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百年來的奮鬥和發展

世紀之交應有的認識

千禧年的到來，難免會令人問起它對世界的意義為何；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又為何。欲探其究竟，我們必須先對自有國際社會以來每次世紀之交的不同意義，加以比較，得一個宏觀的認識。如此，方能對本次世紀之交（由20世紀轉入21世紀），窺得其中端倪，甚至洞悉其中契機。

現代國際社會始自17世紀。在1648年威斯發利亞會議達成的和平協定後，由若干新興主權國家形成的世界格局，代替了長期統治歐洲大陸的帝國勢力。故17世紀的號召，是國家主權至上，以及反帝國勢力的復辟。到了18世紀，那仍然主要存在於歐洲大陸的國際社會，因符合各國內部的需要，便以「君權神授」為國際的號召。一時也左右了國際政治的很多重要決策。殆至19世紀，因歐洲強權向外拓展殖民地的需要，於是「〔殖民〕帝國興建」乃成了新的號召。作為他們到其他地區（包括東亞）以船堅炮利魚肉他人之依據與藉口。國際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之說，甚囂塵上。尤有甚者，西方人侵略了他人，還要說這是「白種人的天命」（White man's Burden）。好像被他們欺負與侵略的有色民族，還須要感激他們似的。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到中國來為非作歹，無法無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再經過一個世紀之交，到了20世紀，上半個世紀仍然是弱肉強食；世界仍是以西方為中心。等到經過兩次大戰，西方勢力逐漸式微。尤其是二戰以後，由於已有足夠的非西方國家（包括亞非地區）興起，加以當時的蘇聯帶頭發動，所以在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1514號決議案。從此民族自決乃成了世界上不可抗拒的號召。將原來聯合國憲章上僅列為一個「原則」的東西變成了一個須立即兌現的目標，更變成了一個全世界受西方壓迫各民族的「人權」。自後短短三十多年內，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乃得紛紛掙脫殖民老爺的控制（香港與澳門也回歸了其原來的祖國）。20世紀末，世界上所有獨立國家的總數，是20世紀初的三倍。其道理即在此。這也間接證明了西方強權之沒落。

公元2000年，又是一次世紀之交。有鑒於冷戰早已結束，再加世界各國間相互依賴日深。全球化已不是口號或幻想，而已具雛形。所以，如果我們要推演下世紀可能的發展方向，我想不外乎是一個更密切的地球村與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至於在這個新世紀國際上的號召是什麼，或者應該是什麼，我留在下面再交代，因為我認為這與中國在下世紀能起何等的作用有直接關係。故須在本文展望未來時再回來談此問題。

以下，我將根據這樣的脈絡與思路來回顧一下近百年來中國之命運，以及管窺未來。

近百年來中國的回顧

這裡所說的「百年」，實際是從鴉片戰爭（1842）以來中國飽受西方侵略為生存而奮鬥的辛酸歷程。正如以上所說，19世紀是一個西方殖民帝國拓展的時代。所以中國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欺負，可說是「時不我予」，不僅是自己不爭氣而已耳。不過，我們除了責怪他人以外，仍須自我檢討。本來，自我檢討的美德，是中國文化的特點。這可從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上得到旁證。其重要性，要跟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及中東文化等）相比較後，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它的難能可貴。

以自我檢討的心情來回顧近百多年來的中國，我們應該體會到：西方在19世紀中葉侵略中國時，正值滿清經過兩百多年極盛以後正進入衰退的週期。再加那在鴉片戰爭後不久發生的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徹底影響了清廷治國的心態。最終導致了滿清的作繭自縛，以至滅亡。這點須要稍加解釋。

太平天國以反清反儒家傳統為鵠的。再以「天父，天兄」自我標榜。由於它能巧用漢人民族主義，故揭竿起義以來，一時風起雲湧，所向無敵。從南戰到北，八旗軍莫能御之。清廷岌岌可危之際，幸仗漢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儒將帶領了湘軍、淮軍一班子弟兵出師迎戰，始將洪楊所率部屬殲滅。至於曾，李、左諸公為何要挽救腐敗的滿清，而反與同是漢人的太平天國為敵，很多人甚為困惑不解，也常有微詞。殊不知曾、李、左諸公之所以如此做者，正因為太平天國以反儒家文化來標榜革新。相反地，清廷雖入關時是異族，但自登基稱號以來卻積極尊儒。所以，在尊儒的異族朝廷與反儒的漢人革命之間，他們選擇了擁護前者。也正是因為這樣微妙的關係，遂令嗣後清廷更要積極維持現狀（甚或加倍假借尊儒之名），拒絕革新；認為這樣才能為正統的中國人（漢人）所擁戴。殊不知，這樣做，由於拒絕革新，被新潮流遺棄日深，奠定了清朝的滅亡。故滿清王朝再勉強延續不到五十年，就無法撐下去，終被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推翻了。

我說這些，主要為了指出清廷在最緊要關頭拒絕改變，是有其政治私心考慮與苦衷的。絕不是如某些人那樣認為單純是受害於儒家文化的緣故。所以，儒家被人指責，等於背了黑鍋。如果我們體會到這一點（即清廷為何至死不變的真正原因），我們對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就會有一個新的認識。對於清代中國為何不能革新以抗衡西方侵略的真正道理，也會有一個再認知的可能了。

說起再認知，我希望我們能再考慮一個與文化有關的事實。在西方湧來中國不多久以前的清嘉慶年間（1776-1820），中國的製造業產量已高達全世界總生產量的33%。如果這個數據能夠代表國力的話，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如有這樣的國力，一定會侵略他人無疑（譬如19世紀的英國），或者以其他方式稱霸（如美國在二戰以後的表現）。可是，中國並沒有因此而侵略他人或稱霸的紀錄。另外，在鴉片戰爭（1842）後，中國的國力竟然一落千丈，顯然跟西方國家（後來再加日本）對中國爭相欺凌搾取有關（當然，也跟太平天國及諸如捻匪、回亂等各地騷擾與動亂有關）。不過，這裡我想強調中國在它最強的時候（嘉慶年間即一例），竟然不欺負他人的這種現象，是很難為西方人所瞭解的。就是也因為這樣，所以在20世紀末的中國（大陸），由於改革開放國力大增；世界銀行且預測中國大陸在2020年時將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很多西方人常引以為患，而認為將造成對全世界的威脅。這是由於西方人（及日本人）的習性，只要他們有了權勢就非用於欺負他人不可。以這種心態來度君子之腹，是絕對無法瞭解中國人素來不以霸力服人的「王道」精神與理想的（周恩來曾一再表明中國強壯了絕不會稱霸。可見共產黨人也沒有超出這種信念）。

談起再認知，我們還可以注意一個問題，即辛亥革命成功之內在原因，以及這對後世的影響。一般論者，皆認為辛亥革命之成功，無外乎是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運動歷次起義，喚起了全民的警覺。再加清廷的顢頇腐敗，故終於逃不過武昌起義的最後一擊，終至崩潰而壽終正寢。其實，從再認知的角度來看，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其真正因素，乃在清廷於百般挫折及窮途末路之際，決定在1908年廢除科舉，創立新學。其用意本是企圖以此來挽救清朝的厄運。孰料如此一來，反加速了滿清之滅亡。蓋因科舉一廢，全中國多少青年學子，十年寒窗的工夫，一夜之間，變成泡影。在走投絕望時，統統加入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陣營。所以，三年後，滿清就滅亡了。

我想指出一點，即由於廢除科舉創立「新文化」，是在各方因受西方不斷壓迫而對朝廷極端不滿，導致清廷在百般無奈情況下也開始否定儒家文化傳統而發生的。所以縱使滿清推翻以後，儒家文化還是難以平反。何況民國初年有胡適一輩所發起的「打到孔家店」運動，甚得當時愛國有餘而對西方一知半解的年輕學子所擁戴。所以，儒家的黑鍋就永遠背下去了。正是在中國儒家文化如此被打下去，而新文化卻並未創立生根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個嚴重的文化與心靈真空狀態。也許由於如此，才讓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在新進口的共產主義裡找到了畫餅充飢的滿足。遂後乃有中國共產黨之興。所以，歷史的回顧，難免需要我們有勇氣承認「打到孔家店」運動，無意中為共產黨的興起以至最終奪權，起了鋪路的效應（據說胡適晚年自己也承認此點）。

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儘管毛澤東言論中很難找到直接對孔老夫子嚴詞批評，但毛本人對於五四一代的新文化運動還是恭維備至的。也是因為如此，在1949年後，才有宵小之輩，借用毛澤東對儒家的曖昧態度，趁機對孔老夫子再多捅上幾刀。說起來，這都是自清末以來儒家背黑鍋歷史的延長，不足稀奇。稀奇的是1949以後，在大陸的中共政權，固然因其信奉馬列主義為圭臬，被台灣譏之為唾棄了中國文化。但是，在台灣呢，不但官方多年來已實際放棄了三民主義（譬如土地漲價而不歸公），而且近年來在小學已開始不教學生寫毛筆字。經國先生走後，居然在中小學逐漸開始不教中國歷史。這與英國人統治香港時不教學生中國地理何異。噫嘻！百多年來侵略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是已趕走了；而且其氣數亦告盡。可是中國自己文化的回返，須待何時呢？

展望21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展望在新的一個世紀中之世界格局與中國的未來，是很複雜與艱巨的問題。本文僅想抓住幾個大趨勢，以期起得提綱挈領作用。首先，本人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註1〕，曾對未來的新國際秩序，預測有三大態勢，即（一）世界多元化，（二）核武嚇堵的必要減低，與（三）地緣經濟之興。事隔六年後，更覺這三個態勢表現得越來越更明顯。尤以地緣經濟為然。在地緣經濟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已逐漸蓋過其軍事安全。另外的表現，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已不是完全能取決於自己，而是與外在國際經濟的大環境休戚相關。這點，在1997下半年開始的亞太金融風暴中，已暴露無遺。

雖然如此，可是並不表示地緣經濟就完全代替了地緣政治。二者並存情形下，他們彼此間之比重，將因地區而異。先從地緣政治眼光來展望亞太地區的未來。如今能看出來的，21世紀的亞太地區，將有兩大特徵：第一，本地區將是由美國與中國所領導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第二，在這兩極情況下，中美兩國間，因為一個是大陸強權，另一個是海洋強權，所以，論理不應該造成不可救藥的衝突局面。其中道理複雜，也有學理依據。本人有專文闡述〔註2〕，在此不贅。但，僅須要從地緣經濟來簡單扼要地分析一下21世紀的中國，在世界上新的格局裡，可能佔什麼地位。

很簡單地來說，中國近幾年來國內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是符合國際上地緣經濟時代的新潮流的。1999年底，中美11月15日的協議，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打開了大門。至少證明了兩件事。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成就，尤其是在亞太金融風暴期間人民幣能屹立而不動，已為世界所公認。不是任何其他國家能夠否認得了的。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美國最後放棄了它對中國入關的阻撓，在其本身已經證明在地緣經濟時代，意識形態的考慮，已經過時了。因為意識形態與地理位置是地緣政治的東西。至今已失去意義。在同樣拙文中，我還就此點加以引申，論及中國統一之前景（見〔註2〕，頁19）。本文從略。但想重複強調另一點，即在地緣經濟時代，中國近年來發展的方向（譬如經濟改革，逐漸健全法律系統，整頓國營企業，強調科技興國等等），是絕對符合國際潮流的。就因為如此，中國在21世紀的地位，將被世界肯定，無疑。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內部沒有很多地方，尚待大力整頓與改革。譬如地方選舉，雖已在七千個鄉村中的60%以上地方實施有效，但尚須要繼續擴大到其他各階層，方能奢談民主曙光的到來。但，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價值，以克服目下年輕一代的失落感。1989的天安門事件，充足地代表了這種失落感之嚴重性與危險。所幸的是，今日北京的領導人，似乎已深深體會到這一問題。所以，才會在1995年以來中國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每年慶祝孔子的誕辰。據知北京海澱區（即北大清華所在地）也已經被稱為中國數典憶祖重新收拾整理儒家思想的大本營。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如果能繼續發展下去，不但對中國自己精神文明之再造有益處，而且對全世界都也是一件好事。這一點，須要略加解釋。

在本文開始時，我曾對以往每次世紀之交的意義，作了一個比較。並且也指出了每個世紀均有其國際號召。可是在這一次世紀之交，至於21世紀國際上的號召為何，我說這個答案要等到我們展望中國的未來地位，再回來談。此其時也。且說今日世界，在西方霸權沒落之下，應該是一重新被救贖的良機。但是在西方霸權文化統治世界數百年後的今天，試問有哪一個文化能夠代替呢？這雖然是一個浩大的問題。但個人認為，如果我們能分析一下西方文化不足之處，已思過半矣。只須要提出三點為例證即足。第一，西方文化認為適者生存，強者當霸，與日本文化酷似。這已在上面略略提到。第二，西方文化講功利有之，講厚道不足，鮮有同情心。今日世界仍存留了弱肉強食之餘波，正是如此。第三，西方文化對於國際秩序，認為有和平與安全即足，不須要有正義。姑舉例說明之。在二戰末期，主要由英美兩盟邦代表草擬的未來聯合國憲章中，原先第二條第三款僅言：「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後經中國政府勒令其代表顧維鈞大使提議在「和平」與「安全」之後須加入「正義」一詞。所以，這樣，聯合國今日憲章中第二條第三款才有「和平，安全，及正義」的字樣〔註3〕。

試問當時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正義」觀念，來自何處？有人研究過乃來自儒家思想〔註4〕。再問為什麼當時戰時四強（蘇聯在起草聯合國憲章事宜中，雖然態度曖昧，但仍然參加。唯有法國仍是流亡政府，沒有參加草擬工作。故加中國，為四強），為什麼只有中國政府才會提出「正義」這個觀念？原因是除了中國固有的文化著重正義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即中國近百多年來自身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之痛，深知「和平與安全」很可能只是強權所挾持的產物。世界要真有和平與安全，必須兼顧「正義」。這樣，世界才真能有大同，才能避免大吃小的霸權天下〔註5〕。所以，這更證明了我以上認為中國應該找回我們自己優秀的固有文化，以做未來全世界的楷模。

雖然，什麼是正義是一個難以答覆的問題，西方研究此問題最有名的學者John Rawls僅能說出是將「社會與經濟不公平」加以照顧〔註6〕。而什麼是國際正義，更沒有定論。不過，本人認為在地緣經濟時代，我們知道什麼不是國際正義：譬如，在二戰以後的世界經濟秩序是建立在兩大條約體繫上，第一，所謂的Brettonwoods體系（即包括國際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兩大組織）；第二，即關稅總協（GATT），1995年後演變成世界貿易組織（WTO）。建立在這兩大支柱上的這個國際經濟秩序，雖然對工業國家利益照顧有加，但處處不利於發達中國家。譬如任何國家有政府扶植津貼企業的，則無資格加入關稅總協（今日的世界貿易組織），因此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被排斥於其門外，無法享受其好處與保障，故出現很多不公平的現象，無法糾正。譬如，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人口雖只佔全球人口的25%，可是他們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總和佔全球的79%。他們的出口盈利佔全球75%。他們的能源消耗量是77%。剩下來的百分比才是開發中國家的數字。另外，全世界的總貿易額約兩兆（即兩萬億）美元，其中開發中國家只佔15%；已開發國家佔85%。而全體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竟超過兩兆美元。有的國家（像阿根廷），每年償還外債（本金加利息）所付出的金額，是它輸出純盈利的132.8%。這些數字，我想足以代表什麼是不公平。在這種國際社會，如沒有辦法克服這些嚴重的不公平現象，而已發達國家（包括經濟超強國），對之毫無動於衷的話，那就表示這不是一個有正義的國際社會。

中國的固有文化，不但教人不以霸道屈人。而且，更難能可貴地，是教導我們「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也。」孔老夫子的「言篤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日也可以做為維護公平與公正國際關係之準繩。有這種精神，才可以說是正義之端。在地緣經濟時代，中國如能找回自己固有優良文化，再以雄厚的經濟力量做後盾，將更能推出「天地有正氣」與「天下有正義」的號召，用以糾正國際社會的不公平與不公正。讓21世紀因此而比以前任何一個世紀都更有人性，更為文明。尤其在國際上普遍崇拜經濟勢力之餘，更須要談社會正義。這正好是西方帝國主義文化最欠缺不足之處。所以，中國人如果抓住了這一點，以我們固有講正義的王道文化，作為全世界新的價值標兵，那麼，中華民族在全世界必定會有其突出的貢獻，再不是仰人鼻息，人云亦云的時候了。這可以說是個人展望21世紀對中華民族的期望，也是我估計中國在全世界能佔什麼地位與可能起什麼作用的縮影。

果能兌現的話，那就證明了在這一百多年以內，中國由一個曾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次殖民地」，蛻變為一個21世紀的經濟大國與文化足以領導全球的模範。說穿了，這意思是中國僅擁有了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決定還不夠，必須還要成為文化大國，方能奢談領導國際社會。21世紀，在全球高度互相依賴之情況下，世界需要的是社會正義，故更需要一個文化大國來帶頭倡導國際正義。中國能否成為這樣有強大國力為後盾的文化大國，扮演一個適合這樣國際社會的文化楷模，其秘訣乃在找回中國自己固有的優良文化。善哉斯言。本人去國四十餘載；在美國大學教書歷三十餘春。所教功課儘是西方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及國際法）學科。以上所言，認為中國的將來應該找回其固有文化之意見，乍聽來，也許酷似清末遺老食古不化之夢囈狂語。實則非也。相反地，這是經過長時期親身經歷西方社會，而且深入比較西方與中國文化後之結論。

〔註1〕James C. Hsiung, Asia 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3).
〔註2〕見拙著《地緣戰略與新世紀中美關係及台灣問題》，《中國評論》（香港），1999年9月號，頁14-19。
〔註3〕請見China Institute,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New York： Manhattan Press, 1956）, 第一章。
〔註4〕見Randall Peerenboom, “Confucian Justice： Achieving a Humane Society”,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0,1：17-32 （1990）； 及 Xun-wu Chen, “Justice as a Constellation of Fairness, Harmony, and Righteousnes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4,4：497-519 （1997）.
〔註5〕見〔註2〕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第一章，顧維鈞為中國政府立場的解釋。
〔註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