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美意識與統獨意識之消長

萬世不移的「美式真理」

70年代開始台獨意識之囂張，追究起來，因素當然非常複雜；但不可否認的，戰後台灣的文化環境對知識分子意識型態的影響，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台灣與大陸經濟關係的加強，無疑會逐漸改變台灣知識分子的「認知」方式。不過，意識型態領域的努力可以更有力、更迅速的促成這一改變。在這方面，兩岸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如何把握重點，因勢利導，是統一工作不可忽視的責任之一。本文擬就此提出一些淺見，供大家參考。

戰後形成的台灣文化環境之所以成為後來台獨意識的溫床，其主要動源是國民黨和美國。就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來看，國、共內戰的意義是在於：中國的未來應選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還是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民主道路。內戰的結果表明：中國人民要的是前者而非後者。但是，美國為了本身在太平洋區的利益，最後決定出兵保護撤守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從而阻礙了中國統一工作的完成。為了確保台灣的安全，國民黨和美國聯手進行了一些必要措施，其中重要的一環即是：意識型態的重建。

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後，這一措施尤其刻不容緩。因為這一事實的形成過程及事後處置，台灣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已完全認識國民政權的腐敗本質。在當時國、共內戰的對峙局面下，有識之士當然會轉而選擇共產黨，因而急速促進台灣知識界的左傾力量。國民黨清楚瞭解這一情勢的危險，急於挽回頹勢。

重新掌握意識型態領域的第一步工作是：清除「禍源」，於是開始了50年代初對島內左傾勢力的「大肅清」。這一工作真是達到了「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肯放過一個」的「斬草除根」的地步，為其後的「重新播種」騰出一塊「淨土」。

然後就開始了各級教育的「重寫」中國現代史和「詮釋」中國文化的工作。在他們的長期灌輸下長大的台灣知識分子，從此就根深柢固的相信：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是因為共產黨的「叛亂」和「竊取」政權，才導致中國陷入極難挽救的危局。在這一教育過程中，國民黨對共產黨真是極盡污蔑、譭謗之能事，以致「萬惡的共匪」的形象真是深入到台灣知識分子的骨髓之中。而這種歷史再教育的結果，也讓台灣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瞭解：在近代世界歷史中，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侵略過程中，亞、非、拉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比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更具歷史的正當性。在近代世界史的認知上，台灣知識分子大都只具備了「非常無知」的單面思考能力。

這種再教育工作由美國來扮演最後的「把關」角色：台灣最優秀的大學生幾乎都需要到美國留學，而且其中更出類拔萃的得到美國學位以後乾脆就留在美國工作。美國「天堂」的形象不只在經濟上呈現出來，在意識型態上更進一步得到鞏固。美國留學生佔據台灣最重要的意識型態教育、宣傳位置，美式民主變成「形而上」的萬世不移的政治、社會真理。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在艱困的歷史條件下所走出來的特殊的政治道路只會被台灣知識分子嗤之以鼻。

一面倒的美式教育還造成兩種嚴重的後果。首先，台灣知識界把英語抬到比漢語更高的位置，不會講英語、讀英文的人極少可能被列入「菁英」之中；英語成為留美菁英的「符咒語言」，他們所進行的「巫師」工作是不容他人插手的。其次，美國文化成為西方文化的代名詞，很少留美知識分子瞭解歐洲文化，並知道歐洲文化的重要性。很難想像，台灣外文系長期不開歐洲文學；即使後來開設了，其地位也遠比不上美國文學。這種奇特的偏頗、無知的現象，連美國教授在參與討論「（教育）部定課程」時都表示詫異。從以上這兩種後果可以看出，長期以來台灣知識界視野之狹隘，眼界之窄小。可以說，胡適「全盤西化」的理想在台灣結成了一種「全盤美化」的怪異果實。

國民黨和美國所聯手造成的這「成果」，在國民黨的權威受到台灣民眾的挑戰，搖搖欲墜的時候，不但不見好轉，反而往更壞的方向發展。由於外省國民黨勢力長期歧視、壓迫、剝削台灣人，當台灣勢力抬頭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恨」就轉而「移嫁」到「中國」人之上。於是，國民黨長期僵化教育下的「中國文化」完全受到唾棄，而「中國」在「惡劣的中國文化」和「萬惡的共匪」兩種形象的聯合作用下，就成為不只是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還是文化「最惡質」的文明之一。這樣的「國家」，他們視之為「野蠻」而具「強烈霸權」意識的「外國」，更不用說想要視之為暫時落後的「母國」了。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化」的鄙視，在台灣得到了一個最具反諷性的惡果。

打破美國至上的「神話」

綜合以上所說，國民黨控制下的美國式教育，對台灣知識分子產生兩個重大的影響，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近代世界史觀，以及美國及英語至上的價值觀。基於這兩種認知模式，台灣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瞭解中國的歷史命運，以及1949年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重新「建國」的意義。因為缺乏亞、非、拉立場的歷史認識，他們當然不能體會當代中國所面對的歷史問題，而只會從美國立場視之為「落後」、「腐敗」、「野蠻」，從而以美式認知方式對中國產生嚴重的疏離感。

以這種奇特的意識型態作為基礎，對當代中國在改革期間所面臨的困難，採取種種漠不關心，甚至充滿敵意的批判，類似這樣的言論，充斥於台灣的各種大眾媒體，影響了廣大民眾對中國的認識與感情，成為統一工作最大的障礙之一。

這一意識型態是在國民黨及美國教育體制長期的灌輸下形成的，一時之間要加以改變恐怕很不容易。尤其在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瓦解之後，美國更肆無忌憚的推揚它的民主、自由理論。在這種情勢下，當然更難以向台灣知識分子解釋當初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要改變這種意識型態也就顯得更困難。

但即使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情形也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麼悲觀。雖然東歐的社會主義體制瓦解了，但美國的狀況也好不了多少。自從越戰以來，美國的霸權地位一再受到挑戰。中間又發生了進兵格瑞那達、逮補巴拿馬諾瑞加、以及海灣戰爭等事件，台灣知識分子也不得不認清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尤其近年來美國經濟衰退非常嚴重，為了挽救危機，對甚至像台灣這樣的地方都開始進行明顯的經濟壓迫。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逐漸冷卻台灣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熱情擁戴」。

在這個時機上，兩岸逐漸擴大的文化交流對台灣知識分子心態的改變無疑是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事件」。可惜它的「潛在能力」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當然更談不上有意識的加以「發揮」了。

在我看來，文化交流最容易達到的成效之一是：打破美國及英語至上的價值觀的「神話」。在這方面，在大陸所出版的數量龐大的學術、文學作品的翻譯可以盡到最大的功能。

大陸對世界各國的學術及文學經典名著的翻譯是台灣所望塵莫及的。它的第一個長處是：涉及面極廣。就學科範圍來講，舉凡政治、經濟、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歷史、文學等等，全都包括在內，在地理領域上，它雖然還是比較偏重西方，但亞、非、拉各方面也不被忽視。譬如，關於拉丁美洲、阿拉伯、或東南亞的歷史及文明，都有相當傑出的論著翻譯出來。如果這些著作能夠非常輕易的讓台灣知識分子買到、讀到，長期下來，對他們擺脫美國觀、增廣視野、認清近代世界史的真相，一定會產生強大的影響作用。

大陸翻譯的另一個長處是：絕不受制於英語，而且基本上是從各種「原文」本翻譯，轉譯的現象越來越少。這樣的譯品如果能夠在台灣廣為流傳，「英語」的權威地位無疑會受到強大的挑戰。

但是，從語文上來講，大量譯本在台灣流傳的最大長處可能還在於：打破長期以來英語凌駕於漢語的不合理的現象。由於台灣長期以來翻譯極不發達，吸收新知只有透過霸權語言英語。這一方面使得美國觀點透過留美學者強烈宰制台灣知識界；一方面又使得漢語在知識界無法得到「正統」地位，淪為次等語言（台灣很多領域的學術論文，都以能否用英語發表來評量其高下），而這當然又會轉而影響到知識分子的民族認同感。

知識語言是衡量一個社會文化是否有「民族立場」的重要標準之一，而翻譯又是把外國知識吸納到民族文化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途徑。台灣不重視翻譯，而大陸卻極端重視，即此就可以看出兩方面「民族立場」的差異。大陸譯本在台灣的廣泛流傳，就意謂著：台灣知識界有機會逐漸走上「民族化」的道路；當然，這也就有助於台灣知識分子逐漸從認同美國轉而認同中國，從而可以由分離意識慢慢轉到認同統一。

大陸翻譯在台灣的廣泛流傳，可以鬆動台灣知識分子的美國中心論，可以導引他們的知識「民族化」立場。有了這種基礎工作之後，再來重建中國立場的「近代世界史觀」，就比較容易進行了。

只有「重建」不同於西方及美國的近代世界史觀，台灣知識分子才能以「本族」的立場來瞭解現代中國的曲折命運，才會以「認同」的態度來認識及批判當代中國的社會的種種難題，才會以「介入」的態度來思考中國前途的何去何從。這樣，他們就不會把美國標準「形上」化，並以此來衡量當代中國，又把目前的中國困難也「形上」化，把它當做「永恆的落後國家」來加以唾棄。

大陸也有極端親美的西化派

分析了兩岸文化交流對突破台灣知識分子的美國中心論及西方資本主義歷史觀的可能作用之後，我想簡單談一下可能進行的具體工作及其困難。

大陸翻譯著作在台灣流傳的困難來自兩方面：首先，台灣當局目前對大陸圖書的進口管制還是相當嚴格，理論上（實際上很難做到）不准公開販賣，只准學校及學者自己購買，而且還須辦申請手續（小幅度的郵寄可以通融）。這種限制就使得大陸譯作的大幅流通成為不可能。其次，大陸圖書的印行狀況又讓台灣學者想要買到的困難程度增加不少。這一方面是印數有限（近年來高水準的譯作印行量有逐年遞減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發行管道不良。不論是透過香港書商、還是透過大陸親友，都不是很容易找到自己所要買的書。

更大的困難是資訊。台灣大部份的學者通常都不知道翻譯過什麼書，目前有那些新出的書是對他很有用的，等等。而台灣的媒體，基本上又不願意太「張揚」大陸的「成就」，有心人要透過媒體來傳達資訊也不容易。

目前大陸圖書進入台灣最「正常」而「有效」的管道是香港。因此，個人認為，在現在的情勢下，唯一可以主動改善的方法是：對台灣學者可以產生正面影響（但政治性不能太明顯），又為台灣所需要的書應該多印，而且增加香港的配額，大陸方面，北京、上海、廣州三地（也許可以包括廈門）的配額也需要加強，因為這是台灣學者採購的重點。

其次，談到「重建」台灣知識界的近代世界史觀。這一方面的困難還要大過於大陸圖書的流通。這一種工作最好由台灣的「統派」學者自己來做，但是，這種學者在台灣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言論常常會被重要媒體所「封殺」，所以恐怕很難進行，個人覺得，也許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嘗試，那就是：在台灣印行大陸所出版的優秀的有關近代世界史、及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譯、著均可）。這種書不能選擇立場太鮮明的，最好把立場「蘊含」在敘述跟溫和的詮釋之中，讓台灣知識分子比較容易接受。事實上，台灣的大學生並不是沒有求知慾，他們只是找不到適切的讀物罷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統派應該同心協力的來辦一家比較像樣的出版社。台灣的統派往往太重視政治面，而忽略了文化工作的重要，這可能是種偏差。

這一方面還有一種令人擔心的現象。近年來大陸出現了一些極端親美的西化派，他們對大陸的批評，以及他們所持有的政治觀和近代世界史觀，往往和台灣極為接近（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不贊成台灣獨立）。台灣媒體又常常大肆渲染他們的觀點，以混淆視聽。這又會增加上面所說那種「重建」工作的艱難。

最後我還想說的是，在統一過程中，文化工作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值得我們再深入的考慮。目前兩岸關心中國前途的，似乎還沒有仔細的去設想（我指的是「具體」的改變台灣意識型態的作法，而不是泛泛的談文化交流），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