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改革的危險性

變法失敗又一章

1989年5月15日戈爾巴喬夫在天安門廣場上十分不安寧之際訪問了中國，他返回莫斯科後評論說，北京「陷入無政府狀態」。

兩年後，他面臨的情況不僅是蘇聯的「帝國」崩潰，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消失了，戈氏自己也被奪權下台。人類的改革歷史上再度增加了一項「變法失敗」的紀錄。

蘇聯變法自戈氏始，而以「葉爾欽革命」結束了蘇聯的壽命而告終。這六年變法的失敗似乎對於探討大規模改革的規律提供一個很實在的案例。

宏觀改革的弊端

改革作為一種社會工程若依其規模劃分，可有巨型（成宏觀或大規模）改革、中型改革與片斷改革三類。依其速度劃分則有快速改革、中速改革與溫和改革三類。因此在結合速度與範圍之後，共有九種可能的改革形態。

巨型的改革是通過人為的設計對政治、經濟甚至社會文化體制進行徹底的變遷。在人類歷史上這種改革成功的例子極為稀少。已知的巨型變遷例子，多是指自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自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遷。它們通常都是通過革命的形式進行，先取得政權，再在政治或經濟上進行各種規模的極為長期的人為改革，而其中多以中型或片斷改革為主。

由於人類對於複雜錯綜的政治和經濟的整體規律知識極其有限，欲設計一套整全而龐大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社會工程而求其在實踐上能順利運行，幾乎是經驗上現實上不可能的事。中國封建制度經過了一千多年的中型或片斷改革，猶有諸多弊端。西方民主制度經過兩百年的改革，至今猶是漏洞百出。不僅社會工程，就連建造飛機這種屬於自然科學工程範圍中的事，都無法不靠「試驗與失誤」來進行了。因此社會科學家多對人類是否有能力進行巨型社會工程置疑。他們多認為，即使有著要進行巨型改革的意願，也要靠中型或片斷社會工程來進行。這也意味著，社會主義者在取得政權後進行巨型改革也是十分困難的。中國1949年後推行了大量中型和片斷改革，且十分重視以「試點」來克服困難，這是中國不斷產生可觀成就的原因。

巨型改革既有先天難以克服困難，因此進行快速的巨型改革更為危險。西方自由派學者對於巨型改革的困難一向十分瞭解。自由派學者卡爾·波布爾在其《開放社會與其敵人》書中就視巨型工程為「烏托邦社會工程」，他主張「片斷社會工程」。

西方的利用

十分虛偽的正在於此。西方政客和學者明知中、蘇的改革是巨型的，而且改革中不斷設計許多所謂「宏觀模式」，然而他們卻不僅不指出其困難與危險，反而推波助瀾。推波助瀾猶嫌不足，更進一步鼓勵和引誘中、蘇「民主派」進行「激進改革」或「快速改革」。其用意當然不在於使改革「成功」，而在於使它失敗。

更為虛偽的是中、蘇和東歐一些所謂「民主派」人士，他們在論及「開放」和「自由」時片斷地抄襲西方一些非學術性的政治宣傳文件和典籍，大肆鼓吹「宏觀模式」，不惜通過鼓動政治運動來搞「激進政策」和「快速改革」。

過去十年中，這種行為助長了中、蘇、東歐巨型改革的困難與風險。而這些為改革製造了障礙的人士，卻反過來把困難與風險推給進行改革工作的體制，把改革的設計與推行者分為兩種對立的勢力，一者叫做「改革派」，一者叫做「死硬派」或「保守派」。後者還被稱為改革的「障礙」。這種靠「激進改革」製造改革障礙－－把障礙推給「保守派」－－然後再製造改革障礙的惡性循環，使東歐及蘇聯的改革一個個以政權垮台而告終。他們美其名曰「和平演變」，實質上是一場場「革命」。然而在東歐「和平演變」的結果並沒有「促進」或「加速」巨型改革。更應注意到，東歐「和平演變」之後，經濟上惡化程度較低的，或者經濟最先跌到谷底而開始停止惡化的國家，都是在「和平演變」之前的改革已較有成效的國家。改革基礎與條件，是「舊體制」建立的。而非「和平演變」帶來的。「民主派」在吃「保守派」的老本。

失控的原因

戈氏改革的失敗原因之一，在於以命令方式提出了一大堆紙面上看來十分動人的巨型改革計劃，但由於它們過於龐巨，因此對它們的實際意義與結果無法預見，而且，還缺乏相應的一批中型或片斷的執行計劃將它們落實。

中國一些「民主派」人士雖未主政，也有類似問題。他們經常一方面批評中國過去講「規模」，不講實效，但在同時，他們卻到處找「突破口」，忘了自己對「規模」的批評，想把改革計劃推得越大越好，越廣越好，一點都不在乎計劃越大時人對它的瞭解越少，改革能力也因之越弱小，所產生的後果也越為不可知，失敗的可能也越為擴大。

戈爾巴喬夫的一些改革計劃往往尚未能落實，就已在「民主派」的鼓噪下加以擴大，一個個計劃都像進行核聚變而沒有磁瓶約束一樣，進入失控的地步。若要搞革命，當然是掌權者越失控越好。但要進行改革的話，失控一向等於改革的失敗。一些「民主派」人士對於過去在政治上受到「控制」而不滿，希望能更「自由」，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這種心理「投射」到改革本身上去，把政治上的控制，跟對改革的控制混為一談，以為改革越自由越好，宣稱「只有保守派才害怕失控」，這種對改革性質的無知或誤解，往往確保了改革的必然失敗。

「每件事情都應加以改變」

戈爾巴喬夫在心底想進行「大而全」的改革，這一點幾乎是沒有問題的，而且還帶有「個人經驗」的基礎，他的祖父在斯大林時代曾被捕，他的妻子的祖父則被槍決。在50年代，他對所目睹的蘇共官僚的跋扈與奢腐極為痛恨。這都對他有深遠的影響。他在權力階梯上逐步高昇之時，想法如何？他曾對Ogonyok雜誌說，「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都舔布列日涅夫的屁股－－我們所有的人！不過現在必須團結所有那些支持改革的人」。〔因此蘇聯一直有種「陰謀論」宣稱戈氏上台之始就想摧毀蘇聯。例如莫斯科一新聞評論員巴維勒·西平林就認為，戈氏85年上台以來他就計劃要打碎蘇共和蘇聯，並稱：「過去六年戈爾巴喬夫的生活可以比喻作是深藏在敵人陣營裡的間諜」〕。戈氏要摧毀斯大林體系的決心，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假如我自己過去不曾達成對每件事都應加以改變的決定，我就會繼續像我的前任（蘇共總書記）那樣做」。

「每件事都應加以改變」一語最能表現戈氏想進行「大而全」的巨型改革的意願。這種行不通的烏托邦式構想，實際上的效果是粉碎了他整個的改革。「什麼都要改」，而且激進地改，等於什麼都要打碎，重新來。什麼都要改革，為改革帶來無窮的未知數，增大了改革者對改革的無知。激進地改，必然助長了狂熱情緒，削減了理智的成份。激進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忽略了人和制度的物理限度，它們都不是打碎了舊的就能在一夜之間重新塑造起新的來。百年才能「樹人」；數代人才能使簡單的價值內化，成為社會價值；數百年時間才能樹立和改良制度。「大而全」地什麼都要改革的意願只可能葬送改革。

戈氏從「每件事都應改革」走向「每件事都改革」，結果改革不是一事無成（例如經濟），就是流於形式（例如民主）。最後戈氏的改革付出了國消、制亡、政滅、社會混亂、價值體系崩潰、經濟體制癱瘓的代價。這都跟他改革開放時的意願相違。改革蘇聯，倒反成了摧毀蘇聯。

由於人不可能具備通盤構劃巨型計劃的知識與能力，巨大的改革意願，經常帶來巨大的災難。

三點教訓

總結上述分析可以這樣說：

一、大規模改革的整個意義、過程與結果，往往超出人的實際能力所能預見、理解、構劃或控制的。因此，它往往隨伴著巨大的風險、失誤、災難或失敗。邏輯上可能的，甚至經驗上可能的「大而全」的改革、往往是技術上不可能的。

二、進行大規模改革，而又欲「加速」進行，則風險、失誤或失敗的可能性隨著改革速度成正比增大。最後可能因失控而導致暴力或非暴力革命。

三、對於任一既存政權、在正常情況下改革，意願可以大，但行動宜採中型或片斷規模進行，並避免過速。換句話說，改革不是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摧毀或取代政權，而改革則以延續或增長政權活力為必要條件。因此，改革就是「改良主義」。

「宏觀」的幻想

對於人類大規模改革缺乏理解和控制能力，最形象的說明，可以把中國的改革稱為「摸石頭過河」，把戈氏改革稱為「隨波逐流」。過去中國有些支持改革人士特愛寫「宏觀戰略」。寫這種文章者有時較不誠實，免不了「瞎子摸象」。其實越是進行各種「宏觀」計劃研究的學者，本應越瞭解宏觀的「無力感」，和無知感。他們未能承認這種問題，實在在知識的真誠方面遠不如承認「摸石頭過河」的人。

戈爾巴喬夫對於自己「隨波逐流」曾有過並非很自覺的形容。數月前他曾說，「我有一百個經濟專家，但不知何者是對的」。他在辭政下台時，又說了一個故事：「數百年前，有一名年輕的統治者想以不同且較人道的方式治理王國，他向智者請益。智者花了10年的功夫，寫出了足足有20卡車的治國意見。統治者看見時回答說，他哪有這麼多的時間看這些書。10年後，這些智者把治國典籍濃縮為10本，治理者仍答以太多。又過五年，智者把治國典籍彙集成一冊。然而，25年過去，統治者已在垂死邊緣。智者並未把這最後一本治國寶典呈給臥病在床的統治者。最後智者說，這整本書只有一句話『人出生，人受苦，人死亡』。」

戈氏通過上述這一個感想和一個寓言，來表達他的無奈和無能為力。然而在這無奈和無能為力之中，卻正能反映出人由於對大規模改革的無知，因此對其方略、過程和結果無法全面瞭解、規劃或預測。

中蘇改革之中，有一個顯目的現象，那就是越對改革的實際不瞭解的激進「民主派」人士，越比那些實際進行改革工作的人更偏愛搞烏托邦社會工程，而且還特別嗜愛激進的、大而全的改革。此外，他們還特愛宣揚「抓民主促改革」的論調。

戈爾巴喬夫面對著一百個受他指揮的經濟專家猶不知誰對誰錯。若要他面對幾千幾萬個代表不同利益的民選政客的各種意見，他更會手足失措，又如何進行大規模改革？

西方兩百年來的歷史至少顯示在資本主義式民主之下無法進行大規模改革。美國就向來無法進行大規模改革，就算中型改革，都往往無法進行。一場中型的改革－－廢除奴隸制引起了四年內戰，最後以武力為後盾強行進行。然而一些中、蘇「民主派」人士一方面要「西式民主」，一方面要大規模改革，而且越「快速」越好。因此他們在前門攻擊政治上的「全能主義」，但在後門卻通過鼓吹又要大又要快的大規模改革把社會經濟上的「全能主義」引進了門。

無論在經濟或政治領域裡，「大規模改革」脾性的強弱，往往決定改革的成敗。而越不瞭解人的知識限度者，大規模改革的脾性也越強，改革的失敗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