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在西雅圖抗議些什麼

貿易自由化議程上的深刻矛盾

西雅圖世貿會議暴露了貧國與富國之間以及西方國家之間在貿易自由化議程上的深刻矛盾，會議期間非政府組織舉行的大型抗議活動則暴露了推行全球化的勢力與抵抗全球化的各種勢力之間的巨大矛盾。除了不同國家、不同組織和不同立場之間的矛盾之外，

同一個集團內部、甚至同一個領導人自己的立場，也充滿著自相矛盾。

比如：以在總統任內全力推行全球自由貿易政策而著稱的克林頓，在勞工標準和貿易掛鉤問題上，主張政治干預經濟、社會權利優先於自由貿易。與此同時，在農產品貿易開放問題上，克林頓卻站在了和這種立場對立的一邊去了：他向西歐和日本施壓，要求它們放棄農畜產品的補貼和農業的保護，而西歐和日本也正是用克林頓用過的「政治干預經濟、社會權利優先於自由貿易」原則反駁克林頓：在西歐和日本，保護農民權益、保持自己食品、環境的安全標準，也是政治和社會權利問題，不能犧牲給自由貿易。

再來看發展中國家，它們一方面對限期取消關稅、取消農產品補貼等貿易自由化議程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又堅決反對勞工、環境等問題阻礙自由貿易，其理由是世貿組織是單純的貿易組織，而不適合談勞工、環境等社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發展中國家代表的倒是和西方跨國公司完全站在了一起。

另類的全球化方向

在抗議世貿組織的陣營中，包括了極其複雜的各種成份。首先應當說明的是：抗議人群不僅僅代表美國公眾，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包含各種政治色彩的非政府組織。有某種陰謀論推測說，抗議活動是美國政府暗中支持的，這顯然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抗議活動從最開始的準備，就有很多外國和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包括菲律賓、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其中來自菲律賓的左派「愛國聯盟」組織在西雅圖會議召開的一周前就舉行了抗議示威和記者會。其他一些組織不久前在倫敦、蘇黎世曾進行過類似的抗議活動。從各種渠道可得知，參加抗議活動的組織包括：美國的幾大工會組織、環境、婦女、人權等組織、世界經濟研究和觀察機構、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團體，如菲律賓「愛國聯盟」和印度的漁民和漁業工人協會等。當然，陣容最大、最受媒體關注的，是美國的勞聯－產聯工會（AFL-CIO）等組織，其排外色彩較強，強烈主張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特別是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 Workers）還想模仿兩百年前的「波士頓茶葉黨」，準備上演一出將中國進口的鋼材扔進大海的鬧劇，據說被西雅圖警察所阻止。然而，這種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的聲音，在抗議活動中並非主流。從西雅圖抗議活動的整體看，頗為矛盾的倒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抱著各不相同的理由來反對全球化，反而體驗和呈現出一種超越國界的團結、友誼，預示著一種民間的、另類的全球化方向。

如何理解發生在西雅圖的各種衝突矛盾和自相矛盾呢﹖這就需要釐清兩個事實：首先，無論是北方富國還是南方窮國，「全球化」給一個國家帶來的利益是極不均衡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並不意味著西方社會下層受益，實際上，西方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正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推行的犧牲勞工、環境，單純追求出口的發展戰略，也不能保證為其下層民眾帶來生存發展。第二，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立場，其出發點或是受利益、或是受理念所驅使，從西雅圖各路人馬的表演中，能看出哪些利益一致、哪些利益對立、哪些理念是無私的追求、哪些理念不過是私利的藉口。

不難看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知識產權、電信、金融和服務業的開放問題上，大唱自由貿易的讚歌，而一旦觸及到美國的紡織品進口、西歐日本的農產品進口時，社會和環境的利益保護就壓倒了自由貿易原則。當然，克林頓的確是真誠地努力在「世界新秩序」內把自由貿易確立為普遍原則，在這個意義上，其利益和理念是基本一致的：自由貿易有利於具有經濟和技術壟斷實力的美國。然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不至於迂腐到為了捍衛理念的純潔而犧牲實際利益的地步。

童工和奴工同樣是一種競爭優勢

西雅圖會議上有關勞工、環境與貿易掛鉤的爭論，克林頓站在了比自由貿易理念更高的理念－－勞工、人權和環境一邊，發展中國家代表雖然反唇相稽美國是在以人權環境理念之名行保護主義利益之實，但畢竟這種把人的關懷放在利潤之上的觀點有其道德優勢，使得發展中國家代表不得不十分費力地解釋：為什麼他們的國家不能放棄勞動力價值低賤這個「競爭優勢」。比如，巴西外長蘭普來亞（Luiz Felipe Lampreia）面對記者的詰問時爭辯說：「我們並不支持童工，更不主張奴隸勞動。」而巴基斯坦的商務部長阿卜杜‧達烏德（ABDUL RAZAK DAWOOD）則比較坦率：「勞工標準怎麼能和貿易連在一起呢？低廉的勞工屬於競爭優勢範疇，提高了勞工標準，我們的成本也就提高了，我們就失去競爭力了。」按此邏輯，童工和奴工同樣是一種競爭優勢，而這恰恰道出了當今世界自由貿易的「競爭優勢」的一個悲慘事實。巴基斯坦商務部長達烏德更進一步說明了問題的出路：「最終的解決辦法是西方敞開市場讓我們有更多出口、更多就業，這樣孩子們才有機會上學。」

這也正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以及西方跨國公司所一直堅持的看法：充份發揮各地的「競爭優勢」，最終總能夠實現普遍的效率和繁榮。其實，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污染環境的工業、僱用廉價勞工建立血汗工廠的，正是那些西方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提供廉價勞動力，西方跨國公司包攬管理、設計、銷售等上游分工和利潤的絕大部份。在堅持政治不干擾貿易、利潤高於人權方面，西雅圖世貿會議上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和西方跨國公司竟然利益一致地走到一起了，而克林頓卻在那裡口口聲聲地關心窮國的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

這裡面是否有什麼矛盾的地方呢﹖其實完全沒有。它不過是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悲慘可憐的位置，以及西方國家的絕對主宰地位。西方國家以及受西方國家背後撐腰的跨國公司，無論怎樣都處於「雙贏」的位置：假如發展中國家拒絕勞工、環境標準，那麼，西方跨國公司可以繼續從那裡安穩地獲得超額利潤，西方國家領導人可以繼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道德訓話；假如發展中國家接受勞工、環境標準，那麼意味著建立起西方國家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和法律的先例，西方跨國公司就可以接著在那裡得到更廣泛、更優越的投資權利。總之，或是發展中國家輸掉主權，或是發展中國家輸掉人權，二者必擇其一。擁有人類大部份勞工和環境的發展中國家，這次拒絕勞工、環境標準和貿易掛鉤的勝利，只能說是雖勝猶敗的阿Ｑ式的勝利。

“race to the bottom”

發展中國家假如不能設法擺脫並改變有利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經濟分工結構，並實行自主的發展戰略，那就名副其實地越來越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陷阱」：以自己人民低下的工資、慘淡的福利為「優勢」，以向西方發達國家出口更多的廉價、低技術的產品為發展戰略，貧困的階層、貧困的國家之間互相殘殺，拚死爭奪著西方扔來的那點殘羹剩飯（西方市場開放），在爭奪中一同掉下深淵，這正是在西雅圖的抗議者們所講的“race to the bottom”。

在西雅圖街頭抗議的人群中，反而有比發展中國家部長們更有遠見、更有實質性的建議，這就是要求西方國家免除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益處不知比開放市場要強多少倍。和西雅圖世貿會場內相比，在街頭抗議的人群中，除了勞聯－產聯和其他具有排外主義、民族本位主義的美國工會之外，其他非政府組織則是抱著較純粹的理念，而不是抱著一族或一黨一群的私利來參加抗議活動的。儘管他們各自的理念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西方跨國公司所主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危害全體人類、危害人類的環境，有悖於人的尊嚴、平等和多元化發展等人類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