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步伐，怎麼走？

楊偉中同學在17期的《海峽評論》中發表了一篇有關學運實踐的檢討，相當值得學運份子深思；同樣的，在全學聯的活躍份子也已開展了對學運發展的檢討（這些檢討總是不斷要提起的）。畢竟在歷經一波波政治反對運動的參與和動員之後，除了本身的疲態和力不從心外，還不得不面對一些令人懊惱擊桌的現實問題。抱著與偉中同學相近的立場，筆者想針對其中的兩個部份，即「與校園群眾的疏離」和「政治運動的拉扯」，提出一些分析。

理解客觀現實

當學運份子為著公投議題、社會權的制定甚至是反核四興建而走上街頭以及在校內宣傳時，都要納悶為什麼同學仍然反應冷淡。更不用提什麼工運、社運了。而問題的根源則由於台灣社會結構和教育制度的催眠下，學生很容易以自我為中心，將自己的經驗和社會觀來看社會形勢，並把自己與社會的公眾事務劃開，只顧及自己而不顧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因而不管在高中、在大學，直接產出一些高遠政治活動要他們參與，通常只是冷漠的回報。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熱情。我們知道那是因為在他的認識裡，並不認為兩者其實相關，也不瞭解也許兩者同源於一制度之害。因而我們的工作就在於從他們能認識的領域，一步步讓他們瞭解到，體驗到自己生活上、消費上的問題，其實是在更為廣泛的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影響下產生。同時也漸漸看到，社會各領域中還有那些人受著這些社會矛盾的壓迫，以及什麼形式，什麼程度的壓迫。進而瞭解在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該幫助誰、聯合誰來對抗真正的敵人。

校園中的步驟

為完成這樣的理想，我們該採取什麼步驟呢？前面提到直接從政治議題上，不易激起同學們的參與；也就是說我們很難去吸引同學的注意，更別提凝聚或組織學生們的力量去投入社會改造的工作。因此我們首要也是必要的步驟就必須從學生的生活、關心的事物上如租屋、消費、文化著手以開啟機會吸納他們的加入。然後我們才有下一個機會去進行第二個步驟，即讓他們能從開拓的經驗中，體驗的抗爭、矛盾中去感受，思考問題的根源，甚至理解到原本的抗爭層次的局限。

現今台灣的政治反對勢力帶著濃厚的資產階級性質是不可否認的，而它在弱勢階級的問題上所表現的暖昧更叫人為它常標榜的聯合中下階級的口號而好笑。但自許為「左翼」的學運份子卻反而常在這些政治勢力主導的政治反對運動出現和動員；相反的，在社運、工運以及一些可能的新領域中（如「十三行遺跡保護問題」）卻少見他們的參與（除反核外）。而在這些「主流的學運份子」中自己也並不滿意這樣的活動，但他們也解釋在衡量近來台灣政經情勢及力量對比，認為近二、三年社運走入低潮，因此社會改造工作必須從政治運動中取得資源、打開空間；或是認為即使在現今，社會運動、社運團體也必須依負政治勢力的資源，這時還寄望學運融入社運而不介入政治中簡直是空想。而上一代的學運份子在結束學運階段也果真在社運工作上並未積極參與。這不是倒因為果嗎？

正因為社運始終在薄弱的基礎上發展，不是受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鎮壓，即是在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巧妙掩蓋將矛盾隱去。我們不是相信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可能被暫時掩蓋，而不會永遠消失嗎？那麼我們的工作就該是掀去那些蒙騙的假像，重新詮釋，實際地去教育被壓迫者，組織他們的抗爭嗎？怎麼反倒將過去未做到的工作所長成的結果拿來再當作理由呢？他們還補充說這些動作是為了取得資源和支持者，才能好好開展工作。但就在這些配合動作上，我們失去了什麼？首先是群眾教育的機育；其次是群眾力量的取得。

在現有的反對勢力中，企圖在其中取得一定支持，或是佔得位置後使其「質變」，這是理想，但就像過去的社會民主黨在面對議會制時斫極易踏入的陷阱一樣，如果廣大的群眾力量做後盾，那麼這一切的理想都要化作泡影。再者，難道將資產階級勢力排除出政治舞台就是一場勝利的鬥爭嗎？答案是否定的，做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統治階級，如果不能從生產關係上去消滅，那麼他們永遠是一股力量，而且絕對是優勢力量。妄想直接涉入、奪取政權而不是去消滅它，那麼資產階級的反撲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這裡沒有力量基礎的鬥爭能取得什麼成果？盧森堡在實際的鬥爭中一次又一次提到了群眾鼓動，群眾集體意識工作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作用。而當我們注視著列寧號召奪取政權的必要時，不要忘了它仍是以群眾的力量為基礎而出發的。而現在，我們卻在亳無自己的群眾力量之前，就要企圖從內部質變，恐怕到後來，變質的是整個學運力量的方向。

台灣未來社運的發展

今年6月，基隆客運宣佈罷駛，在這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勞方單一力量的薄弱，因為他們以罷駛作為手段，極有可能在其他公車的受命支援下使威脅力量削弱。反觀4月所發生的德國服務業工人罷工，它展現了當工人凝聚為整體時所具有的強大壓力。相比較之下很容易瞭解，台灣的工運還只是萌芽階段，自主性的職業工會的整體力量還未凝聚。但就像基客工會在這次行動中已體認到尋求同業的支持的必要，可以預見薄弱而獨立的產業工人、原本局限於各工廠的工人會逐漸瞭解彼此結合的必要。因此我們的投入，我們給予的聲援都有助於其發展。過去我們空談社會實踐，但因為缺乏深厚傳統的左翼思考的發展，加上無法看清實踐的位置在哪。於是在離開學運後卻並未進入最基層的部門，組織改造社會的根本力量無論是工運，社運，我們都該理解，台灣近幾年的低潮只是被資產階級精巧地掩蓋而無法爆發。那麼我們所該開展的工作不就很清楚了嗎？如果我們不將對社會矛盾的詮釋權奪回，不去做群眾的教育和鼓動工作。那麼在一層又一層精美的掩蓋下，和我們的袖手旁觀中，永遠也沒有上坡的時候了。

檢討，思考重新出發之路，在學運份子內的討論也都觸及了本文所探討的部份。舉例來說各校社團或楊偉中同學都談及校園的經營工作，以及「大學社區」這工作開展的可能性的評估。但是校際之間如何處理這些議題，如何開展有利的條件，都仍在口頭上、文字上述說。真要具體實踐，那麼就該開始規劃、開始設計，就像過去一般地提到日程上去累積、去開展。特別是把校園、學運份子、社運的各個部門及其環節的相對重要性認識清楚後，我們（學運份子）以後該做什麼，學運路線怎麼選擇，就不易因注重與忽略而產生偏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