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了「一二二○」學生示威遊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給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對將來的和平安寧生活的憧憬。但在現實面前令人們的期盼很快就破滅。美帝國主義為消滅共產主義、獨霸世界、糾合西方國家、籠絡其他各國的反共右派勢力，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敵，組織冷戰對抗體制甚至發動熱戰，造成世界不得安寧，在這種反共政策下進駐日本的麥克阿瑟司令部，保留日本天皇偶像、保留日本大財閥的根基，並極力扶持右派勢力。中國國民黨政府接管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但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緊跟美國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發動了內戰，把人民重新推入了災難的深淵，台灣同胞也難免受其禍害。國民黨政府到台不多久，台胞對其反動、腐敗統治已是怨聲載道。另一方面它對待日本卻採取所謂「以德報怨」政策，不索取戰爭賠償，不顧華僑的權益，竟還起用日本侵華戰犯打內戰，53年前東京「澀谷事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一、東京澀谷地區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

1946年7月19日在日本東京澀谷地區發生日本警察向旅日華僑開槍發出542發子彈，射死6人，射傷20多人的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這是日本大公司企圖強行收回旅日台胞擺攤謀生的地段而引起的。先是發生日本大公司唆使糾集數千名浪人圍攻激起自衛的數百名台胞的鬥毆事件。之後日本警察偏袒浪人開槍屠殺台胞，並逮捕所謂「肇事」的台胞36人，而東京美軍國際法庭竟然起訴這些台胞，可見這起流血事件的發生與駐日美軍的縱容有關。此時我在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專修科上學，而已成為各班學生代表的領頭人，我看到「澀谷事件」的新聞報導之後即召集各班學生代表進行商討。會議決定以「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名義，寫「告全體台胞書」的抗議書，發給所有大中院校，並送去《新生報》社報導，等待美軍國際法庭的判決結果後再研究其後行動。《新生報》社未刊登抗議書全文而報導簡要消息。此外我在校內貼出「抗議日本迫害旅日華僑」、「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右派勢力」、「抗議國民黨政府不保護華僑權益」等內容的標語。我還親自去邀請台大文學院林茂生教授來我校大禮堂做演講（註﹕林茂生在二二八起義中被國民黨殺害）。他慷慨激昂的痛斥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殘酷的殖民統治，譴責「澀谷事件」，教育提高了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覺悟。

二、積極準備「澀谷事件」判決後的抗議行動

澀谷流血事件的發生至美軍國際法庭的判決，拖了有半年之久，我考慮到不可能有公正的判決，必須從各個方面準備好抗議行動，為我校學生自治會能擔當起組織發動此學運任務。首先我在學校裡義務推銷開明士紳王添燈為社長的《自由報》。此報的政治觀點比較開明進步，並不時報導大陸內戰的客觀信息以及解放區的情況。因此受到不少學生的歡迎。為鍛煉和鞏固學生自治會，我在校內還組織了幾次抗爭活動，大概在8月間，經各班學生代表的贊同發動「反對訓導處制度」的鬥爭。訓導處是國民黨用來控制、調查學生政治思想的機構。該處人員都是由特務人員組成。當時我校訓導處規定學生每天都得簽到，上課要點名並動輒訓斥管教學生，經抗議活動，簽到、點名等規定取消，訓導處對學生也客氣多了。我在這個學運中藉題發揮寫了一張「第三次世界大戰能爆發嗎？」的醒目標題的大字報貼滿學校的通告板，內容是﹕揭露美帝國主義在戰後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征霸世界的陰謀，要求國民黨政府應停止內戰，實現民主政治，世界人民應團結起來保衛和平等（註﹕此文我請反日獄友、北京話教師徐征做文字上的修改。徐在二二八起義中被國民黨殺害）。我們在課堂上還組織批判教務主任週一凱（註﹕民政廳長之弟）侮蔑、攻擊人民群眾和革命運動的反動言論。經過這些抗爭活動，學生自治會的凝集力加強，在學生中的威信提高，為進一步開展學運創造了有利條件。我自然地被推為學生自治會的總負責人。（註﹕學生自治會的學生代表有﹕吳全榜、周麗水、吳哲雄等人）。

大概是在秋天，我們學生自治會還應邀前去開南高級商工學校，幫助他們開展反對橫蠻管制學生的校長（周延壽、台北市議會議長、漢奸），促使他們成立學生自治會，後來校長被撤換了。

至12月10日，美軍國際法庭把被捕起訴的36名台胞中竟宣判34名都有罪，並立即驅逐出境。這種蠻不講理，而傷害中華民族尊嚴的判決，更激起學生們的極大憤慨。於是我們各班學生代表馬上開會決定立即發動全市大中院校學生舉行抗議活動。大專院校方面，我們首先串連發動與我們一起同在法商學院校舍上課的法商學院專科班學生（註﹕日據時期未畢業的原高等商業學校學生組成）和台大先修班學生（註﹕抗戰勝利後新招收的）。這兩部分學生當中，有不少我中學時期的同學和朋友，因此很快就把他們串連發動起來，接著就把串連發動的重點放到法商學院分校。該分校是為勝利後返台的留日大學生臨時設置的（註﹕後來他們陸續被分配到台大各院校後分校即取消）。因為這次學運，我們以「省立法商學院自治會」名義發起，必須爭取他們的認可參與。我領了幾位我校代表前往分校拜訪他們的代表，虛心徵求了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我們歡迎分校的代表參與自治會的領導並同意前往美國領事館提交抗議書、前往省長官公署呈交請願書均讓分校派代表出面。這樣，分校學生也積極地行動起來了，還有台大本校（註﹕有日據時期末畢業的台籍學生和從大陸前來求學的外省籍學生，當時人數還不多）和新建的師範學院兩校，除派別人去串連外，我也親自前去串連，但他們尚未組織自治會，均未能找到有權威性學生代表，串連發動工作受到一些影響。中學及職業高中方面，數量多而分散，發動工作較艱巨。我考慮到中學、職高都有三青團組織，因此就想起可請在三青團台北分團工作的劉英昌出來幫助。劉是我昔日的反日戰友和獄友，是愛國的熱血青年。當時他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已甚感失望，但轉時仍留在三青團工作，而待機會脫離另謀他職。劉立即表示贊同並積極協助我們工作。我們利用「三青團」的名義到各校召集學生大會進行演講發動，我以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代表名義與劉同行。劉做演講，我即在事後進行聯絡發動工作。有時我們分開活動，劉到一個學校演講發動，我到另一學校串連發動，此外我與台北女中校長陳招治女士（及其丈夫）熟識。因此就特地登門拜訪她相助。她爽快答應要積極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註﹕陳丈夫著名醫生黃朝生在二二八起義後被國民黨殺害）。

經過好幾天緊張的串連發動工作之後，我們召集大中院校各校學生代表開會，討論決定於12月20日先開大會後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澀谷事件」判決不公。會上我主動承擔製作在抗議大會當天要散發的宣傳傳單。鑑於當時台灣青年學生的中文水平差，決定撰寫中、日文兩篇文稿。我可負責寫日文，但中文難以找到有水平的學生，劉英昌推薦可委託三青團台北分團宣傳股的外省籍莊姓幹部撰文。此人也是愛國的熱血青年。他聽取我們要求的內容後第二天就寫好稿件。日中兩文稿，由我、莊兩人分別撰寫，因而並不是同一文稿的翻譯稿。但其內容及論述大致相同。依據抗議大會的宗旨而寫成的。都是反對「澀谷事件」判決不公，要求重新審判、抗議日本迫害旅日台胞、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以及東南亞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右派勢力、抗議國民黨政府不保護華僑權益的媚美外交等。

傳單寫好後印刷費又成了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經費，我與劉英昌想起了可利用蔣渭川的三民印刷所免費付印。當時蔣渭川任台灣省議員、政治建設協會主席。社會上進步人士都認為政治建設協會的後台是國民黨CC派。其成員的政治傾向不盡相同，而大多數屬於政客。蔣此人歷來就不是什麼正面人物，但我們想，經濟上利用他一下未嘗不可。這樣，大約在抗議大會前二、三天我與劉一起前去找蔣渭川提出我們的要求，請他幫忙。蔣一口答應免費給予印刷並保證在抗議大會早晨可去取印好的傳單。為便於當天在市區散發傳單，我還托表哥巫金聲屆時供應我們一輛卡車使用。（註﹕巫家是運輸行）

三、抗議「澀谷事件」判決不公大會和抗議示威遊行

抗議「澀谷事件」判決不公大會訂於12月20日上午九時在中山堂大禮堂舉行，而大會後舉行遊行。在開大會之前我需帶幾個人去散發傳單，因此就委託其他學生代表把我們法商學院的隊伍率領去中山堂並佈置、照管會場。當天清早，我約好黃雨生等幾位台大先修班學生（註﹕都是我中學同學。黃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光榮犧牲）在北門集合，乘坐巫金聲弄來的卡車先去蔣渭川處取傳單。印好的傳單把中日文兩篇文稿分別印在同一紙張的雙面。當我們看到傳單的署名，感到驚訝和憤慨。我們交給蔣的傳單稿的署名，原來是「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學生自治會」，但蔣竟擅自添加「政治建設協會」的署名。此時我感到政治上反而被蔣利用了。我們急忙塗掉蔣加上的署名好幾十張，但傳單的數量大（數量記不清，大概有成萬張），時間不多，無法一一塗掉，只好照發了。我們沒有鑼鼓，大家就敲打家裡帶來的洗臉盆或空石油鐵筒繞行市區重要街道，從卡車上散發傳單。

之後我們趕去中山堂參加大會。大禮堂內外人山人海，坐椅、過道、入門處以及禮堂前廳都擠滿了學生及市民群眾。中山堂大門外也有許多群眾為擠進會場而徘徊擁擠著。令我意外的是主席台上除有大專院校的幾位學生代表外，有好幾個政治建設協會的人馬，而更令我不解的是不知何故，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竟然也端坐在台上。

大會由劉英昌主持，他簡要介紹「澀谷事件」及大會宗旨後，首先由我做主要發言，我控制不住激動的感情，聲嘶力竭地用台語（閩南語）控訴日本、抗議美國、抨擊國民黨政府媚美軟弱外交並要求重新審理「澀谷事件」，嚴懲殺害旅日台胞的兇手（註﹕支持學運的《民報》記者周傳枝報導我發言的情形，周在我串連發動學生期間曾借給我自行車使用兩天）。之後有台大先修班、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分校的學生代表前後發言（註﹕據當時《大明報》報導有林阿財、林身林、王爾桂、劉琪瑗等人）。此外，政治建設協會的呂伯雄、廖進平等人（註﹕蔣渭川出席而未發言）以及省議員郭國基等也紛紛登台爭先恐後地搶著麥克風發言不止。他們的發言重點把矛頭指向陳儀的施政（註﹕攻擊政學系而不是國民黨本身），有偏離大會宗旨而藉機撈政治資本的傾向。於是我就佈置台下學生制止他們的發言，以保證能按計畫舉行抗議遊行。此日大會會場，學生群眾情緒始終高昂，充分表現了大家的愛國主義情感。

我們制止住政治建設協會等政客們無休止的發言後，我趕緊宣佈﹕在中山堂前廣場集合準備遊行。之後我去中山堂大門口前廊等候學生隊伍的整隊。此時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緊跟著我身旁一再勸告﹕已開過大會，不要再遊行。我不理不睬默不作聲而待學生整隊差不多後即大聲呼喊﹕遊行出發！

遊行隊伍有龐大的大中院校學生隊伍外，還有不少市民群眾主動參加。據劉英昌說，他認識的社會上的一些三青團員也聞訊組成一小隊趕來參加遊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註﹕據媒體報導，約有五千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呼喊口號，有秩序地前進，沿路上得到市民群眾的歡迎和聲援。我跟著在隊伍前前後後來回走動與率領各校隊伍的學生骨幹一道鼓動士氣、維持秩序。記得遊行隊伍是先去北門美國領事館前呼喊抗議口號，然後繞行大稻埕的幾個街道前去省長官公署（註﹕現行政院）門前大街遊行之後才解散。這次示威遊行突破阻撓，勝利地完成了。但是，當時由於我們學生自治會領導以及廣大台灣青年學生都缺乏經驗，沒有很好地準備遊行所需的旗幟、標語、口號等，因而遊行聲勢受了一些影響。在示威遊行同時，另有法商學院分校等的幾位學生代表與政治建設的代表同去美國領事館和省長官公署分別提交抗議書和請願書。我均未出面參加。這是由於考慮到﹕團結其他院校學生代表，讓他們發揮積極性而商定的，也可避免我個人太多的出頭露面。

1946年12月20日，在台北掀起的抗議「澀谷事件」判決不公大會及其示威遊行是抗戰勝利後在台灣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經過這次學運，台北的大中院校湧現出一批積極骨幹。這次學運，可以說在社會上起了政治啟蒙作用，而對於其後的學運建立了一些基礎，積累了一些經驗和教訓。它是有其歷史意義和地位的政治事件。

今天，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美日進一步相勾結的極其危險的新動向。美國霸權主義在冷戰結束後，仍然為獨霸世界把日本緊緊地綁在其戰車上。美日又於1996年訂立「美日防衛合作」的新指針，把共同干涉、侵略的範圍擴大為包括中國領土台灣在內的所有「周邊地區」。新近美日又商定開展共同研究「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構想」（TMD）並計畫在二年左右完成。日本政府至今不認真正視其侵略戰爭的滔天罪行，不肯向受害國及其人民做出像樣的陪禮道歉，日本右派政治勢力已不甘心於日本只有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而為擠進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大肆活動。他們企圖重溫軍國主義的「輝煌夢」，年年參拜靖國神社，而最近在國會上又把「君之代」歌和「日之丸」旗強行通過為日本國歌和國旗。他們把無條件投降後訂立的和平憲法視為眼中釘，加以一步一步修改，恨不得把它扔進垃圾堆。美日相勾結的新動向，我們必須加以高度的關注和警惕。

【後記】

1.蔣渭川此人在這次學運中耍弄的手段，給我終身難忘的教訓。經濟上想利用他，卻在政治上被他大大地利用了。時至今日，我對他當時耍弄的兩面手法得到更多更深的掌握和瞭解。前幾年，我才在陳芳明所著《蔣渭川和他的時代》及其附冊中翻閱到蔣在這次學運中扮演的卑鄙角色的真面目。他表面上支持和協助學運，卻在背後與美國駐台領事館及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密切勾結並為如何對付學運而出謀劃策。蔣在事後還向他們謊報﹕學生遊行隊伍所以秩序井然，沒有包圍美國領事館行兇、沒有其他越軌暴力行動都是由於他的勸告並派數百名工人監導的結果等等。這是虛報功勞的無恥謊言。實際上，我們學生自治會領導並沒有包圍美國領事館行兇也沒有實行其他暴力的計畫。示威遊行完全是依照我們事前的安排，有秩序地進行的。由於蔣渭川積極為美國效勞，當時的美國駐台領事館柯爾等對蔣大為讚揚、推崇，蔣成為美國國務院所關注、欣賞的人物。這與後來蔣被起用為省民政廳長進而提升為內政部常務次長，看來有關。

我在抗議「澀谷事件」的學運中，上了蔣渭川的大當，說明當時政治上尚幼稚、不夠成熟的一個表現，是一個沈重而難忘的教訓。

2.據劉英昌說，這次學運後，三青團台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註﹕原台灣抗日義勇隊隊長、50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殺害），把劉叫去訓斥﹕你們給三青團製造了麻煩。實際上在訓話中有意透露警備司令部計畫抓劉和我的信息。李是從警備司令部發給三青團團部書記佘陽（註﹕監視李友邦的特務）的乙份秘密電報中獲知的。此密報被李的一個年輕秘書馬滿安收到譯出密碼內容後立即先交給李友邦閱知的。因此劉英昌從此離開三青團做生意躲避，我也躲幾天沒有到校。（註﹕台灣的三青團是在抗戰勝利後才成立，當時參加的大多數都是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

3.《沉屍流亡二二八》（藍博洲著）一書中對我的訪談錄中有關「澀谷事件」學運部分提到「……郭秀琮……吳克泰立即跑來找我，商討如何推動這項運動」的紀錄有誤（註﹕第76頁）。郭、吳兩人並沒有參與這次學運，他們是在學運之後才找我說﹕以後這類活動希望事前通通氣，借此文特此更正。

199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