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商品經濟與社會正義

計劃商品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憲法上明定的國家基本經濟政策。這項國策的主要意義在使生產力發展與所得分配維持在平衡狀態，即要發展生產力，也要保證公平正義的實現，兩者不能偏廢。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兩者之間似已發生傾斜現象。在所謂大膽開放改革的號召下，勢必導致「計劃」與「市場」比率的更大變化。這種變化令人不得不表關切。

深化改革增加自由競爭機制

所謂深化改革開放，不外是增加市場經濟的成份，也就是說擴大市場機制的範圍。

然而，市場經濟是以自由、競爭和選擇為內涵要素。因此，深化改革開放，其結果必定是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中，增加自由競爭選擇等機制。

市場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貫徹經濟自由和私法自治的產物。這項制度主要以下列六種型態來體現。

一、經濟主體間的關係乃建立在相互自由競爭之上。

二、通過自由競爭來調整貨品的供給和需要。

三、競爭關係成立系基於買賣雙方可以自由選擇對方，即賣方可選擇出價最高買方，而買方可以選擇賣價最低的賣方。

四、價格由市場來決定。

五、國家應盡其最大的可能來保障經濟自由。

六、個人收入的多寡高低、委由個人的努力以及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決定。

公平競爭淪為弱肉強食遮羞布

在這項制度下，個人以追求利益創造財富為動力而自由活動，社會的生產力也因此而突飛猛進。但社會卻因而產生貧富懸殊，差距兩極化的現象。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經濟上的弱者已失去其自由競爭力，從而自由競爭已不具倫理的基礎，以致失去公平意義。所謂公平競爭云云者，淪為弱肉強食的遮羞布。

這是18、19世紀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集其大成的現象。

後來因社會的自覺以及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社會正義和民生福祉的理念遂入國家生活之中，國家不再只是充當夜警的角色，最好的政府不再是最少的統治。國家的任務不僅在維護個人的經濟自由權利，保護弱者的生存權更是其不可旁貸的神聖義務；保護少數個人的權利固屬重要，然多數人自由權利的維護，增加全社會的福祉，更屬國家的責任。

在20世紀採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其施政上大大地增加了民主福祉與社會正義的成份。然而其以經濟自由的基本體制，並未稍或動搖。但為了貫徹社會正義的實現，對經濟自由活動卻加強監督功能，杜絕自由權利的濫用，以保護經濟上弱者的生存權。此即福利國家之謂也。因時代思潮的變動與經濟上的必要，遂使國家的目的與職能產生很大的變化，國家因而擴大其權力，對人民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此乃20世紀福利國家的普遍現象。

以美國為例，羅斯福總統為了復甦蕭條的經齊，推行新政，大量引用社會福利理念，嚴重的病痾終於得到復原，為世人所稱道。由於實行社會福利政策，政府的財政支出直線上升，成為施政上的一項大包袱，經濟社會弊端逐漸浮現，且受到重視。芝加哥學派就把這種社會弊端，歸咎於國家干預過多所造成的。因而高唱自由平等，歌頌自由市場和競爭，這批新自由主義學派更聲稱失業和通貨膨脹並非資本主義本質所致，而是政府的過多干預所引起的。信奉芝加哥學派的共和黨更把今天的社會經濟困境歸咎於自羅斯福以降的民主黨政府。雷根政府上台後就積極採取芝加哥學派的理論進行改革，大力推行自由化政策，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恨不得回歸「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狀態。結果情況並未獲改善、反而有使之更加惡化的現象。最近洛杉磯的暴亂，就是一個實例。其發生與雷根布希政府不重視社會福利政策有密切的關聯。撤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英國，亦如之。

政府適度干預不可少

事實上經濟發展或社會福利的增進，政府適度的干預與引導是不可少的，這項干預不但不會造成發展的阻力，反而是維持社會公平秩序所不可少的手段。雷根和撒切爾夫人所以會如此，乃因倒果為因所致。社會福利政策之所以成為包袱，罪不在福利政策本身，而是在於施行政策的方法上。

大陸自從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謂「經濟自由」不再是陌生事物。而且這項自由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逐漸擴大其範圍。目前「經濟自由」已成為搞活企業的重要因素，更是私營企業個體戶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動力。

今天「自由經濟」領域逐漸擴展的情況下，中國可以說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享有相當程度經濟自由的國家，施行傾斜政策的地區尤然。

既有自由可享，就難免有濫用自由的情況發生。為了杜絕濫用自由，加強監督進行干預為唯一之道。對享有自主權－－經濟自由的個人和企業進行監督，一方面固然在防杜其濫權，但最重要的是督促其履行享受自主權所應履行的義務，藉以達到保護企業自主機能之目的。進而維護法律秩序、保障公平正義與增進社會福利。

中國為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以堅持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基本國策。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社會正義的化身。其制度的宗旨在於實現公平正義。在不以競爭為要素的計劃經濟階段，公平問題不至成為問題。但在採取市場機製作為提升生產力的手段時，且容許存在差距的今天，公平問題就不能忽視了。因此在發展生產力之餘，更應兼顧分配問題，以便達到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標。

中國為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以堅持繼續走社會主義的化身。其制度的宗旨在於實現公平正義。在不以競爭為要素的經計劃經濟階段，公平問題不至成為問題。但在採取市場機制入為提升生產力的手段時，且容許存在差距的今天，公平問題就不能忽視了。因此在發展生產力之餘，更應兼顧分配問題，以便達到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標。

然而，目前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大膽地深化改革開放政策，卻讓人感到重點好像只放在發展生產力一端，而不重視分配問題。在執行傾斜政策的情況下，分配問題更不可忽視，否則個人之間或地區之間之貧富差距會更加擴大，這種差距的擴大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政治的安定。此之所謂分配問題，不是指平均主義的分配而言，而是國家加強運用賦稅的槓桿作用，對所得進行再分配，不得稍或怠慢。個人、企業、地區自主權（經濟自由）擴大的情況下，不僅藉用或賦稅制度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並且藉此再分配手段以縮短個人、企業、地區間的差距。尤其是在於行兵斜政策的情況下，享有傾斜政策的個人企業和地區，不管是「特權」的擁有者。對此「特權者」更應予認真課稅。當然課稅的幅度不能圓傷其積極性，亦即不減輕「有利可圖」的誘惑力為準；不能有殺雞取卵的現象，自不待言。

今天神州大地百萬富翁不再稀奇。然而對於如此難以計數的百萬、千萬富翁、主管當局是否盡了監督的責任？有無善盡利用賦稅機制，加強稅務徵收與管理，在在均待檢討。

不久前，筆者從報章閱悉，廣東有一高級領導曾振振有詞地為百萬富翁和千萬富豪辯護。也說，與外國比這算什麼，微不足道（註：辯護的大意）。當然與外國人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但要知道，所謂「比較」之所以具有意義，要放在國人的鎊秤上進行檢視，也就是要同國人比較才能顯出其問題所在與尖銳性。

富民強國改革開放措施為國人所贊同叫好，但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如果僅僅重視生產力的發展與所得的增長而忽略了分配問題的話，不能算是上策。也許有人會認為中國既屬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何必杞人憂天？不過，「社中有資」的社會主義，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它就是正義的化身，依然需要努力爭取追求才能獲致。在「社中有資」的社會下，對於「自由」如果未予善加引導、監督、管制的話，勢必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惟有依靠且加強合理化的法律以制之。

市場經濟下的企業運作以及個人的經濟活動乃以法律的合理化與系統化為基石，並藉以增加市場交易的確定性與可預測性。然而，法律是否合理化，更以該法律是否充滿偷理、道德、公平、正義等要素作為判定的標準。作為調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關係的法律規範，對於如何處理好經齊成長與所得分配的關係以體現社會主義，實不容執政政者忽視。

在加重市場機制份量之餘，指導性計劃不能荒廢，更不能把它視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它雖非時髦貨，但對於市場經齊卻有抑制和「補充」作用；而且具有誘導功能，使經濟主體的自由活動合於社會要求。這對實現社會正義具有積極意義。總之，所得成長及財富的公平分配乃是增進人民福利的兩大要素；「劫富濟貧」，發揚社會公平正義，更屬現代國家的基本任務，名為社會主義國家就更不必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