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感情在哪裡?

評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話

李家泉
(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


內心秘密的大曝光

李登輝先生在台灣主政之後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李祖籍大陸福建省永定縣,生長於台灣,確如他自己所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正因為他具有這樣兩重而又是統一的身份,並且沒有蔣氏父子那樣的歷史包袱,人們期待他在兩岸間發揮別人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化解歷史遺留下來的「情結」,使兩岸關係或台灣問題能夠獲得比較合理和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從而完成一項比台灣光復、比台灣「民主化」更偉大的一項歷史性工程。然而,如今人們實在有些失望了。

李登輝先生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是他內心秘密的一次「大曝光」。這裡似乎已經看不出他作為中國人的感情了。他在談話中,多少情不自禁地流露了一點他對自已22歲以前作為「日本人」的某種懷念,對司馬遼太郎那麼多美化當年日本殖民帝國主義者侵略行為的話,那麼多充滿敵意和鼓勵策動支解中國的話,竟能聽之順耳,甚至加以迎合和附和,另一方面,卻大談所謂「台灣人的悲哀」,並把悲哀的根子引向中國大陸,指國民黨為「外來政權」,質疑「中國」的概念,甚至明白無誤地表示,北京的兩岸統一之念「是奇怪的夢哩」。對話的首尾,他都以《舊約》聖經裡《出埃及記》率領猶太人穿越紅海、返故土重建家園的摩西自況。其用心自然是再清楚不過了。難怪兩岸及海外的許多中國人都為之「震驚」不已。

什麼是中國人的感情

作為一個台灣的中國人,應該理解當地人民的感情,這是無可非議的。至於李登輝是否已經真正做到這點,那是另外的事。不過我以為,李登輝先生作為台灣的中國人,不僅要理解當地人的感情,也要理解全球中國人民的感情,而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台灣地處中國邊陲,受苦受害最深最烈,大陸人民感同身受。近代史上的中國統治者,對外懦弱無能,對內則實行血腥統治,兩岸人民同受其苦。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人民的悲哀,也是大陸人民的悲哀,兩岸人民的共同悲哀。兩岸中國人的心完全相通。只看到台灣人的悲哀是不夠的,不全面的。

整個中國近代史,一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矛盾,一是人民大眾與反動統治者的矛盾。清朝甲午戰爭失敗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及台灣光復後在國民黨統治下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無非都是這兩大矛盾的集中體現。對於這些歷史,作為台灣的中國人,同樣應該有清楚的瞭解,更不應扭曲矛盾的性質和方向,把「台灣人的悲哀」歸罪於大陸人,歸罪於大陸的「外來政權」,甚至作為「反共拒和」和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

兩岸中國人的感情是不可分的。歷史上,兩岸的中國人,為了反抗外國侵略,反抗本國的反動統治,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曾經攜手奮鬥、流血犧牲、前仆後繼、英勇不屈,共同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這種以血和淚共同凝結成的歷史和民族感情,絕不是少數激動的和情緒化的言詞所能扭曲和分化得了的。

大陸人民對於台灣人民近幾十年來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非常高興。奇怪的是,當目前全世界的中國人都在為中國大陸近幾年取得的經濟成就而興高采烈時,台灣島內卻有那麼一些人總是感到不舒服,先是在經濟上採取各種措施,以圖降低「大陸熱」,繼而在政治上抓住一個「千島湖事件」,大作文章,千方百計地欲圖扭曲台灣中國人對大陸的感情,誠不知居心何在?!

不可誤導人民的感情

對於身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感情,有「理解」的問題,也有「引導」的問題。而能不能正確地理解和引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主政者能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和正確地對待歷史。我們注意到,李登輝先生作為學者專家時,正如他自己在對話中所說還是比較注意「如何內斂」的,對事情的處理也比較謙虛和客觀,一句話,是具有科學態度的,這正是他所以能在台灣各方取得「信任」和獲得「尊重」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如今,隨著他個人權力和地位的變化,正像有人說的,早就有些「飄飄然」了。這一次,當司馬遼太郎恭捧他能「掌握政治的秘訣」,連「政治謀略也運用自如」時,李立刻告訴他說:「我從小就很敏銳」,人們還「傳稱我是軍事天才」呢!也許事實確有這一面。但從歷史上看,一個人特別是政治性人物,當他只看到或過高地估計自己的作用時,那將是他犯錯誤的開始。好像世界上只要有了他,那就沒有辦不到的事。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似乎自己所「想」即人民所「要」。結果是,脫離人民,脫離實際,碰得頭破血流,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聯繫到台灣的現狀,人們也不無這種擔心。李登輝主政台灣以來,確為台灣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在改善兩岸關係上也有自己的貢獻。但在「得心應手」地完成「憲政改革」以後,一些脫離實際的思想也在滋長。台灣是中國不分割的一部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但一個時期來,以台灣為主體的地方意識和分離意識無限膨脹。什麼「獨立主權」論,「台灣國家」論,「台灣民族」論,「台灣利益優先」論,「台灣生命共同體」論,「主權再解釋」論,「中華民國在台灣」,「權宜性兩個中國」,等等,統統出來了。李登輝先生在這次對談中更明確提出要建立「台灣人的國家」。這是不是在有意「誤導」民眾?聯想到島內有人竟把李登輝捧為「李天皇」,把李登輝的「理念和成就」歸結為「李登輝主義」,實在是讓人為之擔憂。

作為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提倡愛台灣、「出頭天」、「當家做主」、重視「2100萬台灣人的福祉」,這些並沒有什麼不對,而且完全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實現。但如果把愛台灣和愛祖國對立起來,把「出頭天」、「當家做主人」和祖國的統一大業對立起來,把2100萬人的福祉和12億中國人、即整個國家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對立起來,把兩岸的中國人分開,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什麼「台灣人的國家」,那就不對了。而且,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12億中國人絕對不會答應。

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辦

中國有句俗話:「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兩岸某些未解的「情結」,某些人的分離或帶分離傾向的言論,已經給了某些外國勢力以可趁之機。他們唯恐中國統一、團結和富強,在兩岸中國人之間極盡挑撥之能事。他們慣用的手法是「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目前所謂「以民進黨制國民黨」、「以國民黨制共產黨」、「以台灣制大陸」、「以『台獨』制統一」,等等,不正是某些外國侵略勢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玩弄的新花樣嗎?歷史是一面鏡子,不論個人或政黨,都要警惕自己被用作外國侵略勢力手中對付自己祖國和自己同胞的一個工具。

中國人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也許是個人經歷的原因,李登輝先生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但對在台灣的中國人還缺乏真正的完全的瞭解,更不瞭解大陸的中國人,不瞭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要不然,就很難解釋這樣一些問題:兩岸同是中國人,卻為什麼不能坐在一起商談自己的家務事,而偏要千方百計用外國人來「壓」中國人,這不是適得其反?為什麼兩岸的政黨領導人或當政者不能「同席對話」,而卻偏與這個對中國仍充滿敵意、對侵佔台灣舊情不忘的日本客人如膠似漆地促膝談心,甚至「自剖心跡」?為什麼在外國領導人面前可以「放下身段」、「低聲下氣」,以至「卑躬屈膝」地去尋求溝通對話,而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一再發出的要求兩岸領導人溝通對話的呼籲,卻擺出「身架」,大列「價碼」,尋求「對等」,而實際上是拒人於千里之外?這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挾外以制內」,其結果是讓外國人從中漁利。

所謂「主權在民」的真義

李登輝先生還有一個理論,就是「主權在民」。其實這也是從外國人那裡搬來的,那就是所謂「新主權觀」和「舊主權觀過時」的翻版。人所共知,這是他用以對付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否定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的。台灣當局接過來,並欲打著這個旗號進入聯合國,搞分裂中國的「台灣人的國家」之實,那是正中一些外國勢力的下懷的。然而,這是絕對走不通的。

所謂「主權在民」的「民」不是被控制、被誤導的「民」,也不是局部或地區性的「民」,而是指全體的「民」。所以,海峽兩岸中國之「主權在民」,乃在於兩岸人民之全體,亦即兩岸中國之主權屬於兩岸中國人民之全體。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各種各樣盜用「民」意以為自己政治野心服務的事,但到頭來,一切玩弄「民」意的人,即使得逞一時,最後都逃不了歷史的懲罰。特別值得提醒的是,關於國家主權的大事,絕不是少數陰謀者所策劃的「民意」所能改變的。

大陸的政府和人民,對台灣當局中一個時期來一些人的出格言論,都是十分克制的。也許正為其中有些人都是台灣人,多少有點「投鼠忌器」,也是為了不給外國人鑽空子。但願不要走得太遠,不要視克制為軟弱可欺,那就完全錯了。

最後,我建議李登輝先生以個人身份來大陸調研考察一下。既然自己講可以「李博士」或「農業專家」的身份到世界各國去走訪,卻為什麼不能以這個身份到中國大陸來?要知道,不瞭解大陸,不瞭解12億中國人民真實的思想感情,而卻以台灣少數人「想當然」甚至「情緒化」的思考來制定大陸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