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問題的背後（四）

達賴喇嘛十四世的前半生

達賴喇嘛十四世的漢文譯名是丹增嘉措（生下時的俗名是拉莫頓珠），英文譯名是Tenzin Gyatso。於1935年7月6日生於青海省西寧附近的湟中縣南祁川。照他的英文自傳中說，他是生在西藏的安多地區（Amdo）。他和他的屬從自搞西藏獨立運動以來，他們「西藏獨立國」早已把今天的青海省全境納入了版圖之內，所以他說他是生在西藏境內。他父親的漢文譯名是祁卻才郎（也作拉布秀），是湟中縣南祁川的一個藏族農民。丹增嘉措在他家的孩子中排行第五，他上面有一個姐姐、三個哥哥、下面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自傳中又說，他父親是一個佃農，但不是農奴（因為青海沒有農奴制度），承租了面積不大的土地，每年種植大麥、蕎麥和洋芋等作物，養有五、六頭奶牛、七、八十隻山羊和綿羊、兩、三匹馬和兩頭氂牛。雖然是小農戶，在30年代的青海，能夠讓九口之家維持溫飽，也稱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達賴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於1933年10月在拉薩布達拉宮圓寂，享年57歲。喇嘛教相信，人死以後要輪迴轉世，達賴喇嘛自然也不例外。他死後的第二年，西藏的葛廈就已進行尋找達賴轉世的靈童。據傳說，尋找轉世靈童，事前也已有了很多先兆。達賴喇嘛十三世死後，他的屍體暫停厝在布達拉宮內供人瞻養，停放時本來是面向南的，後來竟轉過去面向東北。當時的熱振攝政也親自遇到了一些靈異現象，都指明應該向西北方向去尋。不管局外人是否相信，一隊尋找靈童的僧官就按著種種跡象從西藏到了青海，最後找到丹增嘉措他們家裡。指認轉世靈童自然還有一套複雜神秘的過程，其中之一是把達賴十三世生前用過的東西，像串珠等物，加雜於其他同類的東西之中，讓靈童伸手去取。經過幾次反覆試驗，丹增嘉措都取了前一達賴生前用過的那些。並且說，這些是他的東西。通過這些試探以後，尋找靈童的僧官格桑次旺一行就確定這個四歲多的男孩就是他們要找的靈童。後來，尋找靈童的其他幾隊人馬也都先後回到了拉薩。靈童一共找到了三個，此後又經過了請神降旨等等繁複過程，以及攝政熱振活佛的指示，最後確定這位青海農家出身的靈童丹增嘉措是真正達賴十三世的轉世的靈童。這就是今天名滿全球、贏得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風雲人物，達賴喇嘛十四世。

靈童找到後，從青海迎奉靈童去拉薩的問題上，又遇到了一些周折。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全力支持西藏當局尋找靈童的過程，靈童找到以後，電令當時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對靈童入藏事務給了必要的協助，並撥給馬10萬元銀元，美其名為護送費，實際上是賄賂他，要他聽命合作。馬步芳是當時西北的回族大軍閥之一，白白得了10萬元並不滿足，還敲詐了西藏葛廈40萬英鎊，作為允許靈童入藏的條件。1939年10月，這位轉世的達賴，才於重重困難中從青海到達了拉薩，那時他只有四歲多。

達賴喇嘛的金瓶掣簽和坐床大典是於1940年3月在拉薩舉行的，坐床大典就是登基大典。〔註1〕按照過去的往例，自明代起，西藏的重要官員，一律要經過中央政府的冊封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冊封的也都認作是一種殊榮，鞏固了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清朝建立以後，順治皇帝首於1953年冊封了達賴五世，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正式認可。自此以後，每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要中央派大員到拉薩主持他們的坐床大典。1940年，擔任攝政的是熱振活佛，較為內傾而排斥親英。他要求重慶當局派大員到拉薩主持坐床大典。中央派了當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經印度前往拉薩主持典禮。吳到拉薩後，在典禮籌備期間遇上了一些困難。吳堅持循清朝時的慣例，要西藏當局在儀式進行時認他為坐床典禮的最高權威，西藏當局開始時表示有困難，後來還是讓了步。在典禮的座位安排上也發生了爭執，最終熱振活佛也遷就吳的意見，把他排在和達賴並列的座位上，但也因此而觸怒了英國從印度派去的觀禮使節，而拒絕出席典禮，氣憤中還回印度。在英國人看來，讓中國中央大員坐上座無異是承認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而摒棄了英國。從這件小事看出，英國人的司馬昭之心已經昭然若揭，無法隱瞞的了。後來於1941年熱振辭去攝政職務，1947年為親英份子誣陷，被捕下獄，不久在獄中被害，主其事者就是後來於1959年暴動的領導份子，親外頭頭，索康．昭清格勒。〔註2〕

達賴十四世坐床以後，取得了他合法的最高統治地位，但因未滿18歲不曾親政，政權操在葛廈手中，三大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最高的。40年代，西藏一直處於親漢和親英美兩大集團的衝突之中，政治上出現一些動盪不安。在二次大戰期間，各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到西藏。從4歲到14歲的10年，達賴算是過了一段平靜幸福的生活。但是，自從入宮以後，他不能和父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對於一個年才五、六歲的幼童，也是一種沉重的精神折磨。他在自傳中不只一次說到他那時心情上的寂寞。

他從六歲起接受啟蒙，頭幾年是學習藏文，到13歲才開始接受佛教教育。他的一個啟蒙老師就是當時的攝政熱振活佛。他對這位老師十分敬仰。後來於1947年熱振遭難，給他在心靈上帶來重大的打擊，但一直到今天，他也不談熱振是因為什麼遭殺的。

西藏當局對他的教育要求既高，教法又很嚴格。學習的科目有：論理學、西藏藝術文化、梵文、西藏傳統醫學和佛教教義五個主科。另有詩歌、音樂戲劇和星象學等副科。最重要的自然是佛教教義。他在這個科目上要接受長期嚴格的訓練，要經過多次嚴格考試和答辯口試才能取得西藏佛教中最高的學位，其重要性相當於西方的哲學博士。十七、八年專心致志於佛理的探討，使他成為一個對佛教哲學有精湛修養的學者。1959定居印度以後，他又開始接觸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文明，視野比以前更為開闊，世界觀也有了一定的改變。從他最近30年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的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理解使他對自己的佛教信仰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加強了他對佛教的信心。不幸的是，背了西藏這個歷史上的政治包袱，他的聰明才智有時不免為他的政治偏見所矇蔽，而失去了他該有的明智抉擇，一個有至高智慧的宗教領袖、精神領袖，竟然為政治所奴役，這是達賴喇嘛一生的大不幸。

達賴喇嘛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學習能力很強，智力也高過和他年紀相仿的人。在各科學業上進步很快。十三、四歲以後開始跟一個西藏老師學習英文，又得到一位戰時以難民身份逃到西藏的奧地利人哈拉爾（Heinrich Harrer）的協助，他的英文進步很快。至於後來能使用流利英語與人交談或寫作，那是1959年到印度後才培養出來的。1952以後的幾年又學了一些漢語，但未能深入，遠不及他後來的英語。

達賴從兒童時代起就已顯示很強烈的求知慾，他的愛好和興趣是多方面的，對自然科學和機械原理有濃厚興趣。布達拉宮中存有達賴十三世遺留下來的音樂匣和留聲機一類的新玩意兒。他看到了都拆開來看，並把壞了的都修理好。布達拉宮中有三輛報廢的舊汽車，都是20年代或30年代的產品。他和一個唯一開過汽車的西藏人，在完全不懂汽車構造原理的情況下，居然利用東拆西補的方式，把其中的一輛修好了，可以在布達拉宮的空地上開來開去，那時他也不過才十五、六歲。他對天文學和攝影也都十分愛好，成年以後已是一個很出色的攝影家。

1950年10月昌都戰役之後，拉薩統治階級內部受到重大衝擊，被迫進行上層改組，大札活佛在各方壓力下辭去攝政職務，由16歲的達賴喇嘛親自臨政，打破達喇嘛不滿18歲不得親政的傳統規定。在藏王和幾位噶倫的協助下，年輕的達賴沒有叫人失望，親政後顯露了他過早成熟的才華和認識。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他表現了有條不紊，臨危不亂的作風。他處理的第一件大事是於親政後的一個月內委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前往北京進行談判，促成了17點協議。

後來達賴於自傳中責備阿沛．阿旺晉美不該和中央簽協議，說代表團沒有經過他同意而擅自行動，這就和當時的事實完全不符了。阿沛．阿旺晉美五個人於去北京前，達賴政府給他們的職稱是全權代表，行前可能已經有簽約的指示，一個消息說，代表團離藏前，西藏當局還就協議事徵詢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意見，尼赫魯表示一切都可以照北京的意志進行，只有不能允許中國在西藏駐軍。關於17點協議內容，達賴還召集了藏王和噶倫舉行御前會議，經過討論後，多數表示同意。為了慎重起見，他們還當場舉行神前抽籤，神簽也同意接受協議。如果說阿沛．阿旺晉美擅自和中央簽訂協議而使他大為怒惱，為什麼阿沛．阿旺晉美於回藏後不但未受到譴責，反而在達賴1959年出走前一直是受到寵任呢？〔註3〕

1959年出走以後，達賴喇嘛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30多年的流亡生活和生存環境把他塑造成一個具備多種修養的優秀人才，除了宗教領袖之外，他現在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外交家、演說家、和很有學養的高級知識份子。經常周旋於各國政要之間，談吐應對都有一定的尺度，談起世界大事來，滔滔不絕，意氣風發，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通曉藏文、梵文和英文（可能還有少許中文），對哲學、科學、歷史和政治都有足夠的認識。設若他這麼多年來一直是住在拉薩，在那裡南面稱王，他絕不會有像今天這樣的深厚學識修養。相形之下，過去那些足不出戶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學識上和他相比，那真是有小巫大巫之別。這應該說又是流亡的收穫。

達賴喇嘛出走以後的30幾年，國際政治形勢對他的流亡地位利多弊少。他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懂得怎樣利用這樣的客觀條件，過去，在東西兩大勢力集團的矛盾中，達賴時常發表符合西方勢力觀點的談話，以給他賺取一些政治資本，談話時總是離不開「民主」、「自由」、「人權」、「迫害」、「壓迫」，這樣動聽的字眼兒，西方的聽眾們聽了也頗為動容，但是在1959年以前，西藏統治階級的人權紀錄是見不得人的，達賴的西方友人們都不願意揭發這種事情，或者那些只看幾本「西藏旅行記」的西藏問題專家們也許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這問題我們留待以後再談。

多年來，達賴喇嘛已是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像其他搞政治的風雲人物。在討論政治問題時，都需要遷就事實，而犧牲原則，隱瞞事實雖然不等於說謊，但究竟不是值得推崇的好事，多年以前聽到一位西方評論家給政客下了一個令人捧腹而又切中要害的定義，這裡有引用的必要，他是這樣說的：「政客們是一種人，他們不一定要說謊，但很少說實話」（Politicians are people who don't have to lie but seldom tell truth）。這話自然不是針對達賴喇嘛一個人說的，但現實已把他鍛練成一個八面玲瓏的政客已是無疑問的。

1959年4月初，24歲的達賴喇嘛帶了他母親、兄弟姐妹和左右親信，一行數千人，穿過中印邊境抵達印度。先在新德里以北的穆索里小鎮（Mussoorie）暫時棲居下來。尼赫魯和外長梅農都到這裡來看望他，向他提出居留上的種種保障。第一年，這支流亡隊伍情況十分狼狽，基本的食宿都遭遇到困難。第二年，經印度政府的安排，達賴一家和高級官員遷居到旁遮普省的達蘭薩拉鎮（Dharamsala）。印度當局等於是把這地方劃歸給達賴，作為他的流亡首都。後來的幾年中，陸續越過邊境進入印度的西藏流亡人士越來越多，印度政府也感到窮於應付，指定印度境內的十幾個地方為安置區。有好長時間，大多數流亡藏人均以帳篷為家，生活自然很艱苦。達賴和他的高級官員經常奔走於這些安置區之間，為這些人安排生活上的需要。達賴稱得上是一個愛民如子的領袖。

他在抵達達蘭薩拉不久，就著手籌組流亡政府，雪山獅子旗張掛出來，是十足的獨立國了。流亡政府分為六個部門：內政、外交、宗教、文化、教育、財政和安全。負責籌劃暴動的有功之臣都在流亡政府中擔任了要職。此外又在德里成立了一個聯絡局，負責與印度和國際救濟組織聯繫。聯絡局又在紐約、日內瓦、東京和加拉滿都設立了分支機構，執行領事和外交事務。流亡入印的藏人據較為可靠的估計，最多時為六萬人。救濟經費來自國際救濟組織和美國等幾個友好國家，達賴自己雖然富甲天下，但也無力長期供著這幾萬人。

幾年之後，流亡在印度的藏人人數陸續減少。其中有一小部份去了美國和其他各地，大部份又回了西藏。60年代以後，中央在西藏大力倡導「既往不咎，悔過自新」措施，號召當初參與暴動的份子回藏參觀或定居。這辦法慢慢收到頗大的效果。回來的人漸漸多起來，他們不但沒受到懲處，還都得到了份外的照顧，安置了工作，有的還當了幹部，表現好的甚至當了地方政協委員。這自然是對準達賴流亡政府的心戰措施，但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這些回西藏定居的不都是中下級份子。西藏唯一的一個女活佛多格．發格莫於1959年隨達賴出走，第二年就自巴基斯坦經瑞士返回西藏，後來擔任西藏政協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全國人大代表。這些年來，達賴的流亡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和北京有過多次未曾公開的接觸。達賴曾經自印度派過最少三個回藏參觀團，其中的一次有他的三哥，另一次有他的妹妹，而且都曾到過北京，見到班禪喇嘛和官方人士，在這件事上，雙方都有某些政治訴求，但顯然沒有達成什麼協議。當然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也很想藉此為他在國際上賺取一些政治和宣傳上的資本，這目的是達到了，將來有一天達賴喇嘛會不會和北京當局重修舊好而返回西藏呢？有人提過這樣的問題。在目前這是很難確定回答的，但我們也無法排除其可能性。

30多年來，國際政治局勢發生了不少重大變化。尼克森去北京談和以及近十幾年西藏在物質條件上的飛躍進步，都給達賴的流亡政權帶來不少的困境。在國際間，有些事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即使是一些與西藏有直接關係的事務和團體也不是一定要照他的意思行事。「西藏青年會」已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許多年，在各大都市都有分會，會員絕大部份是白種人，打出的口號是「爭取西藏獨立」，也不反對使用武力。達賴不同意他們使用暴力的主張，沒有公開支持他們，但這夥人還是不得不在表面上認達賴為他們的領袖。另外一個團體，設在各國的「西藏協會」（Tibet Council）也是和「西藏青年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但沒有明確地強調「武力解放西藏」。這些團體如果把他們的經費來源公諸於世，我們立刻就知道誰在他們背後導演的了。

達賴喇嘛和他的家屬親眷和高級官員流亡海外多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還是很優越的，有多方面的金錢物質供應，來自國際的資助大部份用於他的政治投資。達賴自己仍然稱得上是一位富翁。1950年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和魯康娃挾持達賴從拉薩逃到亞東，行前本來是準備一去不回，走時把布達拉宮中和羅布林卡宮中積存了幾百年的金、銀、財寶和珍藏搜羅一空，隨達賴一行帶到了亞東。他後來在他的自傳中也含含混混地承認有這件事。據多年以後非官方透露的一項資料說，他們1950年去亞東時，徵用一千餘頭騾馬氂牛等搬運牲畜來換運這批財物，平均每頭搬120磅，其他的40頭用來搬黃金，600頭搬白銀，其他搬金幣、銀幣和其他珍寶。如果這項資料屬實，我們不難照上面數字計算出來，他們一共運走了黃金2.2噸，白銀32.7噸，以及其他無法估計的財寶。1951年5月，北京和拉薩達成17點協議，達賴喇嘛一行又從亞東回到了拉薩，但這批東西沒有運回來，後來都從亞東運到了錫金，顯然是為後來的出走作了準備。1960年，也就是達賴一行到印度後的第二年，這批寶物又從錫金裝上一列火車，運到加爾各答，在一家銀行的庫房中存儲起來。這些財物，加上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歷年來在世界各地所掌握的投資和股票，仍使他有資格儕身於世界大富翁之列。

達賴喇嘛是一個才華睿智都很出眾的人，學習和吸收能力很高，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設若他一生只做了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而沒有牽入太多的政治活動，他一定比現在快樂多了。不幸的是，客觀環境沒有允許他這樣做。

達賴的姐姐、三哥和母親都於80年代先後在印度去世，父親死於1947年。如今健在的有大哥和二哥，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註釋

〔註1〕金瓶掣簽是決定達賴和班禪轉世靈童的最後一個過程。最早的辦法有許多缺點，易生流弊。乾隆時，清廷為了杜絕這些和所生糾紛，頒令西藏採行新法。由清帝頒賜金瓶一個，以後於尋到數個靈童時，要把每個靈童的名字和生日年月用漢、滿、文寫在一個簽牌上，裝入金瓶內，然後由高僧多人誦經七天，在清朝駐藏大臣的親自監視下，由有呼圖稱號的活佛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抽取簽牌，第一次抽出者即為達賴轉世的真正靈童，他人不得再提異議。若只尋到一個靈童。也須將他的名字，生日寫在簽牌上，和一個空白簽牌一同放進金瓶，若抽出的是空白簽牌，即不能認該童為轉世靈童，需要另行尋找。1940年，吳忠信到西藏主持達賴十四世的坐床典禮，事先本來應該在他面前舉行金瓶掣簽（一共有三個靈童），但攝政熱振活佛已經為此事捲入一場鬥爭之中，吳忠信為了支持他，遷就他，就免去了金瓶掣簽這個過程，成全了他的願望，但也引起他的政敵們的攻擊。
〔註2〕熱振活佛被害的經過是這樣的：他原是藏北熱振寺的大活佛。1933年12月，達賴十三世逝世後，經由全藏僧俗民眾代表會議推舉熱振為攝政。他於934年初就任攝政職，負責全藏軍政教的大任。他有相當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主張和中國中央恢復友好關係。上任後得三大寺的支持，打擊了意圖政變的親英勢力集團，罷免了擦絨的噶倫職務，把藏軍司令龍夏逮捕下獄，挖了雙眼，還抄沒家產。其他親英份子也被判刑或逃亡。1941年，親英勢力捲土重來，熱振失勢，被迫辭職，回熱振寺潛修。1947年，在大扎活佛的統治下，西藏政權變成清一色的親英集團。他們製造了一個熱振企圖謀殺大扎活佛的莫須有罪名，由索康．旺清格勒和龍夏的兒子率領軍隊到熱振寺逮捕熱振和他的家屬和屬員。下獄後先挖去雙眼。同年7月在獄中被毒殺，家屬和屬員也都被殺。熱振被捕後，色拉寺的堪布派武裝僧人進軍拉薩營救，和西藏政府軍隊演成武鬥，雙方戰死三百多人。從熱振辭職到西藏解放的10年，西藏政權一直是在親英勢力的掌握之中。
〔註3〕17點協議在西藏統治集團中引起的爭論是這樣的：1950年10月，昌都戰役後，羅桑扎喜．魯康娃和15歲的達賴喇嘛一行出走亞東。同年底達賴和他的噶廈，在西藏上層內傾勢力和三大寺堪布（住持）的政治壓力下，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談判。在此之前，親英美分裂份子仍堅持達賴應由亞東逃亡印度，組織流亡政府，呼籲國際干預，但在西藏全區大會上沒有取得大多數的支持，只好同意到北京談判。五人代表團動身之前，噶廈發給每人一張蓋了印璽的全權代表證書（等於是符節），證書上還特別寫有「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字樣。代表們於4月下旬分別從昌都和印度兩地到達北京。談判中，關於「解放軍入藏鞏固國防」這一條款，雙方立場有衝突，最後，西藏代表團也表示接受。據後來的一份英文資料說，談判期間，西藏代表團和設在亞東的西藏政府保持經常聯繫。5月下旬，談判圓滿結束，5月24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代表團於7月回到亞東，報告談判經過。上層分裂份子在亞東召開的僧俗官員大會上強烈攻擊17點協議，認為五人代表團未經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協議。夏格巴大朗色林等分裂份子提議否決協議，代表團中的土丹達旦和群培土登也提出了反擊。辯論不得要領，最後決定由抽籤決定，在達賴的臥室內把寫好「回拉薩」和「去印度」的簽牌兩個放入瓶內，由達賴親自抽取，抽出的卻是「回拉薩」，等於是接受了7點協議。
8月中，達賴一行回到了拉薩。又經過了後兩個月的兩派鬥爭，最後在西藏全區大會上正式批淮了17點協議。10月24日，達賴在致毛主席的電文中說：「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眾一致擁護17點協議，此後將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擁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1959年4月，他逃到印度後發表的第一個聲明中說：「中國沒有履行17點協議」。可見他沒有否定17點協議，他所爭論的是「沒有履行」。這說法自然也非事實。他在自傳中說：「阿沛．阿旺晉美沒有經他同意擅自和北京簽訂協議」是不符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