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台灣，西向大陸

一、大陸政策的困擾

公元2000年適逢中華民國第二屆民選總統的選舉年，由於在新修的憲法之下，總統是主導國家大政方針的總決策者，而攸關中華民國生存與發展的大政方針以大陸政策、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為主，因此參與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其大陸政策、外交政策、國防政策自然是選民最關心的課題之一，其中最根本而又最關鍵的就是「大陸政策」，此一政策在國內爭議最多，也最易引起相互的質疑，因為在台灣討論大陸政策，常常受到內部三種因素的影響：

第一是族群困擾：在台灣的漢族人由於自大陸移民來台的時間不同，因此對大陸的情感也不一樣，正常而言，來台的第一二三代在庭訓、在家教的敦訓示之下，必然是十分懷念家鄉，年代再久遠一些，才逐步認同新土，對家鄉的情感才能轉為故鄉，這原本是十分正常的變化，不論對新來舊到的移民都是一樣。然而在台灣卻因為幾種因素的交錯，而逼使新舊移民的情感認同必須「扁平化」，一是蔣氏政權的統治，特別是統治政策中壓抑本土化發展的政策所招致的反感；二是現階段中共政權對台灣的打壓，特別是在國際間對台灣企圖在國際上自主門戶的努力這一方面的打壓，引起的反感；三是台灣內部的民主化，台灣快速的民主化過程中，引起個人內心不同程度的民粹心理，民粹是右傾反民主的表現，反映在現實就是「我最大」、「我才對」兩種心態，在此情況下，台灣的移民迅速地按先來後到的順序化分為本省、外省，而心態上則是本國、外國，特別是在討論到大陸問題時，這一群被視為「外人」的族群，自然就不被當成自己人，同樣地這一群「外人」也很難把另一群「人」視為自己人，從而本能地懷疑對方，甚至仇視對方，從而使得在台灣討論大陸政策（或稱中國政策）的空間是扭曲的，是情緒的。此一困擾每次遭逢政治權力重分配時就自然而然地發酵，增加了不同族群在制定大陸政策時的便利和顧慮。

第二是兩岸定位困擾：在台灣有關自我定位問題有二個困境，一個困境是自己是否是國家，另一個困境是我們與大陸的關係。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沒有轉變的是，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這一點在台灣是沒有懷疑的，事實上也不可能有懷疑，否則在台灣任何的政治活動就失去了基礎。關鍵是台澎金馬是否是中華民國的全部，而兩者的國家概念的發展是一個從排斥到接近到融合的過程，在蔣的時代是互斥的，在李時代李使之相融，所以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到中華民國的主權和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再到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此一發展的過程，在偷換概念上是十分成功的，但是明顯地帶來兩種困擾：一是憲法的困擾，顯然現實的政治認知和憲法的規定有明顯的落差，此一落差又囿於兩岸的格局不能修憲，也不敢修憲，只能聽任中華民國的硬性、成文憲法遭受民粹與情緒性的斫傷，得不到合理的解決；二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不能改的情況下，「兩岸定位」就產生困難，這也是台灣定位問題上的另一個困境。以目前政治學只有兩種方式可以定位，一是依憲法來定位，按憲法兩岸是「一個中國」，以此一個中國為中華民國，目前的中華民國下的兩岸政權是一種互斥式的定位。一是依非「一個中國」原則的定位，則是兩岸兩國，一邊一國。但是前一種方式，目前台灣不願接受，後一種則大陸不可能接受，於是以目前的政治學是很難為兩岸關係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定位，同時由於兩岸雙方無法得到互相接受的定位，因此台灣在國際上也同樣無法得到滿意的空間，於是就出現我們的自我定位和他人定位間的差距。自我定位越強、越急、越需要，相對的挫折也越重、越大、越悲情；對總統候選人來說，國家定位其實不是問題，因為參選就代表了其明確的國家定位，唯一的麻煩是兩岸定位，然而兩岸定位絕對不是任何一方可以自以為是的決定，否則除了自己覺得「爽」之外，不可能有好的結果。但是台灣的民眾並不能，或已不願意按此一正常的邏輯來思考問題解決之道，這就使得總統候選人一方面參加總統選舉，一方面還必須提出國家定位的說明，這種相互矛盾的現象。

第三是對國際形勢認知的落差：由於上述的心態不同，以及對兩岸定位認知不同，因此依此閱讀的國際情勢也就不同，而且都會將自己的意願讀進客觀的國際形勢之中，再以片面的或片段的證據，證明自己認知的正確性。以李登輝的「兩國論」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報紙媒體在刊登其他國家的反應時，就會出現依自己報社的立場來說明問題，這樣自然無法使得傾向不同見解的民眾能夠真正獲得全面的資訊，以便提供有傾向性、較情緒性的民眾有反省的機會。事實上，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自己有作為之後，就去注意、去閱讀國際形勢的回應，這就代表了我們的自我國家認同是需要國際對我們的贊同和承認，然而我們的政策作為，有許多又是完全不顧國際現實，故意和強權的認知相反，逆向而行，結果我們的政策是誘導人民喊爽，而不是引導人民去評估政策的可行性，因為是比「爽」的政策，結果就越來越是「空中樓閣」，也越來越不可行，而且進一步造成一種氣氛，只要是提出可行的政策就是討中共的好，怕中共，不愛台灣，不是台灣優先。反之，提出的主張越是強硬，才越是有人支持。在外面則要不是花錢買贊同，就是將責任推給中共打壓，有了此種方便的擋箭牌，就更可以強化喊爽的政策成為好的政策，並以之去解讀國際形勢。

二、評估方式

理解上述的政策困境，我們再來評估公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主要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就可以大致掌握下世紀初的兩岸關係。所謂主要候選人士是指，到目前為止在諸多的民調上比較領先的候選人；非主要候選人士是指在民調上太過落後，以致完全沒有當選機會的候選人，本文就不去討論其政策與主張。這樣本文所限定討論的範圍，就是宋楚瑜、陳水扁、連戰三組的大陸政策。

在評估的方法上，由於上述所論在台灣有關大陸政策的討論，經常伴隨著三種困擾，因此在政策的評估上，我們就必須重視每個人的大陸政策是否超越族群困擾，是否有利兩岸定位，是否真正、全面地閱讀國際形勢，而且能夠提出自己的戰略構想。

第一，所謂超越族群困擾：是指在大陸政策中承認台灣的不同族群，也承認彼此之間的差距和矛盾，然後利用我們的大陸政策將不同族群的差距和矛盾，轉而成為我們推動大陸政策，建構穩定的兩岸關係的有利因素，而且可以從兩個層次來利用此一優勢：一是中共所鼓吹的愛國主義層面，一是大陸地方官員十分關心鄉親故土。從中共愛國主義的層次而言，其主要的內容是民族大義、歷史責任、中國人的驕傲等等，其實中共之所以認為這些說詞可以打動台灣人心，也並不是空穴來風，愚不可及，因為他是將台灣人視為中國人，在中國人的社會化過程中，上述的價值當然是十分重要。在台灣有沒有視民族大義、歷史責任、中國人的驕傲為重要價值的族群呢？當然有，而我們的大陸政策是否有可能以這樣心態的台灣人民去推動大陸的民主化、推廣台灣經驗，並以此來檢證其是否真正愛台灣？果如此，則台灣有幸擁有大陸各省的移民，包括蒙古和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而他們因為有這一份中國人的情義，因此中共無法指責他們從事「和平演變」，事實上從他們也是誠心誠意希望中國能夠民主壯大。從地方層次而言，更可以運用我們各省的鄉親，能夠使用地方語言，因此能迅速地瞭解社會，瞭解地方，這樣當然是有利於台灣對中國的投資，擴大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佔有，所以台灣應該是慶幸我們擁有大陸各省分的移民，其他省分來台灣的人也必須慶幸，因為台灣的海島帶給我們敢於面對變化的勇氣和不斷拚搏的精神，因此我們在面對中共政權的壓力時，才有可能獲得越來越好的、越來越合理的價格。換言之，在他們的大陸政策中，是否能夠導使不同族群大家互相欣賞彼此在大陸政策上能夠發揮的長處，而不是去懷疑對方為我們自己所設定的短絀，這才是真正超越族群的大陸政策。

第二，是否有利兩岸定位：兩岸定位在目前的狀態下，根本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因為在目前的政治典範下，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我們可以詳細地討論出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方式，在何種程序下，我們可以與中共討論互相定位的問題；兩岸定位在本質是兩岸共同的事務，所以真正尋求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定位，是依靠協商機制，而不是片面的宣佈，片面宣佈的定位只會引起緊張、不安，特別是「兩國論」的宣佈，引起列強的反對，「兩國論」的宣佈，其實就和當年的反攻大陸一樣是一種自爽式的主張，不幸的是過去在極權政治的高壓下，或是如今則在民粹主義的高漲下，結果都對政策的合理性與否失去了討論的空間，特別在兩岸定位問題上形成口號主義，誰喊得凶，誰喊得早，誰就有市場，至於誰去實踐，如何實踐，則無人聞問，一旦有人質疑口號的空洞，在過去就抓起來，關起來，在現在則是利用各種場合丟帽子，或是寫信、寫電子信來羞辱，即使是在實施推行後完全的失敗，也可以簡單地推給中共，是「因為中共的打壓」、「因為中共的不理性」、「因為中共不民主」，有了這樣的擋箭牌，台灣需要理性，需要理智嗎？因此我們以為評估候選人的兩岸定位政策不是質問敢不敢講「台灣是一個國家」，而是要問說如何才能做到「我們心裡想的國家的定位」，反之候選人越是激情的、激動的去質問他人敢不敢講「國家定位」，恰恰代表了他的意見是做不到的，是自我安慰，是精神封鎖狀態的口號而已。換言之，台灣的選民如果要追求一個理性的、有利於兩岸的定位，就必須除了問我方應如何定位兩岸關係，立即再問如何能達到我方想要的定位，才能真正瞭解其政策。台灣菁英之士必須把對內政政策上的理性討論空間，轉移到外交與兩岸關係的討論，才能擺脫民粹的壓力，為台灣真正尋找一條具有可行性、合理性的定位方式，則兩岸之間的和平穩定才有可能的、可期的、可遇的。因此評估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可行性」是十分重要的標準。

第三，是否能有效運用國際形勢的變化，實踐其戰略規劃：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選民都可以從他們林林總總的政見背後，勾勒出他們為台灣在下一世紀的生存和發展所設計的戰略藍圖，不論其戰略藍圖為何，或是好是壞，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每位候選人的台灣戰略構想欲要落實的充分條件是能否洞悉國際的變局，能否在國際的變局察覺不利於台灣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因素。就洞悉國際變局而言，大家都知道在後冷戰的時代，世界的形勢出現重大的變化。從形勢變化而言，有人重視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勝利；有人認為未來世界會邁向一超多極的新世界；有人看到美國的獨霸；有人則重視中國的崛起。這些變化確實是並存的，但是也都是變化的，那一種力量是主要的力量，那一種力量目前是強勢，下一世紀有可能衰弱，這就涉及趨勢的判斷，也因此決定他們為台灣規劃戰略時所設定的依靠的力量和對抗的力量，或是政治的依靠力量，經濟的依靠力量，科技的依靠力量，文化的依靠力量等等。從國際局勢變化的內容來看，有人認為未來必定是以經貿為主題的經濟秩序、經濟安全，將大大取代既有的政治秩序、軍事安全為主軸的國際架構；有人則認為國際強權、政治角力仍將是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也有人則認為主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將逐步的削弱國家的權威性，民族國家在市場經濟巨大的驅力下有終結的趨勢；但也有人持反對的看法，他們認為全球化只是西化的新代名詞而已，事實上主權被侵犯的多為弱國、小國、第三世界的國家，而且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主權國家的數目恐怕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面對上述十分紛亂的世界格局，總統候選人能否真正展現智慧為台灣指出一條可以奮鬥打拚的道路呢？然而簡單地指出道路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負責任地指出困難所在。我們以為在國際形勢的變局中有利我們的因素，我們很容易體會、瞭解和利用，然而預先指出不利因素所在，則需要知識和勇氣，我們的計畫只有在清楚冷靜地看到困難，看到不利，才能自覺地、認真地、嚴肅地面對和處理困難，以期化解困難，甚至化阻力為助力，只有能全面地解讀國際局勢的變化，才能為台灣建構真正可行的戰略。

上述的評估標準基本上可以簡略為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對內：總統候選人在體會到台灣內部最大的隱憂是族群融合，則是否能以大陸政策此一最容易令人疑心的政策來促進族群的融合。

第二個面向是兩岸：總統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必須在保衛台灣之餘，表現出有能力透過台灣的大陸政策來促進兩岸的和平，所以大陸政策中涉及兩岸的部份，其可行性就十分重要。

第三個面向是戰略：總統是國家掌舵的候選人，必須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有其戰略設計，而此一設計的可行性就建立在對國際局勢的全面性和本質性的把握，而大陸政策又是實踐國家戰略構想的最重要政策之一，也是與國家戰略構想牽連最廣、最深的政策之一，故而大陸政策的設計就可以表現出候選人對國際形勢的認知。

三、總統候選人之大陸政策評介

（一）連蕭組之大陸政策

1.內容：

連蕭組合為目前執政黨推出的候選人，長期以來國民黨的大陸政策基本上是李登輝個人意志的體現，而連蕭組又是李欽點的接班人，因此在理論上來說，連蕭的大陸政策在理念上應該和李沒有太大的差距，因此到目前為止連蕭組也沒有提出他們的大陸政策白皮書，似乎也可以印證了「李規連隨」的說法和印象。然而再深入一些閱讀以往的資料，我們還是可以印證李、連之間在大陸政策上似乎仍有其差異。

我們以1999年4月國統會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時，總統府發了李、連各一份的新聞稿，在其中就有四點是明顯相反之處：「第一、李說『雙贏想法不能發揮作用』，連說『共利互惠』、『雙贏』新局；第二、李說『戒急用忍』，連說：『協助大陸進行若干政經改革』；第三、李說『恢復制度性協商』，連說『終止兩岸敵對狀態，促進台海安全情勢之發展方向，為我們首要考慮』；第四、李使用『兩岸中國人』，連用『一個分治的中國』。」

我們再以連戰先生在12月3日提出的「若當選總統，願赴大陸訪問」的談話來看，也和李的想法有一定的差距。例如李曾說中共最怕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但連強調自己的三不，「不統、不獨、不對立」；李強調「戒急用忍」，連提倡「要和平，要交流，要雙贏」；李主張的「兩國論」，連有二種反映：一是主張把「主權」爭議放在一旁（即擱置主權爭議），但在同一個訪問連又贊成了李的特殊國與國的表述方法，而且強調我方絕不會撤回此一觀點。足見連在此「兩國論」的立場也有一定程度的模糊，不過他也強調表示，「只要雙方能站在對等立場，進行互惠務實的討論，我們都非常願意」。從字面意義來看這些話，基本上就和李的兩岸關係的立基點是不同的。

同時連也說，他一直主張要以對等、和平、進步、繁榮為推動兩岸關係原則，以達成「雙贏」為目標，而此一結果對國際社會更是各方均能「獲益」。這代表連戰先生也注意到兩岸關係對國際關係層面的影響。

2.評述：

細讀上述的資料，敏感的人仍然可以感覺出連、蕭組的謹慎，而又急於區隔的困境，特別李是大陸政策的決策者，蕭又是大陸政策的執行者，因此明顯的超越或反對，必然造成反噬的效果。事實上，連在大陸政策上原來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法中，大陸政策將比較傾向：一是為兩岸關係中台灣的對等、尊嚴而鬥爭，比較不是李登輝的為對抗而挑釁；二是比較沒有日本情結，因而不會像李登輝一樣不知不覺地就立足在日本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政策；三是企圖在他祖父連雅堂高度的中華民族精神和李登輝所創造的台灣民粹主義之間尋找一個中間路線。然而在李的黨主席和蕭的副手夾擊下，連的大陸政策很難在李的強悍作風下獲得完整的實現，而且在現階段連更是根據李登輝立場來解釋他自己的善意和誠意，因此往往就不容易看到真正屬於連自己的想法。

（二）陳、呂組之大陸政策

1.內容：

陳呂組是民進黨所推出的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因此其大陸政策（該黨稱「中國政策」）自然帶有原本民進黨的色彩，以下區分為三大部分：

其最突出的部份是將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進一步推至「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而且明言「特殊關係」可能對現狀造成改變，而陳企圖在這樣的立場和基礎上來開展與大陸的互動機制和經貿關係。

其次，經由「全方位」、「多管道」的「對話和協商」來建立穩定的互動機制，協助中國政治民主化。陳的大陸政策在這一部份展現方法和技術上的彈性和議題上的可能性，然而又為了不被人認為是「大膽西進」的翻版，因此在彈性和可能性上又處處強調「兩國」的基礎。相對而言，陳所苦心設計的彈性和可能性也就變成與兩國立場相對立、相抵銷的設計。特別是協助或鼓勵中國民主化，陳的建議看似有新意，其實各項建議都是目前陸委會或部份民間目前已開始的工作。

其三是發展經貿合作。在這一部份，陳也提出不少的想法，基本上比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的保守經濟的立場有所前進，李的想法是一種傳統的保有儲蓄式的安全觀，而陳的想法則進一步為安全和發展相互辯證的安全觀，換言之，有防衛的、保守的安全措施，同時也不反對進軍大陸發展和增加台灣的籌碼來增加安全。

陳最後希望他的政策白皮書，能做到「能堅持立場，而又不至於保守頑固；能發揮創意，而又不至於大膽跳躍；能本能民意，而又不至於空洞貧乏，推卸責任」，以便在矛盾中追求和諧，在衝突中建立秩序。

2.評述：

大部份對兩岸關係稍有研究的，稍有涉獵的人士都能感覺到，以陳的「兩國特殊關係」為立場，則其他的辦法再有可能性和發展性也無法實現。其實真正的問題還在於陳的立場和邏輯，其實與中共的立場和邏輯在方法是完全一樣。陳認為「國家主權不應成為談判標的」，這和中共堅持兩岸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談判是完全一樣的邏輯，只是立場的不同而已。台灣方面一直認為中共使用的是舊的觀念，舊的思維（《中國時報》，民國88年12月7日，6版），殊不知台灣如果不是以舊的思維──國家，來維護台灣的主權，則台灣的主權用什麼來維護呢？所以台灣的真正問題不在於中共是否接受，而在於自身的邏輯是矛盾的。如果同樣是以舊思維的話，我們反而可以說一九九二年兩岸所達成的默契「一個中國原則，內容暫不論述」或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正是表現了新的思維，只是後來兩岸在互不信任的情況，又都退到舊的主權觀。

其次，90年代以後的台灣常常容易表現出兩種心態，一種是經濟的暴發戶，一種是民主的暴發戶。前者表現在台灣個別的人和台灣的「務實」外交上，大家已經十分清楚，而後者則是我們一天到晚掛在嘴上的「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因此處處想要以民主經驗去教導別人。然而如果民主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則中共應該模仿是同樣規模的美國、加拿大，而非學美式民主的台灣，何況台灣目前只是實行了民主的初級階段，因此仍然停留在一是將民主唯選舉化，一是將民主理解為多數決定的階段。這種對民主的理解或實踐，都是片面的、初始的，台灣以此種民主經驗去指導別人，就好像是當了「模範生」，就以為可以直接當老師一樣。至於陳所說的「如何改變集權體制，民進黨的經驗相當豐富」的話，恐怕更是忘記共黨是打倒集體體制的祖師爺，只是打倒集權之後，中共自己實施了更高明的極權政治。而且民進黨在80年代的反國民黨運動中，許多動員群眾、政治鬥爭的技巧還是師法共黨地下黨鬥爭的技巧，至於大陸的民運人士他們反對中共的經驗，也決不需民進黨來教，至多是交換心得而已。

其三，我們以為在經貿政策，陳對大陸的經貿和科技發展恐怕也有加強認識的必要，那種總是以為大陸是技術落後，自己掌握關鍵保持差距的經貿構想，才是真正反應出傳統的經貿思考。未來的經貿應是全球分工的時代，所謂依賴是依相互的表現，即在某些技術上是甲依賴乙，某些技術則反之，台灣斷無可能「造成中國對我方的技術依賴」的結果，兩岸經貿只能表現為各自選項擇優分工合作而已。而陳的類似思考基本是由立足台灣優先，和對大陸不夠瞭解的基礎上。前者當然是完全正確的立場，但是如果愛台灣、台灣優先，而立足在不理解大陸的基礎，那麼「愛」和「優先」除了表現為口號、情緒之外，真正的意義就十分有限了。

（三）宋張組之大陸政策

1.內容：

宋張組是獨立候選人，由於宋的省籍障礙，使得宋的大陸政策與陳的大陸政策必然受到外界最嚴格的審查標準，又因為宋一直以「尊李」為選舉的招數之一，同樣宋自己也在國民黨內擔任領導的職務，因此宋的困境是對現行的大陸政策不能全面否認，但又必須有重大區隔。而以台灣目前的內外環境，想要在大陸政策上既能安內（滿足台灣民粹思考），又能攘外（有效與中共維持和平關係，以及滿足國際社會對此一地區和平的強烈要求），其實並不可能，因此宋的大陸政策首先就不得不對民粹思考加以滿足，但又不能完全照搬李登輝的講話，因為李的講法是絕對無法攘外，因此在滿足「立場突出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及強調堅持兩岸互不隸屬」，至於兩岸定位則必須談判，而且台灣的談判議題、內容、方式、立場等必須經由宋所謂三個機制來建立，以杜絕所謂「賣台」的可能性。

其次，在「戒急用忍」、「三通」等議題上，宋則主張在保障台灣安全前提下，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類似的說法其實三組人馬均無差別。因為這是台灣內外環境的特殊結構所造成的，所以只要是不故意抹黑，就會發現三組候選人在這一方的大陸政策是雷同的。換言之，大家都開始認識台灣安全議題，除了李的干涉交流，溫室保護的安全觀之外，當然也還有以發展為主軸來思考的安全觀。

其三，在兩岸外交政策：宋對目前的務實外交頗多批評，在宋5月初的演講中（《聯合報》，民國88年5月3日）提及「我們的大陸政策必須因應國際大情勢，有所變，有所不變，但變與不變，絕對是以人民福祉為指標，以台灣優先為南針。」又說「我們絕不能一廂情願的認為美國一定會幫助我們，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與國際主流價值背道而馳，就不可能得到國際奧援，因此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台灣有責任，同樣的，台灣也有責任不讓我們友邦捲入不必要的是非爭議當中。」這說明了宋在看待和處理兩岸關係時，除了台灣優先的考量之外，國際、亞太，特別是美國的看法想法也是同等重要。宋認為透過我們幫別人想，才能真正促使別人來奧援我們，此種思考顯然是為了破除台灣在李的領導下成為「麻煩製造者」的形象，成為國際社會建設性的參與者的角色。事實上，台灣若有能力營造和平的兩岸關係，以此作為參與國際的籌碼和資本，肯定比粗俗使用金錢進入國際社會，其價值將高得多。

總之，宋的大陸政策基本主軸是既崇李、又批李，崇李是以對台灣民主的努力為基礎，批李也以現階段民間的否定為藍本，在批的技術上則是接過李的批評，順勢打連，換言之，宋掌握台灣後李時代的特徵──李登輝已大幅退燒，又未全消的社會情境，而能靈活使用人民的政治言語來表述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就是宋的高明之處。

2.評述：

從宋張組的大陸政策來看，凸顯了以下的特點：

一是原則與現實相結合的國家定位：在國家定位上十分明確而清楚，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至於兩岸關係的定位，則只強調為「特殊關係」，何以宋不說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看來宋在瞭解美、日反應和國際的形勢之後，所提出的想法，顯然由於美方對李的「兩國論」頗有微詞，更不必提中共的反應，因此保留的「特殊關係」，確立「互不隸屬」來代替「國與國」的描述，以便國際上能有較高的接受度，而以台灣目前的處境來看，任何的想法，勢必贏得國際的同情才有可能成為台灣反擊中共威脅的籌碼，何況兩岸關係的定位是必須由兩岸共同協商，才能得到一個兩岸共同接受的方式，這才是真正建立穩定、和平兩岸新關係的真正可行之策，然而這種「自我定位明確，兩岸定位待談」的方式，在台灣內部似乎必不討好，反而是備受質疑。

二是民粹精神與菁英主義相結合：宋在1999年5月初的公開演講中，曾經提出所謂「三個機制」的構想：共識機制、協議機制、民意驗證機制，此三個機制中，前面二個機制都是菁英階層的努力，而特點在於超黨派菁英的共同參與，先有共識再啟談判，談判之後的結論尚須民意機構的驗證，而最後的這一部份則是民粹，因為宋的說法，初步協議必須經由台灣民間深入瞭解，理性的辯證，表示態度之後，再經法律程序完成之，這種菁英與民粹相結合的態度，充滿了政治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其可行仍待評估。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台灣目前的各黨各派和各種意見的社會菁英，想要經由由下而上的方式凝聚共識，並不容易。以「兩國論」來看，自己的國家地位都沒有問題（當然建國黨人士除外），此一共識用之於兩岸則出現分歧。以三組競選人馬來看，連是搖擺地支持「兩國論」，扁是超前到「兩國特殊論」，而宋是明確的「特殊論」，分歧就在於兩岸定位上。因此目前的台灣的問題在於如何將消極的共識「積極化」，而積極化的根源不在於面對中共的辦法為何，而在國內仍有十分強烈的省籍和統獨猜忌，因此，菁英之間若能卻除疑慮，共識的建立就不是難事；二是在此一機制的設計欠缺一個防備機制，萬一在兩岸初步協議達成之後，而不能通過民意驗證，又該如何處理呢？我們如果樂觀地假設此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則最後的機制功能只在教育民意，而非參與機制，反之，我們肯定民眾參與的必要，就必須在設計有所防範，以免屆時發生運作的困難。

其三，宋在利用兩岸關係為槓桿，以便進入國際社會的想法，比李的「務實（金錢實力）外交」應該說是比較具有戰略思考，因為這是對各方均有利的辦法，畢竟撒錢不可能買「原則」，只能買跟班，但是和平的創造者則有可能贏得朋友，贏得長久的價值。然而問題也在於難度極高，以台灣的力量想要達到，並不容易，特別是在中共對台灣的主導者仍有高度懷疑之際，這樣的工作如何實踐，這是最令外界好奇之所在。

四、總批判

（一）分別評估：

我們依照前節所述「融合性」、「可行性」、「戰略性」三者，分別觀察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大致的印象如下：

首先是「融合性」的評估：從融合的過程來看，其實就是建立「共識」的過程。在連的講話和訪問稿中，沒有提及此一問題，至於其他地方是否提及，我們並不知道，但是從大陸政策的角度，似乎連蕭組並沒有朝這一方面思考，其實這也多少代表了連自己半山的身份背景，也不容易感覺到問題的突然和複雜。在扁的白皮書曾提及「台灣內部確立並維護主權完整的共識，卻未能完整的凝聚起來」，這裡所謂未能完整的凝聚起來，顯然是指非省籍的人士對「維護主權的共識」。在白皮書中提及「建立國家定位的共識，將是我國擬定乃至執行任何政策的基礎工程」，但是如何建立共識，在白皮書中提及「作為國家領導人必須充分發揮國民意見最終整合者的功能」。換言之，此一整合共識的任務是由國家領導人來作，但如果比照李登輝的統治過程來看，似乎效果有限。在宋的講演中提及共識建立的機制，然而類似的方法在1996年底的國家發展會議不是也作過嗎？特別在兩岸組不是也達成了多項共識嗎？然而仍然無法對內消除血統論的懷疑，對外不足以進取大陸。因此在「融合性」的部份，三位候選人重視的程度各有不同，方案也不同，不過迄今仍難預測他們的辦法是否能為台灣這樣一個有統獨糾葛，有省籍情結的複雜政治生態，提供有效的化解之道。

其次是「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與否應該是針對其目的性而設，假如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其目的只在於對內宣示，真正認為「即便我們的國家地位不被國際強權普遍承認，但這並無損於國家已存在的事實」（陳水扁白皮書）的話，換言之，大陸政策只要講得台灣民眾聽得爽就好了。那麼可行性的排序是兩國特殊關係→特殊國與國關係→特殊關係；然而依照目前台灣的思維方式，則大陸政策就是兩岸政策的方式來理解的話，則評估可行性的標準是能否為台灣帶來尊嚴與和平，在台灣並未認真討論，一旦「尊嚴」和「和平」兩者不可得兼之時，何者為先？假如台灣共識的答案是尊嚴優先，則同樣可以適用前者的排序，反之如果是和平優先，其可行性的排序關係有可能正好相反，即為特殊關係→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特殊關係，之所以出現相反的排序，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模糊性」，而是就其可能性而言，特殊關係在三種關係中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種，因為它可以包含另外的二種定位方式。因此所謂「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台灣的民粹主義走向來決定。「可行性」評估的另一個重點在立足於我們對中共的瞭解程度。首先必須破除一種心態，即理解中共就是遷就中共，甚至是順從中共。理解的目的在於增加自己的行動選擇，提升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從此一角度來看連、宋的白皮書中，我們無法測知他們的理解程度，但是陳水扁的白皮書就中共的能力和決心，存有較大的不瞭解，這就使得陳的白皮書多了一份政治浪漫主義的色彩。

其三是「戰略性」評估：戰略性也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從國際看台灣，另一是如何從台灣去看國際。由前者而言，三位候選人都是從民主的角度來解讀國際，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台灣的同情和支持，不過宋的講演也提到國際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問題；連在近日的講演（《中國時報》，1999,12,9），提及台灣必須發展遠程地對地飛彈的問題，似乎也感受到國際現實主義的可能性；而陳的白皮書中也強調兩岸信心建立機制（CBM）的問題，似乎也有類似對國際現實主義的憂慮。然而在三人之中還是很明顯透露對現實主義作用的評估不同，宋與扁得出的結論比較以「和平」建構者的角色來因應現實主義，而連的作為比較以嚇阻的模式來追求和平，但這與連的一貫講法有落差，看起來競選的語言的成分大一些。在從台灣看國際的部份，關鍵是勾畫下一世紀的台灣戰略藍圖，這一部份真正有藍圖是另一位寂寞的總統參選人許信良先生，然而即使是許先生的設計的戰略構想和三位候選人的國家戰略，亦然是地理的、地緣的一度空間或兩度空間的戰略觀而已。面對未來三度、四度空間的戰略規則完全沒有觸及，甚至連90年代初的「亞運中心」的設計，在當時可以稱得上具有一定的戰略眼光之外，不過這一部份設計在九六年也被李登輝加以阻撓，在時間上、效率上都出現問題，如今再啟動，恐怕已經不是上海的對手了，因此這一部份三位候選人都有加強的必要。

（二）綜合評估：

第一：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在台灣的政經結構下，其實很難有大差別，多半只能作周邊的部份增刪、修改而已，這是無可奈何的情勢，這也凸顯了台灣的本錢有限，因此這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其實不在於他的政策理念，而在於政策的推動，因此無所謂誰抄誰的政策，其實互抄的越多，應該代表越有共識才好。如果大家能從此一面向來看，就不必為了些許的不同或相同而大打口水戰了。

第二：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都有其搖擺的一面，這種搖擺可以肯定的說是為了選舉，而非真正的改變，我們想要瞭解一個人的政治立場，還必須去閱讀他們在非選舉時的一言一行，才能有所把握，既然如此何以這些候選人仍然以搖擺的方式來模糊他們真正立場呢？這就是因為三位候選人都受了李登輝的影響，把原來對大陸的大陸政策變成對內宣示性高於對外可行性的政策，因此大陸政策提出的目的在於迎合民粹，而不在於對外的可行與否，由於對外的可行性低，因此也可以反過來把不可行的責任推在對方，又得於更加對內宣示的必要，此一影響在近十年以來，每逢選舉就會強化一次，以致積重難返，積非成是，這使得不搖擺、不模糊就沒有選票。

第三：三位候選人的大陸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都可能異化為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的絆腳石，正由於上述李登輝情結的影響未消，兩岸的仇視未減，兩岸的互信未立，因此也強化了台灣「大陸政策」的措施，從防衛性邁向敵對性，從保護性變成歧視性。當然中共的對台政策也有問題，他們只有統一的夢想，沒有實踐的構想，因此很容易受刺激，受刺激就有反應，越刺激則反應越激烈，其結果促使大陸政策和對台政策充滿了美麗的辭藻和浪漫的期待，卻建構出緊張、敵對、仇恨的兩岸關係，兩岸如果不能從這一個角度認真反省，嚴肅檢討，則兩岸關係勢必無法依人們意志來穩定的建構起來。

五、結 論

評估總統候選人的大陸政策，本文採取用「融合性」、「可行性」、「戰略性」的角度來評估。從結果來看，三人之間的差異其實不如三陣營的「口水戰」所呈現的差異，而且三人的大陸政策都存在強烈的「對內宣示性」，而且在不同程度都出現其搖擺的特徵。之所以出現這種雷同性，其實和台灣的內、外環境的制約有很大關係，因此也不可能存有巨大落差的空間。

因此選民不妨從候選人的日常言行的一致性和一貫性來評價，候選人的意見選擇是一時的，人的一致性才是真實的；其次我們也應該比照李登輝在1996年競選時在大陸政策方面開出的支票、國際外交方面開出的支票，其兌現的程度來預測上述的候選人現在的承諾，才是比較妥善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