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奮鬥的反思與前瞻

站在20世紀與21世紀的交接點，我們回首過去一百年來中國所發生的驚天動地的巨大變化，每一位熟悉這百年中國史事演變的人士都不免有著一種瞠目結舌、感奮莫名的複雜情懷──它完全證實了數千年來中國人古老智慧所萃的《易經》中所謂「否極泰來」的一項顯著的過程。中國在過去一百年（或者更正確地說一百五十多年）在歷經數千年傳統國家、社會、文化、思想，遭受到西方民族國家在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強力衝擊之後，逐漸被迫做出了對自身的修正與部分解體，但也很快在約略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逐漸在傳統與近代的互激互蕩與積極的適應與綜合之下，呈現出巨龍式的崛起了。而在這衰落、解體、重定方向與強力奮起的約略百年中，多少仁人志士投袂而起，在國族主義的鼓舞下，灑熱血，拋頭顱而犧牲奮鬥──這真是一首悲壯而雄偉的偉大史詩！就現在中國與過去一百年前的中國互為對比，其明顯的差異，真是非常顯著的。

（一）

就現在而言：1998年中國生產了鋼鐵11,400萬噸，擊敗了日本在同年所生產的鋼鐵9,350噸，堂堂成為全球鋼鐵生產的第一大國（自然人均鋼產額尚為不及）。1999年11月20日中國發射的無人太空船順利進入了太空，歷經21小時的太空航行之後，降落於預定的降落地；這項發射試驗的成功，已使中國繼俄、美之後，成為全世界掌握宇宙飛行技術的第三個國家。相對於日本H-2太空火箭的連續發射失敗，日本在宇宙開發方面的研究與開發上，已經落後於中國（自然科技發展的先先後後，仍賴於持續的競爭發展）。上述的兩項事實，清楚地顯示出中國在工業與科技方面的研究與發展，已經逐漸恢復了全世界的範圍內傳統上中國人應該享有的領先地位了。而1999年11月15日中國與美國就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inzation, WTO）的談判，達成協議，為中國稍後之參加此一重要的「經濟聯合國」（可能在明年2000年3月或稍後吧），克服了最大的障礙。這是一項重要的、影響深遠的步驟，它標誌著中國鄧小平型共產（社會）主義的開放經濟已經可以逐漸融入為資本主義各大國所控制的世界性經濟圈了；在經濟性大小強弱的全球各國中，在以資本主義互通有無的「自由貿易」的總合導向的總原則下，中國也在向全球型的經濟大國之途邁進了。這也標誌著中國經濟勢將在全世界性的規模上逐漸崛起，在國家總生產量（GDP及人均GDP）與外貿總量上（1998年中國在全球各國外貿總量佔第九位）都可能逐漸超過日本（日本為全球外貿總量第三大國）：首先中國將成為中華經濟圈的中心，此後在可預見的一、20年內進而將日本降而為東亞（包括東南亞）整體經濟副中心的附庸地位，成為全球外貿第三或第二大國的地位。這便是中國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嶄新歲月時，它在全球科技、經濟上大略所處的實際地位與其在未來的短期內（20-30年）所可能達到的一些期望與目標。

從現在回顧到百年前的1899／1900年，那時卻正是中國對外最屈辱，國內政治最無希望、最腐敗無能，經濟上最內外交困、外債重負最嚴重、民不聊生，社會文化則落入完全無法脫出困境的谷底狀態。中國的獨立與主權，已成不絕如縷之局──因為手握皇權的慈禧葉赫那拉氏在消滅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現代化希望所繫的戊戌變法（1898）之後，不深自反省她自己在過去35年洋務（自強）運動失敗（為日本在1894-1895年徹底所擊敗）的一些基本因素，竟然任性地愚蠢地要利用民間愛國仇洋但完全愚蠢地想以刀槍劍戟之類迷信式的愚勇來達到「扶清滅洋」、消滅入侵西方事物的目的；其結局當然是造成了各帝國主義國家聯合來攻的「八國聯軍」強佔北京與其周圍地區的大禍，甚至連整個東三省也淪入於俄軍之手了。1901年9月李鴻章等所簽訂的完全是城下之盟，由各帝國主義國家予取予求毫無談判之力的《辛丑和約》，更是使中國從此在政治與國防上變成毫無尊嚴、經濟上背負巨債（名義上是賠款白銀四萬萬五千萬兩，實際上則以吃大虧的金價支付，付期39年，年息4%，本息共須付九萬萬八千多萬兩之巨）；堂堂中國竟從此淪落為乞丐式的「半殖民地」的悲慘境況。我們追本溯源，造成此一巨創深痛的契機，固然不能不歸咎於以一人而秉持國家最高政權的慈禧之一念之私（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但它們是次要的），而造成此一巨創深痛大悲劇的時代背景，則是在慈禧與其他人的聯合主政下，過去35年（1860-1895）中洋務（自強）運動的相對性與強敵日本競爭上的失敗──這固然不能由慈禧一人負其失敗的全責，但她所扮演的不良領導的角色，卻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二）

檢討洋務（自強）運動最後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中與日本作一較量而失敗的一些重要背景因素，當然是多方面的：由於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文化傳統負擔太重，並無在政、經、文化上促使學習外國人長處的傳統，無法像無文化重負的日本一樣，在面對歐美武力與文化優勢的挑戰下，迅速體認現狀的本質，在社會結構、文化調適、經濟制度與國家政策各方面，適時作出調整並作出有遠見的改弦更張；這也主要是由於自強運動期間清廷中樞領導層素質的不良，而最主要的是由於總攬最高統治權的慈禧太后的自私與無識（特別是在1872年曾國藩死後與1881年慈安太后死後）；她對於她自己的攬權、保權和擴權是機敏權變而無所不為的，但缺乏對國家朝廷的雄偉氣魄和高識遠見（1874年2月之決策旨令左宗棠西徵收復新疆為一例外）。對自強運動的目標與措施，也未作出全面、持續而無保留的支持，致使那些制船、造炮、制槍、電線、鐵路等新式局廠與中國的西式軍力缺乏政治上支持的動力，無法很快從初步邁向中度與高度的成長階段，也無法奠定下堅實的全國性規模的基礎。換言之，政府在這些「新建設」的新政中，未能在政策、立法與財政支援方面扮演長期性、積極性的主導角色。因此，這些新建設都常常在初期發展良好，其後則有退無進，絕無長期持續性研究發展的全盤計畫，成效不彰。追本溯源，慈禧所應負擔之失敗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國運的不幸（在政權集中、絕對專制的清末期間，如果清廷有一位體格強健、樂觀進取而又意志堅強總攬大權的皇帝，如康熙帝或雍正帝一樣，或有一位握有實權而又深獲皇帝信任的重臣，如肅順，當能在關鍵性的問題與時期內，轉變或加強了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極為可能的）。其他接續輔助主持清廷大政所寄軍機處的恭親王奕欣與醇親王，均為貽誤軍機的中樞人物，而實際掌有軍機處實權十多年的孫毓汶與位居「半中央」25年（1870-1895）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也脫不了在整個洋務運動中所擔負的一部分失敗的責任。

（三）

清廷在1901年之後的約略十年內，在對外方面，已不敢再作反抗的任何準備──它已完全無力於抗拒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加於中國的種種不平等的在政、經、社會、文化各方面的不平等條約的牢籠和束縛了。中國民族主義者追求中國富強的希望，乃轉而寄托於孫中山在海外的反滿革命運動了。此後，一俟革命的中國革命同盟會於1905年7月在日本東京留日學生界成立之後，各省精英在他們主動或被動所面對之內外問題的互激互蕩之下，在稍後短短六、七年之內，其成員竟成為導致清室覆亡的主導力量。

不過，1912年後舊滿清皇朝的權威既倒，中華民國的新中央權威並未能很順利地代替其原有統率全國廣土眾民的中樞作用，特別是袁世凱的全國統一性政權因袁氏本人稱帝威望大減而忿恚死亡之後，全中國竟成分崩離析之局，很快進入了大小軍閥分區割據、互相攻戰的時期，國事日非，中國社會緊緊負荷著的「三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地主買辦的剝削主義）扼頸控制的動彈不得，人民的脂膏被吸吮殆盡，生活的苦況與困境，更是江河日下，一言難盡。1917年，孫中山雖然在廣州成立了護法政府，倡言維護「約法」，但他無兵無財，稍後竟成為地方性軍閥與政客所裹脅利用的對象了。惟孫中山憑著信心、遠見與不懈地的開創性的奮鬥，化解了種種困難，竟能於1923年2月結束了在上海的短期流亡時期之後，重新返回廣州建立起這一隅之地的新政權。此後他藉助於列寧式蘇共的組織型態而改組了中國國民黨，高舉聯俄、容共、扶植農工等三大政策的革命旗幟，重建了中國革命的中心與基本動力，以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為革命的目標，成為新中國的希望所寄。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汪精衛、蔣中正等繼其遺志，互為分合，繼續奮鬥。在蔣中正總司令領導的1926-1928年之兩階段的北伐軍事中，竟能奇跡似的很快蕩平北方各主要軍閥，而於1928年6月名義上統一了全國（東三省稍後歸服）。這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一項重大成就。

蔣中正領導下的南京國府很快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各方面進入了全面建設時期，而尤著重於整軍經武；在外交上則致力於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所謂溫和性「革命外交」）；除陸續成功地收回漢口、九江（此為1927年1月武漢國府所為）、鎮江、廈門等英租界之外，又於1930年3月全面收回了關稅自主權，並於經過了二年多的長談判之後於1931年6月5日與英國簽訂了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草約」（draft treaty），其內容與54年半之後（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與英國所簽收回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的收回原則，有些類似：即英國答允放棄在中國全境內的民事、刑事與個人身份的領事裁判權，只有在兩處為例外，即在上海（即公共租界區與其周圍）可繼續保留十年，在天津保留五年（見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頁201-211）。可惜稍後因九一八事變的突然爆發，該「草約」未能成為兩國正式批准的正式條約，實為憾事。

惟南京國府內部既遭受國民黨新軍系（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與中共武裝的嚴重挑戰，外交則很快引起了日本對民族主義的新中國統一後漸趨富強的新恐懼，日本軍人與政客乃陰謀迅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1），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旋又加占熱河一省），後又著著進逼，擬將內蒙古「滿洲國化」與華北五省「自治化」，使數年來在日本強力欺凌壓迫下的華北軍人實力派與南京國府已至忍無可忍，終致爆發了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8月13日上海抗戰也起）。中國政府與軍民是以一種赴湯蹈火、有死無回的悲壯情懷而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的（不宣而戰），因為中國在1936年鋼鐵的生產量還不到五萬噸，連輕武器的機關鎗都還不怎麼會造，而日本的鋼產量則達535萬噸（1940），所造坦克車、戰鬥機（零式）、航空母艦均為世界第一流。所以，中國在對日本的八年抗戰中（1937-1945），固無重工業的基礎，基本上是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以與日本的強大炮火與鋼鐵相拚搏，以空間換取時間，雖在戰場傷亡上有我敵五比一的比例即為大勝，十比一也算小勝。中共在華北所進行的游擊戰的實況則情況更慘：在日軍全面進擊的掃蕩戰中，中共的正規軍固然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攻、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規律之下，可能是無何重大損失，甚至在所據區域內的大規模動員參軍下，反而有著跳躍式的軍力增加，但華北老百姓在日本軍的「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的肆虐下，則被屠殺得淒慘至極：只根據不算完整的統計數字，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華北遊擊區的民眾被屠殺的，即達318萬人，被日軍抓去外地作奴工的，則達276萬人；其中在中共晉綏邊區有30萬人被殺，九萬多人被抓走；在晉察冀邊區有48萬人被殺，近30萬人被抓走；在冀熱遼邊區有35萬人被殺，39萬人被抓走；在晉冀魯豫邊區有98萬人被殺，49萬人被抓走；在山東遊擊區有90萬人被殺，126萬人被抓走。這些軍民作戰的士氣高昂，戰鬥也極為勇敢，主要就是吃了無重工業支助的大虧（這也是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時高喊「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的口號與60年代之初中共外長陳毅高唱「沒有褲子也要核子」之說的歷史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美國原子彈與蘇聯參戰的強大壓力下而俯首投降，中國在筋疲力盡、瘡痍破敗之餘，竟然也跟隨在美、蘇、英之後忝列為全球四強之一。可惜領導全中國軍民艱苦抗日八年的蔣中正委員長，不瞭解自己政權的基本弱點，自恃自己軍力的強大（有美式裝備軍數十師），對於已經過血的洗禮的華北中共軍仍然視之如30年代的「江西土共」，故於中日戰爭結束之後的國共全面內戰中，不到三年，即告全盤皆輸，最後只好率其忠貞軍民撤來剛自戰敗的日本之手光復而歸的台灣省了。

（四）

中共自據有整個的中國大陸至今，整整50年（1949-1999）了，其間大致可分為前期毛澤東當政的28年（1949-1976）與後期鄧小平（江澤民）當政的20年（1978-1999）。在前期的28年中，於建政之初，毛澤東即斷然參加韓戰，以他百戰之餘、破破爛爛的「小米加步槍」式的「志願軍」，竟然與全球第一強大武力的美國，鏖戰三年之久，打了個不分勝敗，雖然損失了一百多萬人（官方資料說是30多萬人，不確），但竟然打了個平手，此一「平手式」的勝利，不只重振起中國自鴉片戰爭（1839-1842）以來屢戰屢敗、前所未有的國威、軍威，也為未來（今日）中國的現代化軍力（空、海、陸軍）奠定其信心與武器兩方面的初基。在經濟建設方面，前期28年中則經歷了史達林型（1954-1957年第一次五年計畫結束時，中國的鋼鐵生產量已達535萬噸，相當於日本於1940年時準備發動珍珠港事變時的鋼鐵產量）與毛澤東型的兩種經濟發展模式。所謂史達林型，即蘇聯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體制，與其相對的則是以黨的指導為基礎（「政治掛帥」）自力更生體制的毛澤東型（見清河雅孝，《21世紀初期經濟的光與影》，見《21世紀中國研討會》，頁1-2）。而毛澤東型的經濟發展策略，不只想藉五花八門的群眾政治運動來推動經濟的生產與建設，層層巨浪使社會上各個角落的許多人都被吞噬下去而受苦受難，而且其所訂經濟目標之高，一年或一年多就要將指標「翻一番」，簡直達到了非人類所可企及的瘋狂階段。如1950年的鎮反運動、1951年的三反運動與知識份子改造運動、1952年的五反運動、1955年的肅反運動、1956年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1年的四清運動，而歷時最久、殺傷力最大的當推令聞者色變喪膽的文化大革命（1965-1976）。有些運動初起時本是高層當權者的互鬥，但很快即擴大發展，殃及池魚，使無數無辜受害者的普羅老百姓，紛紛中箭落馬，陷入個人與家庭苦難的深淵。毛澤東雖然雄才大略，博覽群籍，但他完全不瞭解本世紀60年代新工業（電腦）革命的本質，而且也不懂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其國際視野較之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為窄狹，常有浪漫主義式的做事蠻幹一通的強烈情懷。故一旦手握絕對權力，即出現中國傳統帝皇常有的削藩思想，經常利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故伎，在最高領導層中內鬥不休。毛的另一缺點是急於求功，不計後果。如1957年的鋼鐵產量535萬噸，本可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作穩健性的前進，但毛竟異想天開，發動起史無前例的土法大煉鋼運動，硬將1958年的鋼產量定為上年度產量的兩倍（翻一番）成為1,070萬噸，1959年的鋼產指標則更向上提高，強訂為更荒唐的3,000萬噸，1962年則為8,000萬噸到1億噸。誠如著名史家唐德剛教授所云：「毛澤東既然發動了全民大煉鋼，各省市自治區的土皇帝書記，乃肇起競爭，大煉鋼鐵，終於把各地人民的鐵鍋、鐵床、鐵門、鐵鎖、鐵條、鐵鏈、鐵欄杆、鐵絲網……鐵釘、鐵皮，凡是屬於鐵的東西，照單全收，投入土製小高爐，送九千萬人上陣：上自大將軍、大部長、大使、大教授，乃至宋慶齡、江青（毛妻），下至販夫走卒、擔柴、賣漿以及幼兒園的小毛頭。總之，農民不下田，學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齊上陣，沒晝沒夜的來他個『全民大煉鋼』。」（《傳記文學》，75卷5期，頁33）但是當大躍進的狂熱過去了之後，因為同時經歷了三年（1959-1962）的嚴重災荒，農作物大面積大地區的失收，餓殍載道，中國老百姓因飢餓而死的竟達三、四千萬人之多。惟在「土法大煉鋼」的狂熱浪潮之後，中國真正在汰弱存優後的鋼鐵產量（1965）尚能年達到700-900萬噸，算是大躍進犧牲奮鬥的一項主要收穫吧！整體而言，毛澤東型的共產主義固然重視公平分配，但缺乏擴大生產的誘因（外行領導內行），故至1976年毛死時，全中國上上下下只不過是「粗茶淡飯」，勉強餵飽了肚子；在世界科技與經濟的每一科目上，中國都嫌落後了（雖有核武，但在技術上與數量上皆相當落後）。

（五）

中共建政50年期間的後期是鄧小平（江澤民）型的政治經濟體制，其特徵雖然也在威權型開發方面要前期的毛澤東型有些類似，但在導入外資、促進出口、市場化、先富論（容許貧富差距）、個人負擔等要項方面，則與前期完全不同，加之中國自此期之初（1979年後），即極力以實用主義、經濟優先論、地方經濟自主論、漸進主義、法制權宜主義、安定團結等原則作為行政的指綱，並盡其全力引入利用外國資金科技及管理方法，雖然號稱在實行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惟對社會主義應盡的一些義務事項，如醫療、年金、失業保險、健康保險等社會福祉工作全推由或大部分推由國民負擔，實在非常不合理。惟過去20年來對外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成效，實在非常顯著，使中國的全國生產量（GNP）從1979年的4,038億人民幣，增加了近20倍，至1998年達到79,553億人民幣之多；人均年生產額則從1979年的379元人民幣增加17倍多，而至1997年的6,079元人民幣（清河雅孝，《21世紀初期中國經濟的光與影》，頁9-10）。如以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約略為外匯比率的五倍計算，1997年的人均生產額實應當為30,345元人民幣，即為人均約3,800美元。其成就可說相當可觀。

香港史學者關國煊曾綜結中共過去50年的成就與其前景說：科技（包括原子彈、氫彈、火箭、飛彈）、國防、交通等的成就，有目共睹，至於教育、環保、脫貧、民主，則仍待努力（見《傳記文學》75卷4期，頁34）。我對於關先生的總論，也有同感──前者也正是中國在80年代冷戰晚期能夠巍然自立於美、蘇兩大體系之外，高唱「反霸權外交」的基本本錢，甚至在1984年竟能迫使英國乖乖的奉還香港主權於其原主人中國的國際性籌碼所繫吧！

（六）

展望未來，我認為整個中國（包括中華民國的台灣）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前因慈禧等人貽誤了近代化的契機（洋務自強運動的失敗）而導致國族積弱且貧窮的悲慘局面，但至1945年8月打敗了世仇之國日本之後，已經有了基本的挽救，至本世紀的90年代巨龍已再崛起；但要想在教育、環保、脫貧與民主四大方面的每一方面達到世界先進的大、小國家的水準，在四項中的每一方面不只與他們並駕齊驅，甚至要超越領先之，中國大陸尚須謹慎地全力地努力奮鬥至少50年吧（中華民國台灣則至少需要再全面性的努力20年）。

首先，我們知道教育與環保都是長期性與永續性的建設事業，其水準需要賡續提高，永無止息；而在這兩方面的努力實與更基本的建設要項的「脫貧」與「民主」（政治民主化）息息相關。在當前中國經濟上漸趨良好的「三沿」（沿海、沿江、沿邊）地區，特別在尚未通過「脫貧」的西北、西南地區，基本教育與基本環保的問題，似乎仍是問題重重，何況在甫經建成後的經濟建設所帶來的對教育與環保的新問題，也正陸續浮出表面，中國當局對於牽涉面非常複雜的一些問題（如人口結構、水資源貧乏等等）如無30年以上的持續努力，似難獲得基本上可以控制的發展的（台灣因為在教育發展的基礎面較好，對環保問題也有較早的覺悟與對策，只是因為各級政府的缺乏效率與人民大眾的缺乏紀律與必要訓練，致使這兩方面的問題仍然層出不窮，而需要做至少20年的持續性改進與大力努力，才可）。「脫貧」是使所有老百姓基本上吃飽的首要大事。近年中國能夠以7%的全球可耕地的有效利用而養活了全球25%的12億人口，實為中國對全球糧食穩定的一項重大貢獻。惟21世紀內中國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的主要途徑，除陸續應藉助於一些傳統性手段，如增建水利水庫（三峽、金沙江上游、南水北調、海水淡化）、改進種籽、引進新型農機等等之外，尚應藉助於新生物工程的新科技，除改良作物品種外，最重要的需要將「靠土地種植生產糧食」的古老方法改之為大規模地「靠人工化合物的工廠生產糧食」，以革命性的徹底方法脫貧與徹底解決餵飽老百姓肚子的這一類等大事，才是正途。這在科技的純技術面上，並不怎樣困難，大量用人工化合物生產蔬菜與花卉的方法，既已早成為事實，並可在公開市場上供應大眾之所需，基本糧食的同樣、同類性的大量生產，在解決一些基本技術上的問題之後，自然也是一樣。

「政治民主化」也就是最有效能的代議選舉制與「三權分立」制，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大國無一例外地實行的具有普遍性價值的政治制度，包括俄羅斯與東歐各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內，各國雖在該制度的精微處稍有差異，但在形式與建制上，則大致相同。中國現在號稱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國，在政治上仍然堅持所謂「四個堅持」，但它既然已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世界各大小國家在經濟上密切往來，實行「自由貿易」的大原則，中國在未來的21世紀勢必也要主動地或被動地走上前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它現在所堅持的「一黨專政」的原則，長期而言，顯然是不只應付一個經濟上高度發達、思想上活潑自由的高度成長社會之所需的。

從事實的角度而言，近十年來中國所進行的政治民主化工作，主要似乎是先在「黨的民主化」方面著手進行。其具體的措施，包括：第一、先在政策的架構上，由原先黨的一元化中央集體體制，改變為仍以黨為中心的多元化機能分散體制，強調「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第二、黨從超法規的個人獨裁型領導改變為奉行規則、程序的集體領導體制。而黨的領導體制之制度化又可分為兩種：其一是領導幹部的任用、辭職的規則法治化、廢除終身制而導入退休制與幹部的「四化」（革命化、專門化、知識化、年輕化）等等；其二是政策決定過程中的制度化：過去一人獨裁的方式受到否定，今日中共重要政策的決定則在經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之後，還須再經過政治局的集體會商之後，才算方針確定。第三、過去重視意識型態、追求理念的權力結構改變為超意識型態、重視實際權力、利益分配與權力調整的新權力結構（天兒慧，《改革開放政策和政治體制的變化──現階段及未來》，《21世紀中國研討會》，頁25-26）。

惟中共如果將「黨內民主」進一步轉變為全社會的民主，目前似乎只是跨出了一小步，即先致力多多制定法律，「依法治國」；它將來如果要實行政府各階層首長的直接選舉（民選各級行政首長，這是全世界各大國所普遍實行的有效克制腐化的民主制度），似乎卻有著極大的困難：首先各省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難於實施一項全國一律的直接選舉甚至間接選舉制度（江蘇南部、廣州珠江三角洲、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已達到或已超過了人均年GNP三千美元，依國際上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情形，早已達到實行政治上直選的標準了；但其他地區，特別是西北、西南地區則人均年生產額仍水準尚低，甚至連實施間接選舉的標準都還不夠，或根本無法實施真正的代議制）。近數年中國在某些地區似乎在實施試驗性的村幹部選舉制，但由村選舉進而擴張至鄉鎮選舉，而至縣市選舉，再而至省（自治區）選舉，以至全國性的間接選舉（內閣制）或直接選舉（總統制），似乎仍需要經過30-50年的漸進實驗過程吧！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現在是以「依法治國」開其端緒，先實行「法治」，然後再依不同地區與範圍的規劃，實行間接或直接選舉。不過，基本上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的大原則，實在是全世界無法抗拒的一種基本制度，為經濟發達起來之後的任何大小國家所普遍採用的政治制度（它可以相當有效的遏制社會文化的腐化與和平的促進政治領導階層的更新與優化）。正如基本人權一樣，選舉代議制也是天賦民權的基本權利之一，中國也絕不例外。

至於台灣海峽兩岸統獨的問題，自本年（1999）7月「兩國論」（或者「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突然被提出來之後，兩岸政治性或事務性的直接接觸，已經為之中斷，兩岸局勢的緊張，一時相當令人憂慮。惟經過了近五個月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的反對下，「兩國論」既不敢經由修憲或制定基本法的方式而落實，加之現行當權者已經是一個「跛腳總統」，他似乎是不敢與美國正面對抗而膽敢不理會美國的反對而繼續我行我素的，這樣「兩國論」問題即可有轉圜的餘地，不致真正促使兩岸兵戎相見。加上明年（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無論是宋楚瑜或連戰當選，「兩國論」都可能會不再重提，不了了之，而再回到國民黨原訂「國統綱領」的「一國兩區」及「兩階段的一個中國」的立論上去。陳水扁雖代表台獨政綱的民進黨出而競選，其對兩岸問題的政策也在向中間靠攏（這當然受到美國「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台灣進聯合國、不支持台灣進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的壓力所致），盡量不提「兩國論」的問題了。實際兩岸問題的解決，美國的態度實具關鍵性的重要性的。我預料在21世紀開始後的三年到五年內（最多10年之內），當中國的科技與經濟發展至某一高度的水準之時，一項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nence, Feb.,1945）式的大國高層會議（自然只有中、美兩國）可能會設計出一套妥協的方案，從而使兩岸問題順利地和平解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