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法西斯」意識的復甦

通過《海外派兵案》的經過

雖然被人民以「將引導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而極力反對，但日本的《海外派兵案》仍然在經過所謂「解釋修憲」手續後獲得國會通過，也使得日本今後終得為「積極、主動的和平主義」與「保障國際安全」而正式派兵海外。

在此首先說明有關背景資料。

所謂聯合國「和平維持行動」就是聯合國為平靜紛爭地區而介入的各種活動，其介入形式可能：

▲派出「和平維持部隊」－－以隔離交戰部隊與恢復其國內治安為目的。

▲派遣「停戰監視團」－－以調查有關違反停戰事項為目的。

▲派遣「選舉監視團」－－以監視選舉公正性為目的，以及其他等等。

「和平維持部隊」和「聯合國部隊」的差異，在於前者不得行使武力，也就是說，它不可能為了維持或恢復和平、安全而對侵略國採取強制行為。

事實上，聯合國憲章內根本沒有有關「和平維持行動」的明文規定，不過，由於其對世界和平的卓越貢獻，它仍然於1988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此外，因為它是在因應必要、緊急狀態下被迫產生的行動，所以，經驗、習慣、以及嘗試錯誤的教訓，都是「和平維持行動」的主要行動依據。

日本政府為使自衛隊能夠參加和平維持行動在1990年10月的國會臨時會中提出了《聯合國和平協力案》。不過，由於案中有關派遣自衛隊到海外的理由，以及自衛隊參加「和平維持行動」後的活動範圍等，都受到在野黨強烈質疑，且海部首相有擴大解釋憲法以使「集體自衛權」合法化之嫌，因此該案最後遭到否決。

隨後，執政的自民黨又於1991年1月開始的會期，與在野的公明、民社兩黨協商提出了新的「和平維持行動」案，此案因為持有「國防貢獻」的偉大理由，以及受到占國會多數的自、公、民三黨支持，一時之間，媒體紛紛認為此案會順利通過，沒想到最後，該案卻因多數派過於強硬的作風而再遭否決。

由於二次大戰後的40年來，日本自衛隊是在運用「零星突破」與「既成事實」的策略下，艱苦地成長，因此，第二次海外派兵案推動者的用意就在於結合「國際貢獻論」和「自衛隊活用論」，利用波斯灣戰後情勢突破憲法禁忌。更進一步地說，日本政府意圖打著參加「和平維持行動」的名號，使其包括自衛隊海外派兵、行使武力、以及參加集團自衛權等「戰後政治總決算」行動得以合法化，他們認為只要憑恃著「國際貢獻」理論與新的憲法解釋，就可以取消原來憲法限制。

日本人民在第二次「海外派兵」案提出之時，雖因同意其「國際貢獻」口號而加以支持，但是人民心中的「國際貢獻」，意味的是：「在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社會上，以和平憲法精神擔起應有的責任，並從事服務」。然而，海外派兵案既是建於「波斯灣戰後情勢」及「自衛隊運用」的基礎，難免就「有多國軍隊協力」的意味，而與聯合國和平維持行動有所差距，加上眾議院國際和平協力委員會動用強力表決通過海外派兵案，自然使得本非無條件支持的人民與輿論頓時嘩然，並導致眾議院中贊成、反對勢力強弱逆轉，自、公、民三黨協議因此宣告瓦解，於是第二次的海外派兵案再遭否決。

第三次，也就是這次的海外派兵案，是經過參議院修正後才獲通過。提案的自民黨原意在派遣自衛隊出國，但參議院修正案則決議以政府提供支援的方式，改派民間團體參與海外派兵案－－即政府只能招募一批非軍人，授與其武裝以執行任務；至於自衛隊的加入海外派兵案，則遭到凍結。

憲法當然不是絕對不能修改。以現在的日本憲法，尤其是就第九條「非軍事化思想」而言，雖然是曾為戰爭罪魁之日本，明確宣佈不求國際社會軍事霸權的和平憲法，但是憲法中卻未明訂，一旦有類似過去日本侵略國家出現、或如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決定以武力制裁侵略國家時，日本該如何因應配合。因此，憲法第九條的「非軍事化思想」和「與國際協力解決紛爭」間，似乎正是日本憲法的空白地帶，有增修的必要。

雖然如此，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憲法所規定的本是政府該做與不該做的事，因此，如果政府每每都以擴大解釋等方法，使其政策得以合法化，那麼憲法不就成為毫無作用的廢紙！

總括來看，日本政府以「解釋修憲」的「壓霸」手段，先是成立自衛隊，現則據以通過修正後的海外派兵案，日本政府這種一而再，再而三不擇手段的積極行動，究竟居心何在？

日本的「歷史健忘症」和「戰後故事」

無論是日本這個國家、民族或個人，都傾向於以「故事」的形態，為自己在歷史中定位，同時滿足「自我認同」的慾望，因此，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就創造了這樣一個故事，但是這個故事一開始就扭曲了歷史－－故事中，實際上是大戰最大犧牲者的亞洲其他國家與人民，只是毫不重要的「背景」，而日本國土才是故事中的戰場所在，至於美日戰爭，則被提升為故事中心焦點。

同時，自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在日本政府有系統低調的處理下，逐漸饃糊，因此，無論是教科書、文學作品或電影電視創作，都被政府有效地介入，舉例而言，凡對日本形象特別不利的歷史情節，在戰爭悲劇中，都被輕描淡寫地淡化。

到底日本是如何創造出這個故事來的呢？明顯地，和日本人民處在美國巨大陰影下的體驗與意識型態有極大關聯。

草根法西斯

就歷史事實而言，在15年的戰爭（日本侵略東北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人民並不全然是聽從軍國主義者命令而戰。實際上，為著「民族共同體的命運」，大部份日本人民的心態和軍國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且不論在戰場或後方，人民的好戰意識，已因中日數年戰爭經驗的洗禮，升高成為不亞於政府與軍部的「草根法西斯」了。所以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日本天皇「詔勒」中，不僅指稱「百僚有司」，連「眾庶」也「億兆一心」，其「以國家總力來戰」的說法，並不完全是假造的。而且，若不是國家主義思想已滲透到社會底層成為「草根法西斯」，當時的戰時體制應無法持續那麼久。

這種人民的「草根法西斯」意識，雖經過戰敗的打擊，但並未徹底崩潰，甚至還一直頑強地存在於人們的深層意識中。

當然，人民的「草根法西斯」意識，在日本的戰敗和帝國崩潰的空虛下，已逐漸式微，取代的則是戰後民主主義的興起。然而，日本人民對民主主義的支持並非來自於對戰爭責任的自我檢討，因此，以大和民族為中心的戰爭觀、亞洲觀、和天皇觀，實際上仍以另一種形式留存下來。

戰後故事

在另一方面，不拘泥於過去的「向前看清算主義」，使原先分散於社會，而後回流至社會團體的支持國家主義力量，集中於生產力的重建－－特別是集中於隸屬國家、個人矛盾緩衝地帶至企業上，於是，這股驚人的力量膨脹創造了日本企業的成長神話，並將過去醜陋的歷史，隱藏於不為人知的角落，這就是日本的「歷史健忘症」。

日本戰後的發展趨勢，非常符合美國的佔領計劃，以及其對日本期待的形象。

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重視的是其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目標，而絕非殖民地的民族自決或獨立，因此美國早已意識：解決擁有豐富資源的亞洲地區鬥爭，是極重要的事。然而，美國所殷切期待的中國國民黨，因抵擋不住中國人民力量而崩潰，日本的重建成績，也不怎麼出色，一時之間，美國在亞洲的基礎為之動搖。不過，韓戰以及美國在戰場上的失利，突顯了日本在戰略與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使得美國再次積極地利用國際冷戰與反共主義，寄望使日本的重建，足以建立「美國化＝近代化」的形象。

日本在戰後所達成的經濟與技術成就，就是在這些條件下促成，而這些條件也有助於日本建構出具「歷史健忘症」和「捨棄亞洲」性格的以下故事：

（一）近代日本原有的民主性格，由於十五年的戰爭而暫時脫軌，但是戰敗後的民主化已使其民主性格復甦。

這種解釋，有助於日本克服其在近代史上，永遠無法抹掉的污點缺陷（即日本的成長發展，與其對亞洲侵略的因果關係）。

（二）至少，比起德國而言，日本對戰爭責任的反省是非常不徹底的。

－－戰爭責任及其他相關問題，也就在類似的解釋下被輕描淡寫地避過。

（三）日本戰後的近代化＝美國化。

－－這就是日本第二次「脫亞入歐」的完成。

於是，日本自己放棄了被接納於戰後亞洲世界的可能性，並將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歸因為「活用西歐模式」的成功，也使得日本和亞洲各國間的距離拉得更長。換句話說，認同第一世界（而非第三世界），已成為日本的進路。

「草根法西斯」的復甦和新的日本故事

日本的戰後故事，借用一位美國著名之日本研究者的話，是由「美國的日本」和「日本的日本」合作產生，這也是在冷戰情勢下才可能出現的「美日蜜月期產物」。因此，一旦冷戰結束，日本的故事頓時出現裂痕－－企業競爭力降低的美國，不斷對日本施加壓力，且美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愈來愈高；同樣地，日本的「反美」情緒也高漲起來，連政府也不甘處於一再挨打的局面，而於最近以強烈措詞提出反擊。

蘇聯的崩潰引發了民族主義風暴，而歐共體的統合與北美自由貿易圈的成立，均證明了地域主義與國家利益至上觀念的抬頭。正如美日貿易糾紛所顯示，「自由」貿易將越來越受到「管理」，國際貿易不可能再維持安穩的局面。這種國際社會的分裂與離心潮流，促使日本不得不檢討其世界戰略，或是其在國際社會上的認同問題。換言之，「戰後故事」已達終點，日本不得不加以修正，讓由「美國的日本」和「日本的日本」所構成的故事中將「日本的日本」獨立起來，邁步前行。不過這「日本的日本」，是否會像過去高唱「大東亞共榮圈」時，進一步要求有「日本的亞洲」，已引起亞洲各國高度的關切。

日本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位，就在這場戰火中身受其害者而言，實在是種諷剌。而美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曾說：「太平洋戰爭結束時，美國絕對是勝利者；但自1970年以後，就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則是長期的、最大的挫敗者。」這個論點在冷戰結束、波斯灣戰爭後，更顯真實。

當初因戰敗而衰弱的日本，卻得以避開在軍事上花大筆冤枉錢，也因此獲得了比「劍」還能長久保存的財富與力量，所以，日本等於因戰敗而成功地建立了「大東亞共榮圈」。

由美國歷史學家提出，屬於「修正主義學派」的「太平洋戰爭修正史觀」，進一步支持了以上的論調。這一派的學者主張：美國的帝國主義，才是使日本攻擊珍珠港的元兇，因此，美國必須負起「被動侵略」的責任。

如果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依邏輯必然可推論出如「日本軍國主義無罪論」與「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結論，因此將1943年惡名昭彰的「大東亞會議」當作「黎明世紀之開始」的論調出現，自然也不足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戰敗而暫時潛伏的「草根法西斯」意識，現在似乎利用歷史觀的逆轉，準備創造出新的「日本故事」，而類似「日本的政策自戰前至今，都具有一貫性，且現在已告成功」的主張，也正得勢。這樣的趨勢走向，可能意味著「以日本主義為中心的泛亞細亞主義，可以克服並超越西歐文明所面臨的困境之類想法，將趁著社會主義體製出現危機，美國凋落，日本抬頭等世界情勢大變動時，以更普遍的形式興起。這樣的想法不但突破「戰後故事」對日本的發展限制，與戰時的「草根法西斯」意識實際上已相差不遠了。

國際間的紛爭，幾乎都與貧困有所牽連，而第三世界的環境破壞更肇因於此。因此，日本若真想對國際有所貢獻，以其身為經濟大國的雄厚資本，不但可大大發揮，更有事半功倍之效。但是日本並不作此想，反而急於派兵海外。

從表面上看來，日本已成為經濟大國，自然想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列，以便提高其國際影響力、增強其國際發言份量，並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也因此，日本才處心積慮地想突破憲法的束縛，使自衛隊能跨出日本的大門。

可是，日本軍隊曾經蹂躪了整個亞洲，儘管此事已經過四十多年的歲月，但亞洲他國人民所遭受的慘痛經驗，仍然深植於心中，因此大都不願見到日軍的復出。

我們無法相信日本會毫不在意亞洲他國對海外派兵案的反應。但日本竟敢在亞洲他國人民還不敢相信日本有真正悔過心意，未能全然諒解前，毅然地作派兵決定，其背後必然有特別的意識型態給予日本人民強力的支持－－這就是雖然經過修正包裝，但本質仍保持不變的「草根法西斯」意識。不然的話一向積極主張突破憲法禁忌的自民黨，也無法持續保持一黨獨大的局面，而得以長期執政了。

亞洲人民之恨

過去高唱「共享萬邦光榮之樂」的「大東亞共榮圈」，是打著泛亞主義的旗幟，主張將白人帝國逐出亞洲，同時依據「皇道之大精神」，以建設「八紘一宇」的「共榮共存新秩序」。因此，為達到此目的而發動的「聖戰」，其層次更被日本人提升至「舊秩序與新秩序、文明與文明、種族與種族」之間的「兩個世界的永久戰爭」。

如眾所知，這一誇大的宣傳，不但抓住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更多的日本人民，也由於戰爭初期的連連勝利，而被鼓舞、煽動起來。

我們不能否認，太平洋戰爭是一次交戰國雙方都互相指責「非文明」、「侵略」、「殘忍」、且帶有「種族對立」色彩的戰爭。不過，此次戰爭的源起，實際上是日本為脫離中日戰爭長期困境所發動的。因此，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粗糙的、大和民族中心的世界政策，也是大和民族以支配者心態，計劃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均「君臨」於亞洲「劣等」民族之上的不平等階層秩序。

新帝國的日本支配者，是以亞洲主義、民族合作、掃除白人支配等口號，利用民族間矛盾分化各國的手段，達成成為支配者的目的。所以，不亞於歐美殖民支配的種族主義、大和民族中心主義，都是共榮圈內部用以分層分級的工具。這也就形成了依賴理論典型的「中心－邊陲」關係，而這一關係，更是帝國臣民內部階級鮮明殘酷秩序的擴大－－在大和民族和其他，如被歧視的部落區，北海道矮奴、庫頁島原住民、琉球野人、殖民地的朝鮮人、以及台灣人等之間，形成了支配－被支配的秩序。

這一層壓迫一層的關係，使得「天皇股肱之臣」中，存在有比軍用馬匹還低級的階層－－例如被編入最低層的殖民地人，或是戰時在聯軍俘虜營中擔任監視任務，戰後卻被判為B、C級戰犯的朝鮮軍人。

這些隸屬於最低階級的人民，是共榮圈種族歧視秩序下，最淒慘的犧牲者之一。1943年，為了補充戰力並減少大和民族的死傷，23歲以上的朝鮮人，在日本「一視同仁的御聖旨」下，被徵召上戰場。而這些參加「聖戰」的殖民地朝鮮人，於戰後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同時被取消日本國籍，並排除於日本「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之外，許多殖民地軍人，被聯合國極東審判庭以B、C級戰犯罪名加以審判，其人數之多，佔了全日本戰犯7%。

以這種缺乏人性的戰後處理方式來看，日本的戰後民主主義，所顯現的其實是：捨棄亞洲，並沉迷於患了「歷史健忘症」的「戰後故事」中；不過那些被日本歷史遺忘的殖民地軍人，其遭受的痛苦卻是深存於記憶之中而永難忘記。

此外，為確保皇軍兵士「戰意高昂」，預防感染性病，並避免如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於佔領區大肆強姦的事件，日本政府更以「國家總動員令」徵召了20萬人以上的「從軍慰安婦」，達成其統制軍人鼓舞士氣的目的。

日本不但把這些見不得人的事跡隱藏起來，並將真實的歷史，偷天換日成為足以自傲，代表成功的「戰後故事」，只是此一成功的「戰後故事」，顯然與亞洲人民的「恨之故事」有巨大差異，且其間的鴻溝，雖歷經近半個世紀，仍無一分一毫的縮減－－恐怕這也象徵了日本與亞洲他國間的真正關係。

結 語

二次世界大戰後，依賴美國核子武器維持和平的Pax American時代，隨著擔負世界秩序另一要角－－蘇聯的崩潰而告終。自認為在冷戰與波斯灣戰爭中獲勝的美國，原擬趁此以華麗、燦爛的「新世界秩序」旗幟，獨霸全球，不過此一美夢，對早已病入膏肓的美國而言，只是一個幻影。因此，二個「戰後」，所代表的其實是後美國（Post America）時代的破曉鐘聲，而戰後秩序的瓦解，也意味著世界將進入不確定的年代。值此之際，具備世界性力量的經濟大國－－日本，其動向備受關切。

然而，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只記得他們本身的悲傷，更由於是原子彈的唯一犧牲國，而形成了濃厚的被害者意識，卻不想追問他們的悲傷是為何而來，以及該如何將日本的戰爭經驗和亞洲人的戰爭經驗連接起來，且任其「歷史健忘症」存在與「草根法西斯」意識的復甦，更不擇手段地通過了《海外派兵案》。但是，日本這種不求化解亞洲人民「戰爭之恨」心結，而一時以「貢獻國際」美化海外派兵意圖的作法，早已非吳下阿蒙的亞洲人民，絕不會相信或加以支持。因此，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將永無得逞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