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道與東方王道的抉擇

在紛爭中，日本的《海外派兵案》終於通過了。日本要突破「和平憲法」而軍備化，已非一朝一夕。「和平憲法」不是日本主權獨立的憲法，而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無條件投降，由同盟國「廢了武功」而產生的憲法，並且，還是經駐日盟軍批准的。這是戰後國際秩序安排下的產物。戰後的國際秩序不會不變，日本也不可能做永遠的「戰敗國」，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永遠不變的日本「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的突破會選在冷戰結束，蘇聯崩解，美國衰頹之際，這也應當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意味著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權力秩序的結束，後冷戰的新的國際權力秩序的出現。這是我們對日本通過《海外派兵案》的一項理解。剩下的就是，日本將在新的國際權力秩序中的定位問題。

以東亞而言，從19世紀中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來，基本上是中、日、美、俄的互動關係。以目前而論，蘇聯崩解後的俄羅斯，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和內政問題，恐已難在東亞的新國際權力秩序的互動中取得主動積極的影響力，剩下的就是中、日、美三國。

「明治維新」後，日本因「脫亞」（西化）而富強，終與美國衝突而戰敗。二次大戰戰敗，但又因編入「東西冷戰」結構中的「西方」而成為今日的「經濟霸權」。不過，目前美日的經濟矛盾惡化，早已無法掩飾。並且，日本要突破「和平憲法」而軍備化的對象也是美國，也就趁著冷戰結束，而從美國控制的冷戰結構中解放出來，才有日本獨立自主的空間。

另外，除非日本能夠完全「割斷歷史的臍帶」，「脫亞」到底，否則，從「大化革新」以來，日本又如何能切斷與中國「文化乳母」的關係。「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可以利用中國的衰弱，以「脫亞」之勢，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以軍事進行對中國的侵略。但是，核武化後的中國，即使日本也核武化，也不再是它可以軍事染指之地了。

美國的亞洲政策，自19世紀以來，一直採取的是分化策略，分化中日，並「以日制華」。1871年，中日《天津條約》，即引起美國務卿費雪和駐日公使迪龍的關注，認為可能的中日同盟是美國的「災難」，費雪並指示迪龍「設法誘使日本盡可能地遠離中國」，故有美國人李仙德說服日本利用「牡丹社事件」奪取琉球；1895年，美國駐日大使田貝和前任國務卿福土達又協助日本促成割讓台灣的和議，終使中日兩民族成為世仇，直到1937年爆發「七七」抗戰和1945年日本戰敗。在日美關係中也不能不看到，由於日本坐大而終於爆發「珍珠港事變」。

由於美國的亞洲政策，未來日本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聯美制華」，以配合美國「以日制華」和「拆散中國」的政策，並且，軍備化後可以接手美國勢力衰頹後在亞洲的真空，甚至代替美國維持台灣海峽兩岸的分裂現狀和支持台獨運動；一是「聯華排美」，使日本從美軍佔領和控制下獨立出來，實現「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就是孫中山說的「大亞洲主義」。

日本若採「聯美制華」，作為美國亞洲政策的戰略工具，則必將重複「明治維新」後的南進政策，而和中國產生新的對抗，中國也必然並且有能力聯合受過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對抗日本。

另一選擇為「聯華排美」，亞洲不一定要「排美」，在新的多元國際權力秩序出現後，美國必然要像英國一樣，逐漸放棄在亞洲的支配權力。擁有龐大生產力必須向外發展的日本，不可再採南進政策，但可改採北進政策，亞洲仍能有日本發展的空間，那就是廣大而未開發的西伯利亞。前莫斯科副市長現任葉爾欽經濟顧問的斯坦維克奇5日在《獨立報》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俄羅斯的出路不是大西洋主義而應「轉向亞洲」。雖然，他目前認為與西方及日本的經濟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日本若能回歸亞洲，包括日本在內的西伯利亞共同開發計劃也不是不可能的。

冷戰結束，及日本「和平憲法」的突破，這是一個亞洲新紀元的開始，我們不能不關切。最後，我們願借用孫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的一段話，給日本「一個善意的建議」，那就是－－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者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