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20世紀中國的分裂與統一

一、近代史上的分裂

中國自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其間為時38年，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從1949年迄今50年，是為在台時期。大陸時期分合無常，年數少而變化多，時分時合。台海兩岸的分裂，年數多而變化少，分而未合。今後變化如何，固難逆料，但過去的經驗，仍有可資思考之處。

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的分裂情況，可歸類為以下四種類型：

1.一國兩號或多號

即在中國領土境內，同時出現兩個或三個以上不同的國號，且各有其政府及軍隊。

一國兩號局面之出現，首先是1911年到1912年間。因辛亥革命，南方有中華民國軍政府（武昌至北京）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京）先後之成立，北京大清國政府亦仍存在。惟此局面存在不久，南北即告統一。

一國兩號局面之再次出現，為1924年7月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成立。至1945年8月因中蘇條約而承認其獨立。

一國多號局面之出現，始於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之成立（1931年11月至1937年9月，瑞金至延安）。連同前之一國兩號，則為一國三號之局矣。1932年及1933年再增三號，即滿洲國（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長春）與中華共和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福州），以及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1933年12月，喀什，已滅），成為一國六號之局了。

2.一國兩府或多府

在國內另立政府而不另立國號，也有自己的軍隊。此在大陸民國時期，經常出現此種局面。近代首次出現者，為1912年2月清帝退位，國號取消，北京清廷內閣改稱臨時政府，而與南京臨時政府形成一國兩府之局。4月，兩府合併北遷，遂成一國一府及一國多黨的局面。

一國兩府局面之再次出現，為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後經數度之改組及易名，1925年7月稱國民政府。1927年初北遷武漢。前後10年，與北京政府相對峙，成為一國兩府之局。這年4至8月，寧漢分裂，國民政府一分為二，形成一國三府之局。

一國多府最多的時期，是對日抗戰的初期。此時除重慶國民政府外，另有六府，即中共之陝甘寧邊區政府（1937年9月至1949年，延安）、日偽之北平臨時政府（1937年12月至1940年3月）、南京維新政府（1938年3月至1940年3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7年12月至1939年9月，歸綏）、察南自治政府（1937年9月至1939年9月，張家口）、晉北自治政府（1937年9月至1939年9月，大同）。是為一國七府。

3.一國多號與一國多府之並存

1944年11月，新疆伊寧有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之出現，連同原有之中華民國、蒙古人民共和國、滿洲國之一國三號，成為一國四號了。同時並存者另有四府（原七府，蒙古、察南、晉北三府並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1939年9月至1945年8月，張家口。北平、南京兩府在1940年3月並為汪偽政府）。是為一國多號與一國多府並存之局。

4.一國兩軍或多軍

在中國境內常有脫離中央政府的獨立軍隊。自成系統與中央政府軍相對抗，形成一國兩軍或多軍之局。如1913年的各省討袁軍，1915年至1916年間的護國軍、中華革命軍，皆稱「獨立」，但不另設政府及國號。又1920年代初期，北京同一政府下的各系軍隊如皖、直、奉、國民軍等系，以及其他各系，各據地盤，自成局面，分合無常，混戰不已。如此不但一國多軍，且為一府多軍。1928年以後，國民政府時期，亦常出現此種局面。

以上分裂的現象，不論是一國兩號或多號、一國兩府或多府、一國多號與多府之並存，以及一國兩軍或多軍，但是只有一個國號和政府，是合法的而被國際所承認的。那就是1912年至1928年6月在北京的，和1928年7月到1949年在南京（抗戰時期在重慶）的中華民國及其政府。但中華民國政府退至台灣以後，前20年在聯合國中仍有合法的地位；1971年10月以後，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仍有一些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的地位，與過去僭稱國號的政權迥不相同。然而台灣執政當局卻利用之作為反統護獨的工具，搞出所謂「兩國論」 。這就有可議之處了。

二、統合的方式

上述分裂的現象，非僅近代如此，歷代亦復有之。發生分裂的原因，不外兩方面，一是外力的入侵，一是內戰的造成。外力入侵造成的分裂，則因外力侵略者勢力的消長而隨之消長，例如滿洲國以及汪偽政權等的消失，則因日本之戰敗。外蒙由僭稱國號而至承認其獨立，則因蘇俄侵略勢力的擴張與中國無力抵抗之故。至因內戰造成分裂的結束，不外兩種方式，一是武力統合，一是和平統合。

1.武力統合

此種方式有成有敗。成功者有如1928年國民政府的北伐統一，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擊潰北平的國民政府，和1934年消滅福州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未能成功的是自1927年到1936年對中共紅軍及其中華蘇維埃的圍剿。

武力統合的成功，雖能立竿見影取得效果，但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害及其留下的創傷，是難以彌補的。此外尚有兩大惡果，一是以暴易暴，一是召致外侮。兩者且有互為因果之關係。就以暴易暴言，例如1913年袁世凱以武力平定了各省反袁的「獨立」，不但使袁更由專制而帝制，而且再度激起反袁的「獨立」戰爭。袁氏失敗身亡，其後繼起的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無不敗於武力的征伐。蔣中正雖以武力完成北伐統一，但出現的分裂局面，較之北京政府時期更為嚴重。最後則敗於中共的武力。

就召致外侮言，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乃古之明訓，屢試不爽。袁氏對內凶狠用武，但屈服於日本二十一條之恥辱。北伐後的不斷內戰，召致「九一八」國恥以及華北淪亡的外患。國共內訌，而有雅爾達密約之被出賣。此皆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今日兩岸軍備競賽，使大國軍火商大蒙其利；外交挖角，使小國兩面勒索。此乃一種變相的「外侮」。

2.和平統合

此為人類追求之夢，機會雖難，但也不乏其例。辛亥南北議和與統一，首創近代以來和平統一之先例。惜為袁世凱武力所毀。袁氏所得者，不過身敗名裂耳，但「和平統一」的評價，仍為國人所肯定。

1927年的寧漢合併，和1931年的寧粵合一，都是經由和平談判而達成和平統合。前者為平息內訌，避免內戰；後者更為共禦外侮。1937年的國共合作，也是基於停止內戰、共禦外侮，從而取得對日抗戰的勝利。惜以戰後國共和談失敗，繼以大規模的內戰，造成兩岸50年來的分裂局面。這也是武力造成的結局。

三、回顧歷史省思未來

「漢賊不兩立」的傳統觀念，深植人心，「相煎」、「鬩牆」之鬥，不斷重演。為爭「正統」，假借「天命」，訴之兵戎，美其名曰「弔民伐罪」，實系一丘之貉，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形成歷史上治亂、分合的循環。每當改朝換代，國號亦必隨之改換，這是家天下的傳統。近代帝制雖廢，但觀念未除，政黨改換，也要改換國號；甚至像尚未執政的台灣民進黨，也已自訂國號，否定並醜詆現有國號。如此一黨一國號，以黨為國。政黨的改換，國號也隨之改換；政黨分合，國家也因之分合，如此分分合合，豈有止境！

面臨21世紀新時代的到來，兩岸的中國人和執政當局，都要以開拓的胸襟，摒棄「漢賊」觀念，面對現實，冷靜而理性的來處理（50年來兩岸）的分合問題。就現實情況而言，目前兩岸是處在一國兩號的局面，如從歷史中尋求較為接近和平統合的經驗，其例有二，一為辛亥南北議和和平統一，一為抗戰時期國共之合作。兩者經驗有相同處，亦有不同處。相同者有：1.皆因革命，先武力，後和平。2.皆由一國兩號過渡為一國兩府。3.皆接受同一國號及制度。4.皆為武力所破壞。其不同者有：1.兩者先武力後和平所需時間相差甚大，前者從武昌起義而至 達成和議，僅為時四個月；後者從武力衝突到和解，為時十年，2.前者由一國兩府而至一國一府，為時不足兩個月；後者一國兩府持續12年之久，未待一府反而退至兩號之局。3.前者一方讓出中央政權、遣散軍隊，一方接受民主憲政，行一國多黨；後者兩方均保持政權及軍隊，行分治合作，最後協議憲政未成，走向武力分裂。

從上述兩案之異同，可歸納以下五點經驗：1.和平統合皆須經過和平談判。2.國號統一為國家統一的象徵。故統一國號實為結束分裂之先決條件。3.一國兩府，分治合作，為和平統合的過渡階段。4.終極目標乃是和平統一，須以民主憲政為基礎，一國兩黨或多黨為取向。5.武力乃是破壞和平統一與民主憲政的殺手，應切戒之。

或謂中共目前所堅持的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中共之制，則是「一黨專政」，豈能接受一國兩黨或多黨之制乎？如果去考查歷史文獻，中共與國民黨1945年10月10日簽訂的「雙十協定」，正是這個「一國多黨」之制。這個協定的要點，就是雙方同意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方面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保障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承認各黨派平等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實行普選。軍隊國家化方面，整編全國軍隊。這個協定，堪稱近代史上最珍貴的和平統一文獻。就政治民 主化而言，正是一國多黨之制；就軍隊國家化而言，正是一國一軍之制。當年對此協定最感興趣的是中共，而不是國民黨。毛澤東對此曾有至高的期許，他說：「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建立一和平、自由、民主團結、統一富強的中國」；「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毛氏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這個東西（協定），第一個好處是採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歷史上未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於人民的。」這個協定，既然如此美好，為什麼沒有實現呢？據中共官書的記載，是蔣介石「破壞了這 些協定」；「國民黨背叛了協議」。果真如此，蔣和國民黨已嘗到失敗的教訓。大家都應該引以為鑒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