，與新力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合著《能夠說不的日本》，他荒謬絕倫的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謊言」；是「美國戰時的宣傳，造成日本人的殘忍論，終於成為投下原子彈的理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