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者和後殖民地精英

後殖民地合作精英李登輝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宰制的機制，是直接以武力介入殖民地社會，設置政治、經濟、軍事的直接宰制，以改造殖民地社經結構，使之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並形成對帝國主義經濟的依附。

二戰後，舊殖民體制瓦解。新帝國主義對後殖民地的宰制，改而透過後殖民地社會的內部合作來介入新的改造過程──向著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依附所進行的改造過程。

這種「內部合作」的機制，需要有「合作精英」（colaborating elite）的養成，參與和幫辦。李登輝總統戰後扶搖升晉的生涯和歷程，說明他是具有台灣特色的後殖民地合作精英（post-colonial colaborating elite）

依附性的國家政權

台灣後殖民地合作精英的出場，有一個複雜的歷程。其複雜性又與國民黨國家政權（State）在中國革命、世界冷戰等支脈中複雜的嬗變相應。理解李登輝總統的「後殖民地合作精英」性格，不能不從國民黨國家政權的嬗變始。

歷史上，台灣自來不是一個國家。台灣的殖民地化，是做為中國國土之部份而被「割讓」出去。因此，1945年台灣光復之時，台灣當然沒有一個等待復權的政權。在國際承認下，代表舊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以陳儀的「長官公署」的形式，接收並統治台灣。而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國家政權，雖然逐漸崩潰，卻一直有它的階級和下層建築的基礎。

1949年，共和國在一場大革命後宣告成立。國民黨國家政權遭到全面的顛覆。體現舊中國國家政權的階級和下層建築徹底瓦解，但做為國民黨國家的法政上部結構，隨敗軍流亡來台，在一個沒有階級和社會聯繫的台灣，設立中央政府。流亡來台的舊統治階級喪失了財產、土地、生產工具。至此，國民黨國家政權一無物質基盤，二不代表台灣社會的階級關係，從而成為一個「虛幻的國家政權」。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軍經援助湧至，美第七艦隊封斷海峽，美國以強大外交和政治支持，使這「虛幻的國家政權」對外得以在國際社會立足，對內在一場殘酷肅清的暴力下樹立了高度個人獨裁的波拿帕式國家政權（Bonapartist state）。

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殖民地歷史嚴重破壞了台灣的國民經濟。光復以後，台灣只有規模數量皆不為大的地主，幾乎沒有現代產業資本家。而佃農、貧農的社會政治勢力早在30年代戰爭體制中被摧殘殆盡。

然而，正是在沒有社會下層建築的條件下，由於以美國國益為中心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需要，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地在台灣強行樹立了獨裁的國家政權。這就是雷依（P.P. Rey）所說，先樹立國家政權這個上層建築，再以這國家政權的權力，去打造社會經濟的下層建築這樣一個模式。這可以說是「上層建築決定下層建築」的特殊的國家政權形成範式。

然而，現實上又不能有一個沒有社會經濟下層建築的國家政權。那麼在沒有直接的社會經濟下層建築和資產階級諸派系（bourgeoise fractions）情況下，生出國家政權的母體又是什麼？弗里曼（J.R.Freeman）說過：「從依附的脈絡以觀，這國家政權的社會構造的基礎十分脆弱。一個依附性國家政權，實際上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被造之物，並依附這體系而得以存在……」

韓國學者金詠鎬說，韓國和台灣的國家政權正是「世界體系的被造之物」。「而這世界體系者無他，正是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

因此，做為美帝國主義所手造的台灣國家政權，便有了正負雙面性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一方面，對於台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和人民，以蔣介石個人為代表的國民黨國家政權，擁有波拿帕式高度獨裁權力，即擁有近乎絕對的「相對自主性」。蔣國家政權以世界冷戰和國共內戰結構所炮製的、嚴峻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秉承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意志，保持安全隱定，防止工農階級的反亂，以國家干涉與跨國資本發展反共「富國強兵」的資本主義，創造跨國資本優良的投資環境。這樣，一個一度虛幻化的國家政權，以獨裁權力，培養、創造了公營獨佔資本和私人集團企業，為自己打造社會經濟的下層建築，而蛻變為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炮製的、依附性國家政權。

另一方面，做為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被造物，50年以降的國民黨國家對世界體系大幅喪失了「相對自主性」。全面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支持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國民黨國家，成為美國馴服的扈從國家，為實踐美國國益──兼以為己延命──對以美帝為核心之世界體系的意志，一般地不敢稍有違拗，幾無主權可言。

正是在這一雙面性的國家政權相對自主性之下，形成了由跨國資本（世界體系）、國家政權（世界體系之手造物）、本地資本（世界體系和國家政權所豢養）所構成的「三邊聯盟」（triple alliance），成為新生台灣扈從性國家政權的宰制機制。一個幻想的國家政權，至此成為畸形卻具體的依附性國家政權。

而世界體系與其手造的國民黨國家政權間之意思、意志的傳達，便有賴於帝國主義體繫在台灣內部設置的「合作裝置」（colaborating apparatus）──國際開發總署、中華開發公司、農復會、生產力中心，等等。這些裝置，地位特殊，有巨大的權力，深入介入到國民黨國家政權的權力核心，進行廣泛干涉、指導、命令、監督，並藉此改造國民黨國家政權，使之符合美國霸權下的秩序最大的利益。

而這些「合作裝置」中，招納了大量滿腦子美國價值和「現代化理論」，受過美國各種不同專業養成訓練和在職訓練，親美（日）、反共、反中共的本地後殖民地「合作精英」，由他們具體實踐和推動世界體系對於國民黨國家政權的各種意思和意志。他們地位特殊，有各種專業上的精英訓練，薪給高於其他政府機關，社會地位獨特，外（美）國背景顯著，在國民黨流亡集團由幻想性國家向依附性國家蛻變的長期過程中，自然形成一股獨特的集團和階層。

李總統的雙重生涯

李登輝先生於日帝下一個地主‧巡查（基層警察）的家庭。1945年日帝戰敗時，他幾乎要完成在日本的大學教育。46年春，他參加了北京沈崇事件擴及台北學生運動的波紋。他也參與了47年春二‧二八事變的學生活動。傳說他一度參加地下黨，不久以「性不適實踐，欲改志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台灣農村」為由，而正式脫黨。

青年李登輝的脫黨，使他倖免刑死於緊接而來雷厲的白色恐怖中。和他同時代從日本東京帝大、早稻田大、京都帝大、應慶大……回來的殖民地台灣精英，有多少人投入新民主主義的變革運動，不久紛紛在白色恐怖的暴風中仆倒。用日本話中的「轉向」（背叛原來的政治思想立場）來說李先生，也許太過於嚴酷。但李先生比誰都知道，他過去的同志們曾在最凶殘的拷問中信守了諾言。沒有人能想像年輕的李先生，在那絕對殘忍、冷酷的異端撲殺運動中，如何安然通過了偵探和劊子手的撲擊。但稍有白色恐怖的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要在「自新」、「自首」後全身而退，又能保存良心與靈魂的完璧，是何等困難，何等摧殘。

在那死白、荒漠的日夜，推想李先生經過了令人絕望和恐懼的約談偵訊，推想他在當時每天的報紙上讀到無數他所認識和不認識的同學、同儕、朋友，因「奸匪」罪名伏誅的消息，焦慮懼怕，夜不安枕。

無論如何，他奇蹟一般地，幸運地，以他九死一生的背景，完成了學業，進入農復會工作，到美國進修，並獲得博士學位，又進入國民黨國家政權的行政官僚系統，終於在台灣本地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登場的歷史時刻，成為第一位台灣籍的總統。

然而，也正是李總統這漫長、神奇的雙重生涯──同時兼有以美帝國主義為核心的世界體繫在台灣內部「合作裝置」官僚、和這世界體繫手造的工具性國家政權──國民黨政府官僚的雙重身份那一種生涯，決定了李總統的思想不能不反映和體現這世界體系──和它的手造之物即國民黨國家的意識型態。

體現了世界體系對台灣的意志

正如巴雷特（R.E. Barret）所指出，1945年到70年代初葉，美國政府支配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財政的、貨幣的、軍事的以及國際貿易上的界域（parameter）。在具體戰後的台灣問題上，特別是韓戰以後，美國政府──美國資產階級、政治和軍事官僚──的意志，亦即世界體系的意志，可以綜合整埋如下：

──為了維持和強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發展及安全，必須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

──為了建立圍堵共產主義的太平洋島嶼鎖鏈並避免「骨牌效應」，必須「防衛」台灣，免其淪入中共之手。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在韓戰前）：

（一）由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二）台灣交聯合國托管；

（三）倒蔣──建立一個非蔣、非共、親美的台灣「國家」。

（韓戰後）

（四）軍經援蔣，在深入監督及干涉下扶蔣；

（五）為反共及穩定，在台灣推動美國主導的「改革」，包括農地改革、促生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促進公營企業民營化……。

（六）武力干涉海峽、軍事進駐台灣。

（七）培植親美「自由主義」力量，必要時可隨時取代蔣介石、國民黨，繼續鞏固親美、非（反）共、反中國的台灣。

這世界體系對於台灣的意志，千條萬條，只有一條，那就是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使兩岸民族分裂局面固定化、長久化，也使台灣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技術、經濟、文化和政治、軍事的依附固定化和永久化。

其次，看一看這世界體系的意志所手造的國民黨國家政權的「意志」。

──恢復舊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權力。

──「反攻復國」、打倒「共匪」、顛覆中國工農聯盟為核心的新生共和國。

──利用世界冷戰形勢、服從戰後帝國主義世界體繫上述意志和戰略，為階級復僻，不惜犧牲民族利益，重建高度權威主義的、對美扈從的國家政權。

為達到此目的，國民黨有這些措施：

（一）密集、全面推行極端的反共、反中共意識型態宣傳、教育和動員。

（二）掩蓋美台軍事協防條約隔海對峙僵持的內容，宣傳「反共統一」、「勝共統一」和「反攻復國」。這實際上就是反共拒和，反共拒統（一）。

（三）1970年，台灣在外交上遭受嚴重挫折，台灣「國家」的虛幻性被揭破，蔣經國開始以有選擇、有控制地吸收台籍精英至權力周圍，來另行建台灣「政治實體」，為自己尋求合法性──逐步走向「一中一台」的框架，即民族分離主義的框架。

由此可見，40年來，在有關具體的台灣問題上，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思想和意志，是分裂中國，破壞中國的民族團結，使台灣成為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的前哨基地。而做為世界體系工具的蔣氏國民黨國家的思想與意志，基本上是為了階級復辟，完全臣服於世界體系的思想和意志。

在與司馬遼太郎「特別對談」中所見的李總統的思想、意志和意識型態，應該從李氏上述生涯歷程上，看到做為世界體系和國民黨虛幻國家的思想、意志之辯證法的統一，在李氏腦筋中的表現──即以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為內容的台灣獨立論。台灣獨立論至此正式成為後蔣時期李氏國民黨政權的官方意識型態，有重大意義。但是，這由蔣介石的「反共統一」到70年蔣經國「企圖的台灣政治實體論」，到李登輝的官式「台灣獨立」論的歷史演變，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呢？

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登場

做為帝國主義體系之炮製物的台灣國家政權之虛幻性格，已見前論。

正是透過了這「幻想的國家政權」，世界體系以強大的軍事、經濟、政治、外交支持，賦予高度的強制，清除島內工農階級新民主主義的變革運動，並以「反共圍堵」、「表現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優越性」為指導原則，一方面鞏固和發展「公營企業」，一方面發展私人集團企業，為國民黨「幻想國家」打造經濟基礎。

直如劉進慶所分析，這個戰後台灣資本主義中公營和私業的雙重構造的對立矛盾，在新生官商資產階級的興起，獲至辯證的統一。而應該特別指出，相較於殖民地台灣，國民黨國家政權在發展資本主義時，一般地、基本地沒有「省籍」歧視，沒有進行如總督府那樣公然以國家權力的法政體制抑制、限制台灣土著產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再生產。今日五大集團資本中，只有位居第五的徐氏遠東集團是「外省人」資本，便是這歷史的結論。

只顧抓住政治支配權力，疏於直接發展自己的獨佔性資本的國民黨流亡集團，正是由於沒有它們自己的產業資本為其社會基礎，而在蔣經國死後，迅速地瓦解，退出了台灣的政治舞台，把國家政權交給了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灣本地官商大資產階級。30多年來法政上層建築領域中「外省人」的絕對獨佔、與經濟社會下層建築中本地官商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矛盾，至李登輝政權的出台，而獲得了統一。一個完全地代表了台灣官商資產階級的「新的國家政權」，終於在李登輝這樣一個「後殖民地精英」的領導下登場。越來越多的台灣本地官商資產階級接管公營大企業、銀行、政府行政體系、軍部和情治機關的領導地位，形勢所趨，不可逆轉。1949年底逃亡來台、舊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和它的國家政權，在實質上宣告了終結。

是繼承與延長

然而，蔣氏國民黨國家政權和李氏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不但不是否定和揚棄的關係，而是辯證地統一的、延續的關係；是國民黨國家在當代的辯證統一，是公業官僚資產階級與私業依附資產階級的矛盾統一在國家政權上的表現。

韓國學者金詠鎬所說，沒有強有力的資產階級，依靠國家政權和跨國資本的推動，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進行「依附性經濟成長」的「第四代資本主義」──台韓資本主義，當然沒有資產階級市民革命的歷程。台灣資產階級，不但不反對國民黨權威主義政治，反而享受權威主義政治對工農的鎮壓，取得高額、迅速的資本積累。台灣資產階級放棄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還因為他們僅僅依靠私下對國家政權官僚體系的「遊說」，就可以達成使國家政權為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服務的目的。而這「遊說」的具體內容，便是對官僚的賄賂、贈與和回扣等，用以換取在投資、價格與市場的獨佔、貿易、融資的獨佔及超額利潤。

在「地方自治」的領域，國民黨國家為了抵抗高度道德訴求的「黨外」，把地方民意代表候選人開放給台灣本地地方金牛，鼓勵以金錢對抗黨外的道德攻勢，保住地方政權，並以權錢交易，和加利酬償來補償國民黨金牛候選人在選舉運動中鉅大的買票花費。1987年以後，中央民代開放普遍選舉，權錢交易的構造上升到中央政治，台灣資產階級更是以赤裸的權錢交易的腐敗機制直接參與中央民代的選舉，參與「國政」，藉以鞏固和發展自己的階級利益。

於是資本在其循環過程中，藉著私人性「遊說」依托各級官僚（官）和民代（政）獲取特權和超額利潤以擴大積累；官僚和民代又將來自資本的巨大賄賂、贈與和回扣等轉投資而資本化，進行特權的積累，這就形成了在最近「陽光法案」中現身的這一代比「老賊」官政階層還要富有、財產以億萬計的李氏國家的官僚和民代。一個由本地「商」（資本）、「官」（官僚）、「政」（民代）聯合的官商資產階級，已經迅速地形成，具體地以公營基幹大產業的本地董事、總經理等管理階層、集團大企業、私人銀行和土建資本為台灣新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而且，同過去一樣，他們以國家權力，獨佔了台灣島內市場，也與過去一樣，排除了日落西山的本地中小企業資本。

十分明白：李登輝的台灣本地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不是通過市民布爾喬亞革命對國民黨前此的國家政權的否定所產生。恰恰相反，它是過去冷戰結構下以妥協、機會主義、金權主義、特權掠占、在為世界體系而買辦「國際化」中，完全失去民族資本性質的台灣官商資產階級的產物，李登輝的「新」國民黨國家政權，恰恰是過去的、做為世界體系所炮製的國民黨國家政權「本地化」的延長與發展，而不是它的否定！

世界體繫在台灣的第二次「國家塑造」

韓戰以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依照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在國民黨的「合作」下，炮製了台灣這個國家政權。世界體系的策略是兩手的策略。一方面以強大軍經資源支持「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不搞形式、名義上的分裂，以防止中共全面倒向蘇聯。但另一方面，又毫不忌諱地支持「非（反）共」、親美、「自由主義」──包括形形色色的台灣獨立派──勢力，以備必要時取代蔣介石國民黨的國家政權。

這兩手策略，造成國民黨與形形色色的台獨派系間的緊張，形成兩者間的絕對性矛盾。1970年，中共突破冷戰壓力，贏得國際社會更廣泛的外交承認。台灣做為虛擬的、工具性「國家」的性質揭露。蔣經國開始審慎地滑向「本土化」和「政治實體論」。而美國的另一手──扶助反中國、反共、反統一、親美的台灣「自由派」──開始產生預期的作用。台灣「黨外民主運動」支撐過高雄事件的壓力，帶著越來越明確的民族分裂主義登台。而蔣經國便是在美國另一隻手所製造愈形高漲的壓力──「黨外」「民主運動」的四面楚歌下，孤獨地死去。

然而，蔣經國之死，沒有引發台灣市民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沒有引發任何學生的反亂，沒有政變，沒有任何否定長期權威主義支配、清算獨裁者的動亂。

在世界體系要求台灣「穩定」、「非共」、「親美」長期原則下，李登輝平安地登上台灣權力的頂峰地位。而世界體系繼1950年以後第二次對台灣的「國家政權塑造」（state-building）於焉展開。這就要大大地歸功於世界體繫在台灣內部長期營造的橋頭堡──「內部合作裝置」。1980年代後半，親美、反共、反華、「自由主義」、「現代化主義」的知識份子同各界精英，早已佔據了台灣朝野各領域的領導部門，成為這第二次「造國運動」的堅強後盾。

「黨外」台獨運動，形成後蔣時代對國民黨舊勢力接受世界體系對台灣第二次「國家政權塑造」的強大的工具性壓力。在這強大壓力下，助成美國對台的兩手，在此關鍵時刻，合握為一──在反李煥、反郝柏村、反「老賊」的一波波政治鬥爭中，又一次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地塑建了一個堂堂然吸收和接收1980年以降台獨意識型態和政治宣傳，蔚為己用的、新的台灣官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

而彷彿一夜之間，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絕對性矛盾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令人眼花撩亂的兩黨間宣傳口號的同一性。一個說「台灣命運共同體」，一個說「台灣生命共同體」。兩個都說台灣要有「國際活動空間」；都說台灣是「獨立政治實體」；都說歷來的一切台灣政權都是「外來政權」；都主張對立於中國人的「台灣人」；都主張針對中華民族的「台灣民族」和「台灣人的台灣」；都主張針對中國歷史的「台灣鄉土歷史」、和針對中國普通話的「台灣話」……台灣獨立、台灣永世從中國分離出去！這就是目前階段世界體繫手造的李登輝台灣國家政權的國家意識型態。而李‧司馬對談，是這第二次「國家政權塑造」所公開的庸俗版本的「建國宣言」。李總統便是這樣順勢輕易地取得了台獨「建國運動」的主導權。

鄉土台灣真實的和平與解放：代結語

在進入結論之前，還要說一說李登輝總統的日本影響。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軍國主義宣傳動員逐次升高。迨40年代初，李登輝、司馬遼太郎皆為20歲前後的熱血青年。他們一度沉浸在當時「八紘一宇」、「大東亞共榮」、「皇國日本」的法西斯狂熱，怕是很難避免的。這是1923年生的一輩殖民者日本人精英和殖民地台灣人精英共同的時代體驗。這說明了共有日制高等學校和大學教育體驗的「內地人」司馬和「外地人」台灣「本島人」李登輝，一旦見面，不禁興高采烈地用「高校」時代放言高論的日本語言做一番痛快的暢談的精神史的背景。

以美國帝國主義為中心的戰後世界體繫在台灣的「內部合作精英」李登輝先生的民族分離主義思想感情，以他那一代後殖民地精英獨有的日本經驗與日本情懷表達出來。這當中的複雜性，可以從李登輝台北（日本）舊制高校畢業、京都帝大肄業、戰後台灣大學畢業、取得美國留學博士學位……的歷史，看出台灣後殖民地知識和精神歷史的曲折與憂悒。

現在讓我們做這幾點結論：

一、從1950年韓戰爆發迄今，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依照它自己的思想、利益，在台灣兩度炮製了台灣的國家政權（state）。兩次「國家塑造」，都採取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過程，不論是蔣氏國民黨或李登輝指導下的本地官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都帶有它的締造者──世界體系的意識型態任務：親美（日）、非（反）共、反華，反統一，從而最終從中國分離出去。

二、表現為舊國民黨「反共統一」、「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論和表現為反蔣、親美（日）、反共、反華以至於各式台獨的「民主」、「自由」運動，其實是一個世界體繫在台灣問題處理策略上的兩手。1987年，世界體系第一次炮製的蔣氏國家政權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舞台。世界體系的兩手合握為一。台灣分離主義成為李登輝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意識型態（state ideology）。

於是不存在外省人、國民黨講「統一」、台灣人、在野黨講建國、講獨立的問題。台灣人資產階級國家政權與舊的國民黨權威主義國家政權是相互連續的發展，不是革命的揚棄與重建。

三、因此，李登輝在與司馬對談的「台獨宣言」中，依據上文的分析，存在著大量的詐欺性。在「獨立」、「台灣人的台灣」論的背後，實際上存在著世界體系的深度支配，存在著嚴重的技術、市場……的依附化。在興高采烈的「建國」論背後，存在著做為世界體繫手造物台灣的事實，存在著在舊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治下以敗德、機會主義暴得實利的台灣官商資產階級的支配問題。在「台灣民族論」背後，存在著混淆階級與民族的定義，掩蓋新的階級支配事實的問題。

這種詐欺，勢將在對台灣社會和歷史認真、嚴謹的、科學的自我認識運動中，被揭發而終至於瓦解。

四、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由國家政權和外資主導，沒有現代資產階級市民民主革命的資本主義化，帶來嚴重的「新興工業化經濟症候群」（NIE'S Syndromes，塗照彥）：環境生態的破滅，全國性的賭博和投機；勞動及管理倫理的崩壞；社會道德系統瓦解，等等。這是依附性發展的歪曲性、依附性發展一定階段所帶來的政治退化（軍事獨裁，壓抑民主）中資本積累過程的敗德與不正義的構造有以致之。

因此，台灣的選擇，便是掙脫1950年以降，蔣氏國民黨為階級自保與延命與世界體系進行的交易合同，從世界體系的邏輯求得解放，而探索一條自主的、尊嚴的發展道路。如果「新興工業化經濟症候群」是依附性發展的宿命的代價，那麼重建生態自然平衡，社會倫理的復建、教育、婦女、兒童、社區的民主、解放與發展的鄉土台灣，答案就在中國的自立、和平與統一。美國、日本、西歐經濟正在無可挽回地頹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正面臨一次重編的運動。中共也決定加入以GATT和IMF為骨架的世界體系，但卻對這體系保持了高度的相對自主性。過去40年間一面倒地傾向中心國政治與文化價值的台灣，應該同在一次偉大革命中重建了獨立、自尊和對國際資本的相對自主性的中國一道，探索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以人為核心和目的的成長與繁榮的道路，並在這探索中做出台灣的貢獻。

認清1950年以降台灣國家政權的本質，拋棄對李總統和一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言的運動的幻想，以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尋找能為鄉土台灣帶來真實的幸福、自主和平與解放之路──這是李登輝總統與司馬遼太郎對談紀錄發表後，台灣人民的新而重大的課題。

199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