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新紀元發展：中共與東南亞的關係

中共總理朱鎔基於11月訪問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越南，並出席第三屆東協與中（共）、日、韓領袖非正式高峰會議。在新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刻，朱鎔基的東南亞行，似乎象徵著中共與東南亞外交關係的推動已經邁向新的里程，企圖共同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戰略夥伴關係。在此同時，馬國總理馬哈地和印尼總統瓦希德也相繼訪問北京，似乎也凸顯出東南亞國家有必要與中共進一步的打交道。

在討論中共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時，將分成三個部分來分析：一是中共和東南亞的傳統外交關係和立場；二是中共總理朱鎔基之東南亞行和雙邊戰略夥伴關係之建立；三是進一步探討對新紀元的中共與東南亞外交關係發展之前瞻和挑戰。

中共和東南亞外交關係與立場

在傳統、地緣與歷史上，中共與東南亞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對中共而言，在心理情結上對東南亞一直仍持著宗主國的心態，視東南亞為邊陲屬地。而對東南亞而言，總是將中國視為不得不打交道的霸權，心理上也一直持著避之唯恐不及的念頭，不免有「壞厝邊」之歎，現實上也備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壓力。

即使如此，中共與東南亞在「表面上」卻相互尊重，中共一直堅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其外交依據，而東南亞則呼籲彼此不干預內政，透過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相互尊重和平相處。只是在「背地裡」，彼此則各懷鬼胎、各有盤算，可說是同床異夢，暗地相互較勁的意味濃厚。

中共清楚知道，中國大陸的發展離不開東亞，東亞的經濟繁榮也需要中國大陸經濟的配合，身為東亞的一個大國成員，必須高度重視加強與東亞各國的平等互利合作。而東南亞又是東亞地區的重要經濟板塊，尤其自80年代以來，東南亞經濟高度成長，加上東協組織透過集體行動的外交策略應用，成功地成為亞太地區不可輕視的政治實體，讓中共不得不重視「南向」東南亞的發展。特別是自蘇聯帝國瓦解後，中共似乎減輕許多來自北方安全的壓力，在行有餘力下，將一向「重北輕南」的外交安全策略轉為開始「向南」發展。

事實上，中共在進入90年代後，便積極開始向東南亞展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和交流。在後冷戰時期，中共與東南亞的政經目的越來越一致，不僅中共重視東南亞而已，連東南亞也積極拉攏中共，試圖共同制衡世界僅剩的美國超級霸權，將美國勢力趕出東亞區域，以恢復東亞事務東亞化的自主立場和原則，洗掉殖民主義強權干預的經驗。

因此，很容易可以看出，中共和東南亞在傳統上的外交紐帶關係完全是繫於安全的考量，不在於對雙邊經貿需要之考量。中共與東南亞在冷戰時期的外交互動模式上更凸顯出這種現象，充滿著政治、軍事和安全的氣氛，而加強經濟關係的推動只是附屬性質，是為了達到前項目的而配合發展的。不過這種現象在後冷戰時期似乎有明顯的改變，逐漸趨向於以政治外交來開拓經貿關係的趨勢。也許在外交形式上有所改變，經濟漸外顯，但是在本質上卻可能不變，只是政治漸隱藏。即使如此，經濟掛帥的外交時代似乎來臨，也開啟了中共與東南亞外交關係建立的新思維邏輯。

朱鎔基之東南亞行與雙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建立

朱鎔基的東南亞行是世紀之交中共領導人對東南亞地區一次重要的外交訪問，而此行的外交目的有四：一是加強彼此的經濟合作，慎防金融風暴再襲東亞；二是加強與東協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三是確保華裔的平等地位；四是加強區域對話，降低區域安全之慮。簡言之，就是深化雙邊的合作與夥伴關係，不僅保持高層互訪接觸，進一步深化經貿合作，積極加強雙邊在金融上合作，以獲取中共在東南亞區域上的優勢和主導權。

基本上，朱鎔基此行的外交具體成果表現在與各國具體的合作關係上，以及深入討論如何發展面對新世紀的睦鄰互信和友好合作關係。與新加坡深化經濟合作，並鼓勵新加坡企業投資，並參與中國西北開發工程參與公路和民房建設之基礎建設。與菲律賓除了協助菲國提高農業生產外，也對中菲南沙領土主權爭議承諾恪守共識和平解決。與馬國簽訂中馬文化合作協定、互設銀行諒解備忘錄、互換動物協議等，致力維護南中國海的和平穩定。期與越南解決邊界爭議，包括1,200公里的海、陸邊界糾紛，以及經貿合作問題，打開中越自1993年建交以來最友好的外交關係。整體而言，當前的中共與東南亞雙邊關係發展原則，可以用16字方針來說明，即「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

特別是「10加3」（中、日、韓和東協）或「10加1」（中共與東協）的領導人會談中，朱鎔基的發表講話都以加強經濟合作為主軸，強調今後東亞合作的重點要在貿易、金融、投資、科技、農業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暫時將敏感的政治、軍事、安全問題擺一邊，或是消極地以聲明或共識方式，消弭區域安全上的不安，畢竟這些問題無法具體解決，中共唯有保持低姿態，才是獲得鄰國信任或支持的上策。

其次，朱鎔基之東南亞行也凸顯出中共與東南亞政經相互依賴關係之增強。事實上，中共與東南亞關係發展最具體的承諾，應該是在1997年底，中共主席江澤民首次參加東協領袖非正式高峰會，雙邊發表「聯合聲明」中確定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為新世紀開啟雙邊新外交關係。而本屆在新世紀交替之際的東協領袖非正式會議召開，也代表著再度確認雙邊新世紀外交發展的建構。在中共與東南亞雙邊都積極地尋求雙邊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下，試圖在經濟上互助互利，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相互尊重。

就目前的情況來衡量，中共與東南亞的立場可以說是一致的，即使暗地裡仍鉤心鬥角，但在亞太區域新秩序重組之際，中共與東南亞相互靠攏彼此有利的情況下，將更加凸顯出兩者間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尤其是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更加拉近了中共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中共推動「南向政策」發展的最佳時機，足以對抗台灣的南向發展，壓制台灣在東南亞的實質外交影響力。因此，分雖未必有害，但合則必定有利的情況下，中共與東南亞沒有道理不拉近彼此的關係。

再其次，對中共或東南亞而言，「10加3」的東協非正式高峰會，將中共、日本、南韓納入，無疑地是落實了馬哈地過去所提「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的構想，逐漸現出「東亞經濟組織」的型態，勾勒出東亞事務東亞化，並由東亞國家一起來商討和處理東亞國家感到有興趣的事宜。針對此，似乎東亞國家已經認真考慮「東亞貨幣基金」（AMF）的建立，抑或是東亞自由貿易區或東亞安全會議的出現，避免西方勢力干預到東亞事務的運作。

最後，中共與東南亞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落實可以透過擴大東協領袖高峰會之召開。在1999年11月底之第3屆「10加3」的東協非正式高峰會中，各國認真討論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安全等問題，決定通過加強區域合作，解決東協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由於經歷兩年的金融風暴後，各國經濟逐漸從谷底復甦，正積極企畫和迎向新世紀來臨的發展、挑戰。事實上，東亞金融風暴拉近了東協與中共、南韓和日本間的關係，亦體會到東亞生命共同體的相互依賴關係，也加深了東亞與非東亞間對立的意識。同時為營造友好的會議氣氛和議程進行，各國秉持「以和為貴」的態度，也讓此相當於東亞高峰會的區域組織能在進入千禧年之前獲得具有跨時代象徵意義的聚會。

在此次的「東亞合作聯合聲明」中13個國家便強調東亞加強合作、密切聯繫和互賴共識，對於此一合作的擴大，會提供更多的合作機會。特別是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時代，對於加速對話和合作進程，以及集體努力促進相互信任、理解、進而穩定、繁榮的共識提高，有助於東亞區域的政經整合。

基本上這種聯合聲明具有三種國際政經意涵，一是凸顯出東亞經濟共同發展的意識提高，對於未來東亞經濟自由貿易區或經濟共同社區的建立有幫助。二是13國領導者每年定期共聚一堂的對話、討論、協商，有助於區域安全和政治穩定，對於區域的團結有正面意義。三是「10加3」的13國東亞合作聯合聲明象徵著東亞區域組織架構的形成，讓世人不可漠視的新區域組織的出現，可以在亞太經合會（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甚至聯合國（UN）中扮演更醒目的角色，甚至可以抗衡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正如菲國總統埃斯特拉達「10加3」的東協擴大領袖會議宣稱，這一次的合作可能是該區成為「單一市場、劃一貨幣和單一社群」的開始。

新紀元關係發展的中共和東南亞：前瞻與挑戰

中共與東南亞現階段的外交策略是「經濟擺中間、政治放兩旁」，「先經濟、後政治」的戰略，以求「先穩定、後安全」的目標，凸顯出以合作替代對抗的時代發展趨勢。然而，政治、安全、軍事的問題遲早都會觸及到，加上新一波的全球冷戰外交思維的若隱若現，仍可能衝擊到中共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發展。在全球大環境下的制衡、拉攏、對抗、合作、競爭的外交策略交互運作下，很可能恢復中共與東南亞在傳統上既相互依賴、卻又相互競爭和對抗的外交原則，此將不利於雙邊合作夥伴的發展。

在新世紀的發展前景裡，全球可能出現另一波的新冷戰關係與思維，不同於冷戰時期軍事對抗的兩極化局面，這種新冷戰現象的心理效應遠大於實際安全的外交情勢。面對此趨勢，雖然一方面將可能更拉近中共與東南亞間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卻也可能為中共與東南亞間的外交和安全疑慮投下變數。特別是中共會不會稱霸的問題？以及東南亞對於中共霸權威脅的心理疑慮？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共傳統上「一手言和、一手言戰」的兩手外交策略，一直心存疑懼和戒慎。

事實上，中共進入新世紀似乎有其新的外交戰略考量，基本上不難看出有三個重要策略趨勢：一是拉近與俄羅斯的實質外交關係，並加強戰略夥伴關係，從最近中俄頻頻外交接觸便可看出趨勢，一方面中共向俄羅斯購買精密武器裝備，另一方面俄羅斯也因經濟困頓而銷售武器給中共，以求財政平衡。其實中俄關係加強的另一個原因，無疑是具有聯手對付美國的意味，尤其是俄羅斯總統葉爾辛最近訪問北京之行，並不時地含沙射影表示對美國之不滿，不但凸顯俄羅斯對最近美國在歐洲安全和車城戰役暗地挑釁感到反感，也傳達俄羅斯仍是核子武力軍火庫的訊息，美國不應愚蠢到忘記這個事實，輕易忽略俄羅斯仍是軍事強國將可能付出極大代價。中俄關係的改善將表現在雙邊武器裝備的合作和研發，一方出錢一方出技術，此舉不免令人擔憂新一波的新冷戰將隨著新世紀的來臨而出現。對中共而言，這可以增強中共軍事力量，早日完成亞太區域霸權的目標。在這種強權架構下，東南亞無疑地又將在美國、日本、中共、俄羅斯和歐盟之間，重新找出新的有利之國際地位和最佳外交策略。

二是中共也積極與美國謀求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至少在經濟上有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對中共本身現階段發展的目標而言，就是盡快壯大經濟實力，才能為霸權地位鋪路，中共深諳沒有經濟實力就沒有政治地位與強權可言。而中共目前經濟高度成長的成就，很大部分是依賴著美國貿易鉅額順差。且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得看美國臉色，何況中共也需要美國的大量投資和技術轉移。雖然在政治上欲與美國保持制衡關係，但是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美國市場，面對此情勢，中共一方面必須與美國改善對立的外交關係，從友好關係中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卻又從雙邊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轉為「競爭性」戰略夥伴關係，也可以看出雙邊既合作又競爭的外交關係。在此架構下，夾在兩者之間的東南亞之外交空間，似乎面臨被擠壓的困境。

三是積極拉攏東南亞國家，以鞏固中共在南方的政經安全，進而鞏固中共在亞太區域欲建立新霸權無後顧之憂。儘管中共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發展有具體進展，但是中共與東南亞卻又不可避免地必須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一是南海問題；二是經濟競爭；三是軍事安全。這些考量似乎是雙邊外交發展隱藏的危機，特別是南海問題是雙邊外交關係的不定時炸彈。

基本上，面對南海問題的解決方式，中共一方面堅稱主權至上原則，不可能妥協，一方面卻又希望透過和平方式處理，共同開發資源共享。其次，中共對於南海問題的談判上，也一貫主張通過雙邊對話和談判來解決，無須透過多邊機制處理，而東協則企圖透過多邊對話機制來處理南海問題。雖然在此次高峰會中對於制訂南海行為準則（conduct code）有共識，但對於南海行為準則的歧見仍大。何況南海行為準則對中共和東南亞國家而言，仍存在三個問題和疑慮，一是準則乃是政治文件而非法律文件，因此沒有簽訂必要；二是與南沙問題無關的國家或國際組織不介入。三是對南沙主權爭議上，一些有關的東協國家之意見也不完全一致，彼此存在著歧見。

結 論

邁向新世紀的中共和東南亞的外交關係發展，雙邊都極力地營造出友善的氣氛，以及持著相當建設性的態度和立場，企圖迎向新時代的來臨。然而，當這種對新時代寄予高度期待和熱誠過後，必須面對現實外交的衝突與競爭時，尤其雙邊的政治、經濟、安全和領土主權上的爭議，仍喋喋不休。如何有效因應雙邊的歧見和衝突，以及發展出雙贏互利的相互依賴關係，才是雙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基礎。

總之，中共與東南亞的新世紀願景充滿著期待和希望，也為雙邊的友好關係發展奠下樂觀的基礎，但是橫亙在前的嚴峻挑戰，仍在考驗雙邊的外交智慧。透過中共與東南亞睦鄰友好外交關係的加強，多一點經濟，少一點政治，多一些社會、文化的交流，少一些軍事競賽，才是外交上策。以及如何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繁榮和安全的東亞環境，也將是東亞人民與東亞國家所期待盼望的新世紀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