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暴動帶給世貿組織的省思

林金源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誰分配大餅分配給誰

大規模的示威、抗爭活動使西雅圖會議草草收場,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成立半世紀以來最大的危機。主導世貿組織的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雖然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這個挫折應該只是短暫性的。蟄伏一陣子之後,世貿組織必然再起,它仍是主宰世界的巨獸,全球化的趨勢大概無人可擋。既然這個大勢無人可擋,世貿組織對於人類究竟是利是弊?如果是利,為什麼有這麼多組織和團體(出現在西雅圖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要反對它?如果是弊,五十年來為什麼推動者和加入者都不餘遺力,摩拳擦掌?

建構世貿組織本身,以及任何想加入世貿組織國家所牽扯的問題恐怕不是好或壞、利或弊的問題,而是有人因此制度獲利,也有人因此制度吃虧,所興之利是否足以除弊,獲利者與受害者如何協調的問題。

所有的經濟問題大概可以簡化成兩大類:第一就是如何把餅越做越大,(經濟成長的問題);第二則是如何分配這個餅給參與生產的人(利益分配的問題)。解決第一個問題的做法不見得也能解決第二個問題,有時它甚至使第二個問題更複雜、更難解決。當任何一種制度或政策的改變,足以創造出更大的產值時,受利者必然會努力去推動這項變革。但是這項變革所帶來利益的重分配,卻不是受利者關心的議題。受利者人數較少、得到的好處極大,因此很容易結合成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受害者人數較多、每個人遭受的損失不大,因此常常是一盤散沙,缺少力量。如果受害者能克服障礙集結起來的話,才會對前述的制度或政策造成衝擊。

世貿組織這套制度可以讓全球和參與各國的餅越作越大,應無疑義,這也是50年來推動世貿組織的最大誘因。但是創造出這個大餅之後,分配卻出了問題。推動全球化所涉及利益的分配,可分成下列四個層面。這四種分配問題沒有解決,反對的聲浪就會一直存在。

四個有待解決的分配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很顯然自由貿易帶給貧國和富國的利益是不相稱的。根據統計,石油除外的原始商品(即農、林、礦業的產品)相對於製造業商品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如果以1977年為100,1992年則降到40左右。換言之,除了少數原油輸出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外,對絕大多數倚賴輸出原始商品換取工業品的開發中國家而言,經由國際貿易獲取的好處呈現長期遞減的趨勢。當然,這些好處都流到已開發國家的口袋裡。

第二個層面是已開發國家境內勞資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出口與進口產業之間的利益分配。總體來說,美國可能是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並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會獲益。美國工會聯合會參與西雅圖示威遊行,宣稱世貿組織的政策導致美國本土製造業工人失業,就是一例。

第三個層面是開發中國家境內勞資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出口與進口產業之間的利益分配。以台灣為例,擁有比較利益的資訊產業自然樂見加入世貿組織,而農業部門則是衝擊最大的受害者。受益部門如何回饋受害部門,政府如何輔導農業轉型等等,都是複雜艱鉅的工作,如果處理不當,難保西雅圖抗爭的戲碼不在台北重演。

第四個層面則是私有財與公共財之間的分配問題,也是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之間,孰重孰輕的問題。廠商賺的錢是私有財,破壞了環境則是公共財。美國的跨國企業賺了錢是私有財,影響了落後地區的環境品質,則是全球的公共財。無怪乎環保團體也是西雅圖示威隊伍的主力。

全球化、自由貿易本身可以是一件好事,如果上述四種分配的問題都得到圓滿解決的話。然而解決這種衝突的機制並不存在。第一,因為獲利部門不可能主動去補貼受害部門。第二,操縱政府的常是強勢的獲利者,冀望政府主持公道的希望非常渺茫。第三,掌控世界遊戲規則的是先進國家,讓它主動解決分配不公的想法,無異緣木求魚。最後,訂定政策時,屬於全人類共有的環境公共財當然不比企業家私有的財產來得有影響力。於是乎,富國窮國之間、富人窮人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全球的環境品質也不斷惡化。

論者或謂西雅圖抗爭是左派團體對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反撲,儘管此一反撲仍然阻止不了世貿組織這個巨輪,但是左派團體和社會主義的主張或許有助調整巨輪的方向,並且讓它轉得慢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