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開端：存在、希望、發展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第八屆總統李登輝先生最近在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除慨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之外，更認同國際台獨運動者的理論「國民政府是外來政權」。究竟李登輝的治國理念怎麼回事？他在媒體上經常「跳針」的言論，是一時口誤說溜了嘴，還是有計畫的、前後一貫的某種「思想體系」？本期特別刊出劉國基訪問總統府發言人戴瑞明的報導，對「李登輝主義」做個深入分析。有關劉氏對李登輝主義研究，另見本刊第18期《中華民國法統神話的終結者：李登輝》一文。─編者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府

在約定的時間到了總統府，卻沒找對門，由博愛路的國防部邊門又被「請到」寶慶路台灣銀行對面的崗哨，警衛室再三查證，才沒被「驅離」。站在衛兵前仰望這座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建築，第一次覺得細部設計得非常精緻，總體又感覺非常莊嚴。內心突然有股奇怪念頭：「二次大戰後當少年李登輝由日本京都帝大被遣送返回台北，從殖民地居民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五強之一』的中國公民時，不知道有什麼感覺？」

因為等待傳呼的時間不短，腦中的念頭紛飛：「當副總統的李登輝一聽到蔣經國總統過世，要他依照憲法接任中華民國總統，不知道會不會惶恐？」

「當李登輝坐在總統府的辦公桌前沉思時，不知道會不會想到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會不會想到從樺山資紀以降直到安藤利吉的各位台灣總督？」

我嘗試向衛兵搭訕：「這棟大樓怕有50年了吧？」

衛兵不屑地瞄我一眼說：「民國初年建的！」

我很快心算一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府竟超過80年了。

這棟大樓陪著台灣人民走過不少悲歡歲月，本身就是台灣史的見證。

政府發言人沒有中央集權

戴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工作很忙，我由秘書小姐接待，搭電梯上了總統府的三樓，穿過有憲兵站崗、彎彎曲曲、鋪有紅地毯的走廊，再走過副秘書長的隨從室，進入他辦公室邊的會客室坐下，便一直聽見他在回電話。

隔室的他費力地在辯解，似乎有關李總統前往東南亞的「破冰之旅」：

「我們從來沒說是『度假外交』，我們只說“Informal Visit”……」

「那是別的發言人說的，不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戴發言人很有耐性地向聽筒的另一頭說明，總統府、行政院與外交部都有不同的發言人，各自被授權發表與本機關有關的新聞。

「就像魏委員從前在行政院研考會當主任委員，他若對外發言只能限說研考會，不能代表行政院……」

原來是立法委員魏鏞博士的助理來電，想查清有關李總統到東南亞訪問時的某些新聞報導，其中有的用語措詞，可能引起國際法上導致「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疑慮。

戴發言人跟這位顯然比較年輕的立委助理在電話中再三解釋：

「從前老蔣總統在的時候，有所謂『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政府集中發言，現在分權了，行政院、外交部、考試院……等各機關，各有其發言人。魏委員有時會terrify許多事情……」

「有關『兩個中國』的說法，我有一份書面資料，我叫人送過去給你！」

台灣生命共同體不是台獨或獨台

戴副秘書長兼發言人掛上電話、走出房間、向侍從室交代送資料去給魏鏞委員之後才坐下來，彷彿剛才一、二十分的電話說服工作已經過去，又連忙幫李登輝總統澄清台獨與獨台的疑慮：

「台灣生命共同體不是台獨或獨台，要瞭解生命共同體的意義，必須先瞭解李總統登輝先生的治國理念。」

他指出，李總統的治國理念共有五個層次：一是建立一個能夠發揮「全民自由意志」的新社會；二是建立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民主憲政制度；三是建立以《國家統一綱領》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新中國；四是拓展務實外交、重返國際組織；五是凝聚共識：有實力才有安定、有安定才有繁榮。

戴副秘書長說，這個共識就是「台灣生命共同體」。

「李總統經常說，台灣是個移民社會，人民具有叛逆性格，非常rebellious, 有pioneer spirit，有開拓精神，必須給他們充分自由，千萬不能壓制，否則會造反。」

李總統認為，台灣「傳統家長式威權體制」已成過去，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尊重全民自由意志」的社會，使人民的意志能自由表達，受人尊重，以發揮人性尊嚴，肯定人的價值。李總統揭示「高度人文關懷、尊重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為目標，在維持政策的平衡性與一慣性的原則下，致力於各項改革工作。

只有作為一個「自由人」，按照自由意志作事，我們的潛能才能充份發揮，社會才能滿足個人的成就需求。這是一個尊重個人生存發展權利的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大家都可發展與成就，才不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漩渦。

李總統認為，隨著憲政改革的逐步落實，一個以全民自由意志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已經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日益顯現。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曾有的經驗，這是「歷史的開端」。李總統相當服膺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深深同意他所提出的歷史演變的三階段，由一人統治到一群人統治，然後再到全民民主社會。「尊重全民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才是最高境界。這才是我們從事政治改革的歷史意義所在。」

「生命共同體」有兩個意涵：一是生存，是依照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共識，是我們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二是發展，簡單說就是「走出去」，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我們要走向東南亞、中國大陸與全世界。現在國際上不只強調國家獨立，更需要互相依賴，from independence to interdependence，台灣社會有這個共識，當然構成「生命共同體」共識。

民國82年5月中旬李總統接見美國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團時說，自從蘇聯等共產體制瓦解、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已經沒落。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但是就中華民國而言，本人則將我們國家的發展，稱之為『歷史的開端』……我們由瞭解本身存在的價值，進而開拓國家未來的發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能凝聚全民的力量，建立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因此，『存在、發展』與『歷史開端』可以說是我思考治國大政方針的基礎。」

外交是一種手段

戴發言人事實上不只是擔任被動的發言角色，如同Euro View《台北歐洲商務協會會訊》推崇的，“As Presidential Spokesman, Raymond Tai is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share some insights about the force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vision of President Lee.”戴發言人也是李登輝的智囊之一，是李總統政策形成的重要參考資源。

外交部長錢復在立院答詢時表示「總統是國家首席的外交人員」，戴發言人於評論時指出，總統出去和其他國家元首見面，這是最高而最有效的溝通管道。

外交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譬如說外交享有的特權、豁免權，並非以享有特權為目的，而是藉這種特權，方便彼此的交往，以維護或促進國家利益。

戴發言人說：「外交部長是一國元首遂行對外關係的主要顧問，也是最主要的執行者。經由外交關係，兩國之間交往比較方便，但不是目的，因為維護或促進國家利益才是目的。」

如果兩國沒有外交關係，也可經由政府之間的協商，處理相關的事務。若此二者關係都沒有，則只有靠民間了。今天我們可把國際關係分成三個層次：外交、政府、民間，目的是追求國家利益。當今國際外交目標已轉移到經濟貿易方面，為達此目標，故需國際合作。

李總統到無邦交的菲、印尼、泰三國訪問，我們都強調「和平、合作、繁榮」。李總統出國訪問，我們不用外交關係，而用國際關係，達到了高形式的接觸，由兩國最有權力的兩個人直接見面，建立溝通管道，促進雙邊的合作關係。

總統的五個願望

戴發言人特別提到李總統元旦祝辭中的五個願望，「總統做任何事都有所本，而且是說到做到的」：

第一是「今年是憲政改革克盡全功的一年」，今年要召開國大臨時會，完成第一、二階段未完成的修憲工作；

第二，「這是經濟發展力求突破的一年」。

第三，「這是對外關係積極擴展的一年」，這次到東南亞訪問，以及連院長與相關部會首長到此地區訪問，都是在積極擴展對外關係。

第四，「這是中華文化精進新生的一年」，總統認為今天我們已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而我們的文化也應提升，使人與人之間能相互尊重，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這就是文化建設的目標。

第五，「這是兩岸關係培養互信的一年」，我們要讓大陸瞭解，中華民國走入國際社會，絕非如中共所說在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中共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戴發言人引證說明，其實「兩個中國」是中共製造的：

中華民國於1912年建國，到現在未曾改過名字，對岸於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在國際上，當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還在 Washington, D.C.時，中共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事處」，而且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權，他們的人員可以到白宮、國務院洽公，所以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的也是中共。

另外中共說「一中一台」是我們製造的，也是歪曲事實的說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要人家稱他為「中國」，要求其他國家稱我們為「台灣」，不可叫「中華民國」，這不是製造了「一中一台」嗎！

戴發言人指出，中華民國的領土除台灣省之外，還有台北、高雄兩院轄市以及福建省的金門、馬祖和南沙群島，絕非「台灣」而已。

「他們製造了『一中一台』，還自以為台灣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但外國人卻誤以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戴發言人無奈地說：「但國內許多人不瞭解，上了當，罵自己的政府在搞『兩個中國』，在搞『獨台』；搞『一中一台』，搞『台獨』。卻忘了這些都是中共弄出來的！」

他說，中華民國是追求一個未來統一在和平、自由、民主之下的中國，「一個中國」是目標，不是現在。

至於中共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戴發言人反駁道，中華民國自1912年就已存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是人家反對，我們就不存在。總統常講「存在就有希望、存在才有發展」，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是個活生生的事實，沒有一個人能加以否定的。

中共現在這種否定我們的態度，對國家長遠的統一是沒有幫助的。他們必須瞭解，追求一個中國是我們的目標，而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分裂、分治的，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合作。

「總統一再地講，兩岸之間應當像兄弟一樣，要相互尊重，不能像父子一樣，來命令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況且我們並不是子國，事實上我們是中共的老大哥，中華民國在1912年成立，而他們在1949年才成立，比我們年輕30多歲，還說我們不存在，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戴發言人說，對大陸、香港、台灣三地來說，台澎金馬2,100萬的中國人生活過得最幸福，政治最民主，經濟最繁榮，社會也最安定，我們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中國人未來所要追求的，大陸應調整他們的心態，待我們像兄弟一樣，共同致力於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使中國成為一個和平、自由、民主的國家，將來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差距縮小之後，中國自然會統一。

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

關於經濟部長江丙坤在西雅圖為反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而說的「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論點，戴發言人指出，這只是一種說法，而不是改變政策，乃一種「科學描述」。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存在，乃是一個客觀事實。

「一個中國」指的是地理的、文化的中國，中國人、中國民族是不分的，但就政府的觀點而言， 政治上有大陸、香港、台灣，當然是分裂的。如果我們說，政治上只有一個中國政府，這是胡說八道。政治上，我們要面對現實。

如果我們說，「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這是自大，不切實際，因為世界上有一百六十多個國家不承認我們。如果我們老是講「一個中國」，則台灣會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1971年時美國國務卿威廉．羅吉斯（William Rogers）為解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而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ROC on Taiwan vs. PRC on Mainland）最為實際，因為中共從未統治過台灣一天。過去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主權主張的重疊，這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說法，大陸曾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在1991年總統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我們台澎金馬地區未曾說過要搞台灣獨立，我們只說，正視「分治、分裂」的事實。

《國統綱領》強調追求一個中國為目標，此乃暗示「現在不是」一個中國，戴發言人說：「若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乃上了中共的當，會傷害自己的國際生存空間」。

他指責江澤民總書記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那台灣省以外我們的台北、高雄兩院轄市，還有金門、馬祖都不見了，這不但矮化我們，還縮小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一個完整的中國，應該是中華民國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也不再說大陸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現在管不到嘛。在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兩岸應互相尊重，才能培養進一步合作的良好條件。

過去兩位老蔣總統時代，雖然採取「漢賊不兩立」政策，但從未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沒有否定過對方的存在。他們說「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也是如此。

「從分裂到統一有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願意扮演一個適份的角色。」戴發言人充滿自信地說道。

去年4月李總統在接見北美台灣商會聯合會代表時說：

「台灣人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追求統一是我們的目標，至於何時統一，我們並沒有時間表，要看兩岸發展的情形而定。在統一之前，兩岸之間要維持和平，要保障台灣的安全。兩岸之間的關係，要秉持務實、穩健的原則來進行，每一個步驟都非常慎重，最重要的就是以全民的利益、福祉為依歸，所以，根本不會有出賣台灣的事發生。」

參與聯合國

戴發言人對於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均很嫻熟，也曾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任職，對於一九七一年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的過程有親身體驗：

「其實，當時我國對於『雙重代表權』案（dual representation），表面上不去lobby，但私底下已經可以接受。」

對於所謂「雙重承認」（dual recognition）問題，在冷戰架構下，蔣氏父子沒有接受，因為當時國際上意識形態對立，美蘇集團間也不容易對分裂國家交叉承認。

「在後冷戰時期，這已經可以了，但要取決於第三國。」

我方從不要求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是，中共一定要求其邦交國不得與中華民國建交，否則中共一定斷交。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雙重承認的案例還沒成立，只有極短暫的過渡期僵局，在中共確定對方與我建交之後，便中止關係，絕無例外。

中共反對「兩個中國」，我方立場是「對內，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對外，一個中國、兩個國際法人」。

有關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起因於立法院內有近60位委員要求政府加入聯合國，在黨內會議時，同志發言要求重視，否則「聯合國問題」會成為民進黨的鬥爭議題，對國民黨選舉不利。

以今天台灣的政經實力，聯合國內沒有兩千一百萬人民的位置，是說不過去的，而且朝野民氣很旺，要求加入聯合國，若不妥為因應，執政黨會有麻煩。

戴發言人說：「在評估之後，我們決定由外交部向聯合國提『研究案』，研究台灣地區的兩千一百萬人，在聯合國應有何種地位。」

他指出，我們並沒有指定要「加入」或「重返」，也沒有指定要在聯合國大會做會員，我們不計較名稱、不計較地位。若做不成會員，做「觀察員」也可以，要不然做聯合國系統許多政府間乃至非政府間組織的成員也可以。

「我們只希望聯合國成案，研究一下台灣人民的代表權問題。」

戴發言人說明，我們希望用ROC on Taiwan的名義，但不堅持，只要能入會，用Taiwan, China或Chinese Taipei也可以：

「用台北比用台灣好，因為首都可以代表國家。抗戰時，重慶是陪都，我們可以推動立法院通過，把台北市定為中國統一前的陪都。」

戴發言人又說，其實名稱問題「能計較就計較，但不必太計較」。

我方提出「研究案」，要求聯大給台灣一個「合理的地位」，只要能參與聯合國系統的組織，先立定腳跟，再一步一步來，爭取我方的目標。

反對與中共談判聯合國問題

戴發言人反對與中共談判有關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他說，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已經把話說絕了，不准台灣加入聯合國，那還有什麼好談的。

「這是我們的生存底線，不能再讓步。我們只有憑實力、憑國際正義力量來奮鬥！」

他指出，中共的主權觀是封建過時的產物，不適合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民進黨的國家認同問題，我們有《國家統一綱領》，不是要分裂國家，何況在「人民主權」觀念下，人權比主權更重要。中共千萬不可再打壓我們的聯合國參與案。

李總統說，務實外交就是要讓人家知道我們的存在。有存在就有希望，存在就必須發展。在國家未統一之前，中華民國應有一合理的國際地位：

「在冷戰結束，國際新秩序重建之際，中華民國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社會，成為包括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成員，這不僅是全民的期望，也代表中華民國亟願回饋國際社會的責任。」

李總統認為，參與聯合國會面臨許多的困難，但「一定要尋求可行的解決之道」。

李總統指出，從民國38年到今天，中國還未統一，仍然是分裂的局面。中華民國和中共實際上與世界各國，分別擁有不同數目的外交關係，並維持不相隸屬、而又同時存在的個別政治實體，這種情況，已將近半個世紀，非常獨特，是近代國際政治史上絕無僅有的。

作為聯合國的五十四個創始會員之一，「中華民國今天當然有權要求聯合國重行考慮我們參與一事，不論是就理、就情或是就法的角度看，中華民國都有充份的理由與條件參與聯合國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