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創民族文化新精神：方法上的一些思考

今年開春時節，鄧小平先生「南巡」，做了「思想更解放、膽子更大、步伐更快」的重要講話。自此，大陸輿論界持續地為這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宣揚闡釋。在此，我們要提起注意的是：把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和管理同文化其他的有機構成因素，人為地分開來對待的傾向。這種傾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可以一分為二地把西方「有用」的科技成就及有效的管理方法從這些所賴以發展的文化精神中分離開來予以引進。放在較長鏡頭的歷史經驗來看，這種短期「實用主義」的文化交流態度或開放政策的解釋似嫌重蹈18世紀以降，中國士大夫在外來文化衝擊下所產生的「中體西用」的反彈情結的覆轍。

同時，我們反觀以1989年「六四」事件所凸顯的另一種反彈情結。學生迫切要求「民主」，甚而要迫使政權當局隔夜改組，否則中國將有被「開除球藉」之險。這種愛國主義併發症，自暴自棄的民族頹喪感，似乎又是反覆「五四」時代只能走「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的道路。

在中國走向經建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超越這樣兩極端之間的搖擺，這是我們關心的一個主題。在開放改革深化當中，怎麼樣解放思想，放大膽子，我們認為是一個涉及對於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如何定位，以致對於外來文化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本文主要想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近代學者對此相關工作的反思，進而呼籲一些方法上理性、冷靜對待重整創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必須正視的幾點要件。

一　「五四」後的第四代

近四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解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意識到整合傳統文化精神以適應時代變換的必要。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民族求存求強的掙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複雜的變化。對外敵視抗拒，卻又羨慕西方強大的心態，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心理內在的一部分。「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具體地表現在自大的「中體西用」與自卑的「全盤西化」的對立主張的爭論上。然而由於五四之後長時期間中華民族求存求強的緊迫問題，這種極端對立的文化改革主張，也很快地在政治威權主義下，為代表不同政治意識型態的政權「救國救民」的號召所掩沒。中國知識份子始終未能自主地做冷靜的、理性的思考，從事中西文化「創造性融合」的工作。

最近，歷史學家龔忠武，頗有見地地提出一個問題：「求富求強，孰先孰後？」他認為毛澤東時代求強有所成就，才有今天鄧小平時代求富的必要條件及基礎。從此一觀點，我們也可以把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按時代的經歷粗略地分成幾代：「五四」當時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師長輩可稱之為「啟蒙」的一代。當時的學生承繼下來而在1940年代戰亂時期充當社會中堅的角色，他們在近代史是「求存」的第二代。二次戰後，國共分治海峽兩岸，雖有政治意識的差別以及國際關係冷戰陣營的分際，從中華民族整體的角度看來，五四後的第三代人基本上是獻身於「求強」的時代任務。自80年以來，中共的和平統一和開放改革的重大政策轉折，使五四後的第四代人面對一個新時代「求富」的任務。

從歷史的客觀形勢分析，20世紀的五分之四，涵蓋了五四以來的三代人，幾乎都在民族憂患意識之下，愛國主義是他們時代精神的主題，求存求強是他們的時代任務。只有剩下的五分之一的20世紀，因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國力增強得到世界各國一定的肯定之後，五四後的第四代人才有一定的環境可以把「中國往何處去」的思考定向為「求富」，或者當今大陸用語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但願時下台海兩岸已經展現的「良性互動」的可喜趨勢，不為「台獨」或「獨台」的干擾，節外生枝。所謂台灣問題「國際化」，並不是單純的所謂「台灣二千萬人民的福祉」問題，事實上是涉及中華民族大半世紀來求存求強的情結問題。民族憂患意識的陰影，若再度緊張是會干擾知識份子共同開創中華文化新精神的工作本身的。）

在歷史的長河裡，一個民族文化的再創復興，經過一個世紀之長，幾代人的蘊育累積，決不是例外。中國知識份子在轉承20世紀到新世紀的當代，要能認識到我們有條件從憂患的民族意識解放出來，從而大膽地探討新時代「求富」所需的文化精神與中國文化傳統核心之間的調適性結合，我們認為是有很深遠的意義的。因此，以下我們願意就初步思考所及，提出建構中華文化新精神落實方法的一二：其一、我們覺得古典文化「主」、「支」流的再整合將有助於中華文化自我定位，有利於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感性融合；其二、對於近代外引西方思想文化的曲折試驗經歷，綜合總結並正視為中國近代文化傳統的存在因素，將有助於豐富當代重拾腳步，往前邁進的開創力；其三，檢討文化傳統哲理抽像的精神核心，與「市井小民」實踐生活文化的有機性互動，將有利於中華文化傳統新精神的取源以及大眾生活文化上精神理想的引導。

二　古典傳統「主」「支」流的重整

儒家思想突出現世的理性道德理想主義，以人倫道德規範為基礎。作為長期中國文化傳統的主導，在歷史上封建時期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可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國家社會的興起，經濟結構的複雜分化，人際關係規模的擴大化，傳統倫理規範的內容隨之發生除舊更新的適應性變化。

傳統的理性道德理想主義，如何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感應性地平衡新舊規範替代的矛盾張馳呢？在傳統權威思想中居於「旁支」的道家思想，也許可以供給中國文化精神一套內涵的應變哲理。例如，莊子「相對而成，相對而生」的標準之相對性，供給了與西方科學與民主精神核心相當一致的世界觀：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以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認識對於事物觀察的彼此是非之相對性，即能理解科學真理之無絕對權威性。因此混淆學術權威與道德權威，在強烈威權政治下知識份子常犯的「學優則仕」的儒家正統傾向，是有「反科學」的危險性。所謂「得意時為儒家，失意時為道家」（林語堂語），是中國知識份子未能融溶儒道於一身的一種人格分裂症。科學精神的真義在於解放思想，而知識份子能「大膽」的解放思想，必須自覺地認同知識份子的「雙重公民」身份：一方面即為時空政制下道德規範下的良民，另方面是忠於學者專業社會的道德標準，不能假藉道德權威而自升學術地位，也不能出賣學術權威而謀求當道的地位。

知識份子的科學「雙重公民」身份，同時要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的民主制度來保障。因為「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換句話說，制度要保證的是一個健康的辯證環境，像門的樞紐中心一樣，讓門能夠左右旋轉，順應無窮的流變，從而豐富對於事物實況的觀照。

在以往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思想對科學與民主的形上學有所忽略，可能導致對於「賽」先生與「德」先生只能來自西方的錯誤印象。作為旁支的莊子古典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存在因素。今天，在重新認識古典文化的精神遺傳時，這種多元採納的整理工作就顯得非常重要；不以非主流而棄之，以上也僅是一較淺顯的案例而已。不以主流支流論是非，視百家為財富－－不僅道家可用，而且墨家等民族精神的累積，先人的經驗用以回應現今的生活挑戰。超越「家」或「學派」之限制，把一切拿到當今重新審視。

三　正視「近代」的文化傳統

大陸學者高瑞泉，在討論文化傳統時提出：「問題得從傳統應該分古今說起。」他指出一般思考把傳統即等同於古典文化之盲點。近代傳統之異於古典傳統，是對於古典的批判、摒棄與否定。

「科學的」、「民主的」、「進步的」、「開放的」、「改革的」、「鬥爭的」等等觀念，大都與否定古典的有一定相關。這種否定是中華民族文化再生過程中的一環，其積極作用已經在「求存、求強」的幾個時代顯現出來。這必須也視為民族近代傳統精神的財富，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經驗的累積。

自從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構想之後；可以想像得到，近半世紀來中華民族在政經體制上，乃至生活價值系統上，也已經經歷了相當不同方向的試驗。雖然在統治政權的界分上，有所謂「河水不犯井水」之說，為過渡時期的妥協政策設想。從民族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交流衝擊，事實形勢所趨來看，「一國兩制」應該是提供「相對而成，相對而生」的政制環境。如果執政當局以及其依附的既得利益階層，能夠拋棄簡單的否定彼此，超越「零和」的遊戲規則觀念，則當代的要務，不僅限於近代之否定古典，近代傳統的差異性經歷的相互否定，而是從否定轉向整合的進行，一切古典的、近代的正題與反題的傳統遺產，都成為現代進行整合工作的資料。

四　「市井小民」的實踐生活文化

民族文化精神的整合重建，不僅有古典傳統的再探討，不僅有近代傳統的再思考，而且要將菁英文化同大眾文化整合起來。學者從事思想文化的工作，往往偏重菁英文化的價值觀，強調道德導向的性質，而忽視了普通百姓實際存在的人性，市井小民的生活體驗。這種偏向導致過去狹隘的「傳統衛道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似乎傳統體制解體過程中，「仕」與「鄉紳」階層，包括「整理國故」為專業的菁英知識份子，所要竭力維護的，僅止於某一套傳統的價值觀念。然而，因為這種抽像的哲理工作，脫離了民眾的生活，「文人」「哲士」之間的文化思想工作，往往沉於一套道德理想的美幻境界之中，「不足與外人道也。」

難怪「純」學術的哲學思想文化工作，市場圈子越變越小。倒是新興文學，反應民眾生活的現實，較能廣大地引起大眾讀者的共鳴。《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小說，文革後的「傷痕文學」，80年代的「報告文學」（比如《唐山大地震》、《陰陽大裂變》、《社會大流產》）等描述社會現實問題的作品，都能引起一個時期的震撼。

可惜的是，文學與哲學相互隔離，文學與科學（社會科學）也彼此未掛上鉤。不僅哲學思想家談民族精神時忽視民眾精神而任憑學者所讀古典哲論與主觀傾向來論述，文學作品也不免於時代的政治意識所淹沒：例如一個時期的「革命文學」為了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可以泡製一些「沒有血、沒有肉」只有為「人民犧牲」的革命魂魄。另一個時期文學家也可以反彈，「解放人性」，強調物化的人格形象，烘托出一個「有血、有肉」卻沒有靈魂的怪物，這種極端都不是忠於描述「人民生活」的寫作對象。

因此，可以說當代「解放思想」的要求，是包括文學家的自我解放，就像要求哲學思想家從現實從實際出發，文學力作也應立足於全民族的角度，全方位地，多視角地從事人民文化精神的挖掘。

四　小 結

民族精神的整合重建是需要多方面的合作的。思想史家對於古典傳統的總結，對於近代傳統的反思；社會科學家對於普通大眾的經驗性調查、歸納分析；文學家對於古今人生社會的體驗與直覺感受。在各自精深探討的同時，要匯積起來，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求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