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台灣前途的宏觀因素

本文是龔忠武博士於1992年7月8日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中國統一聯盟在香港舉行的「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研討會」上提出的論文。編者

一　導 言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慣性，要維持現狀，要保全它的生命和存在，螻蟻貪生，正是這個原因。

自然界如此，生物界如此，人類的歷史也是如此，這是普遍的規律，似乎很少例外。

但是，打破慣性，結束事物的存在或生命，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理性的和平方式，一種是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當然，人們都喜歡第一種方式，討厭第二種方式。

走哪一條路，卻沒有必然的規律，要看當事人的智慧，道義感和膽識，也即大智、大仁、大勇，智、仁、勇兼備的人和民族，多半會選擇理性的和平方式，選擇非理性的暴力方式是迫不得已的，不是情願的。

二　宏觀三原則

看兩岸關係有微觀和宏觀兩種角度。如果微觀看兩岸關係，會令人眼花瞭亂，今天一個彈性外交，明天一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今天李登輝這樣說，明天郝柏村那樣說；今天吳大猷、趙耀東去了大陸，明天錢復、林洋港去了美國。真叫局外人高深莫測。

不過，如果宏觀看兩岸關係，就可化繁為簡，脈絡分明；抓其綱，而目自舉，兩岸關係雖然複雜，但萬變不離其宗，還是有跡可循的。

宏觀來看，兩岸關係的發展決不可能、也不應該背離下列三大原則：

原則一：歷史上、民族上、文化上一統天下。異議分子說，不然。君不見，東歐、蘇聯一個個分崩離析，丹麥人也反對歐洲一統天下。

這是事實，但是見此而未見彼，東歐、蘇聯是由合而分，中國則是由分而合。歷史不同，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清末，中國由合而分，日本則由分而合，中日兩國國情歷史不同所致。

在中國歷史上，分是異態，合是常態。歷來的古聖先哲，仁人志士都這樣深信不疑，孔子讚揚管仲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孟子鼓倡「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和平統一論，南宋大詩人陸游在八十多歲臨終前寫下了催人淚下的愛國詩篇《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是近千年前詩人的愛國情懷。

近人如孫中山，在明知自己已經病重時，還要不顧親友、部屬的勸告，抱病北上，為中國統一盡其最後的努力。

古往今來，中華民族這樣強烈的統一的願望，豈是幾個台獨、獨台分子所能抗拒。他們不能，強大如美國要想拆散中國也是夢想。

原則二：中國在國防上，無論陸防或海防，力求固若金湯。

原則三：兩岸在政治上、經濟和文化上，求同存異，共處共榮，不容分裂。

這是從民族整體利益出發，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三原則。第一個原則已經大略談過了，下面將分別以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三個方面來進一步闡述第二、第三個原則。

三　從地緣政治為台島定位

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地理格局很有特色，如果拿面積相當的大國美國和俄國來比較，則美國可以說是開放式的國境，俄國可以說是封閉式的國境，而中國則介於兩者之間，可以說是半開放、半封閉的國境。

這種國境格局的好處是可攻可守，可退可進，可取可予。形像地說，中國像頭老虎，屁股坐在歐亞大陸上，俯瞰浩瀚大洋；也像只巨鯨，臥浮太平洋東岸，面向歐亞大陸。所以，地緣上中國既是個陸權國，也是個海權國，不像美國是個典型的海權國，俄國是個典型的陸權國。

因為台灣適位於中國萬里海防線的要衝上，所以簡單回顧一下中國的海權史或海防史。

就中國的海權史而言，有其光榮的一章如明初永樂年間的鄭和七下南洋，也有不光榮的一章，如隋煬帝兵喪朝鮮半島，元初兵喪日本對馬海峽，總的來說，在近代以前，中國的海權史乏善可陳。國史上，在陸權方面，代有英雄；但海權方面，除鄭和和戚繼光外，還有一個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收復台灣。真是寥寥可數。而且自清初實行片板不得下海的封海令以後，同海發生關係的都是違法的行為，都是些違法之徒，像朱舜水到日本不是光明正大去的，是作為明朝遺民逃去避難的。

但是自清初乾隆十全武功之後，西北塞防大致安定，及進入近代，先後兩次鴉片戰爭，創巨痛深，國防的重點逐漸被迫從陸防轉向海防。這可以從同治末年的塞防與海防之爭見其端倪。

爭論起於1874年五月日本犯台，海防吃緊，由於餉源有限，遂發生了海防、塞防孰先孰後之爭。

當時左宗棠任陝甘總督，負責塞防，故力主塞防重要，防俄為棘，他的「百年之後，為中國之患者，其為俄羅斯乎」的名言，常為後人引證新彊決不可失。

當時深知中國處於二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負責海疆安全，故力主海防重要，防日為棘，他說：

「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防不助，則心腹之大患愈棘」

「日本……皈依西土，機器、槍炮、戰艦、鐵路，事事取法英美，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在左、李之爭中，大學士文祥提出：

「現在日本藉端啟釁，欲肆侵吞……且彼與中國最近，儻使其得志台灣，將來之患，愈不堪問。」

醇親王奕環支持李鴻章說：

「夷務為中原千古之變局，海防為軍旅非常之舉，今日立辦，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將何所恃？」

這場爭論，當然不是左、李兩人的個人之爭，而是關乎國家長治久安的國防大計。時間證明在近代海防論比陸防論更有遠見。目前，蘇聯帝國解體，萬里陸防至少在一、二十年內可以高枕無憂。今後中國國防之重點，勢必日益更加轉向海防。

中國海防線北起渤海灣，南至南海之曾母暗沙，綿延萬里。台灣位於這條海防線的樞紐，扼中國海上萬里長城之咽喉，可以稱為中國海上萬里長城第一關，所以在國家處於正常情況下，決不容外人所據。

以晚清之衰弱，還要為中國海防之安全而力保台灣，今天強大的中國豈能允許台灣脫離母體？台獨和獨台說，他們有美國和日本作靠山，可以無慮大陸以武力強行統一。

正是這些非理性的台獨和獨台分子把台灣推向危險的邊緣。

只要稍有一點歷史常識就會知道走這條道路的危險性。基於國防安全之考慮，中國在50年代初同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在朝鮮打了一仗，在60、70年代之交又同美國在印支打了一仗。這兩戰美國一和一敗，吃足了苦頭。如果還有人想靠美國分裂國土，威脅中國海防之安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最好的殷鑒。朝鮮和越南是外國，台灣是自己的領土，更是不會善了。

何況中華民族歷來就有「寸土必爭」、「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捍疆衛土的決心？

美國國力早已今非昔比，打一個三流小國伊拉克要動員32個國家組成聯合國聯軍，如果要為台灣而同軍事大國的中國在台海攤牌，第三次兵戎相見，美國人民是決不會允許的。

而且，近年來報載中國國防建設的重點已開始從陸防轉向海防，銳意建設海軍，假以時日必然成為一支不可輕侮的海權國家。現在的確有一些人走上了台獨和獨台的不歸路，讓他們重溫一下中國的這段海權歷史是有好處的。

四　從地緣經濟為台灣定位

費正清在他的遺作《中國－－一部新歷史》中特別提出「海洋中國」的觀念，這確有新意。的確，早自商代以來中國一直有兩個大傳統，一個是大陸中國的傳統，一個是海洋中國的傳統。但是在近代以前，像在國史中少數民族和科學家的歷史被忽視一樣，海洋中國的傳統和歷史，一直被忽視。現在是翻案的時候了。

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台、港經濟的奇蹟，突出了海洋中國對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性。

台、港資本主義經濟的貢獻，就是頭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形成了可觀的資本積累，具有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市場和經營體制。

韋伯指出發展資本主義有六、七個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其中的一個充分條件是市場，自由貿易的廣闊市場。傳統中國正缺乏這種市場。

中國的地略位置有異於歐洲的兩大特點：

一是如上所述傳統中國是個半開放、半封閉的大陸，開放的一面面對中亞遊牧文明，經濟、文化均較中原落後，形成不了市場的強大誘因。封閉的一面面對海洋，對中國朝貢的半島和島嶼國家的文明，不是接受中國文化，就是遠比中國文明落後，所以也形成不了貿易誘因。渤海和日本海，不像充滿活力的地中海，長期以來是灘死水，對中國大陸文明沒有起過促進作用，直到近二、三十年來，日本和四小龍創造的經濟奇蹟才改變了這個局面。

二是中國是個大陸農業型經濟，其特徵是自足式的匱乏經濟，無需外求，此與中東的遊牧經濟和歐洲的商業經濟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個地緣經濟決定了中國無法靠商業立國，山東半島的海洋經濟以及沿海的海洋終究取代不了農業經濟的支配地位，只能作為其補充。

現在好了，中國有了台、港、澳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屬於中國人的資本主義市場，這是中國致富的契機。俄國經濟改革一直搞不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它缺少像港、台、澳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引子，可能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像海外和台、港的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所設想的，可以將台、港、澳、閩、粵合起來，建立一個大中國經濟圈或大中華經濟圈。不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沒有從整個中國的經濟格局來看，也沒有從海洋中國的經濟格局來看，而是只從自己的海島經濟出發，同大陸相提並論。

這是夜郎自大的無知和自我膨脹，對於這些人的建議，中國提出了十大經濟區的設想。其中每一個經濟區都有無限的經濟潛力，假以時日，都將會發展出強大的生產力，決不是台、港、澳的狹小海島經濟格局可以比擬的。

在台灣，看到這樣遠景的人已有不少，比如趙耀東在大陸參觀考查後發現，大陸各地的經濟發展遠較他所想的要好，不要多久就會趕超台、港，並且預見到台灣如果不以大陸為腹地，台灣經濟是沒有前途可言的。此外，于宗先、王建煊、邱創煥等，也有類似的看法。

所以根據中國十大經濟區的格局和海洋中國的傳統，在統一後的中國，港、台、澳加上海南省應當建立為南方海島經濟區而成為第11個經濟區，與北方的環渤海經濟區遙相呼應。

這樣既可顧到未來的可能發展，又可顧到這些海島的特殊地位和情況，是一個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設想。

五　從地緣文化為台灣定位

台、港位處東西文明的銜接點上，近二、三十年來兩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表明，資本主義同儒家思想是可以相容的，從而推翻了西方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持的看法：儒教不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現代化。

宋巴特認為韋伯主張新教倫理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源頭，說他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

一、在歷史上，戰爭、掠奪、海盜行為、對外貿易，曾經都成為聚集財富的手段，但都未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只有新教的教義，教人克盡世俗的責任，以求上帝的恩寵，產生一種宗教的天職（Calling）使命感，才使追求財富的行動轉變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積累。

二、入世苦行，禁慾清心，反對聚斂，勸勞工作，愛惜時間，把追求財富變成宗教的感召，才使資本主義突破傳統束縛而得到發展。

實際上，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其充分條件如下：

1.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

2.不受不合理限制的自由市場；

3.理性的技術，包括機械化；

4.可預測的法律制度；

5.有自由出賣勞力的勞動力；

6.經濟生活的商業化，即財產以法律文書（所有權狀、股票、信貸等）來表示產權。

也即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加上新教倫理，才算具備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根據以上標準，韋伯認為中國缺乏下列發展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一、儒家倫理為傳統取向，接受權威及社會現狀，強調個人適應環境。釋、道則是出世的思想，與新教入世苦行的使命感正好相反。

二、中國缺乏形式確定的法律，無法使商人或企業預測經濟活動的效果。傳統法律充滿儒家倫理，司法行政又是家長式的恩情重於法規，加上沒有法律專業，都使法律無法發展其內在形式的理性及高度的自主性。

因此，中國同資本主義無緣。

近年來，海外和台港華人學者對韋伯的論點提出反駁，大致可以歸結為下列幾點：

一、韋伯新教倫理的入世苦行精神（天職），並非新教所獨有，中國的宗教倫理恰好也有此精神，儒教之三不朽，光宗耀祖，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後樂，釋、道之下凡歷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成正果，積德善行（人職）均是。強調勞動，不虛度時光，不作不食，執事敬等美德均為新儒家所倡導，無待外求。

二、對於天理與人欲之交戰，新儒家教人以天理克制人欲，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不斷交戰，必須以前者征服後者，朱子所謂「明天理，滅人欲」，不能以詞害義。過分的慾望即人欲或私慾，正當的慾望則為天理，不應也不能消滅。

三、新儒家至陽明心學而完成社會化，深入民間，為農、工、商、賈所習行，成為四民之共同道德。儒者汲汲於治生，從事工商業活動，商人創業傳統，接受儒家道德規範，以義導利，以義制利，士、商的界限已失，紳商、士商並列，商人地位已高於農、工。

所以，他們以為韋伯不瞭解新儒家，以致認為中國缺乏從事商業活動的內在價值核心，沒有某種「中心而自主的價值立場」（如誠信、不欺），誤解了中國商人的商業行為。

由上看來，港、台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台、港以及東亞文化圈其他國家如南韓、日本、新加坡的經濟奇蹟已使西方經濟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對道德和倫理學的重視。頗饒趣味的是，東亞儒教文化圈的優異表現，加上美國經濟的衰退和弊端叢生，使得美國管理學界產生了反思，開始認真研究道德倫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彼此之間的關係。

1987年，有一位叫約翰·沙德的股票商捐給哈佛大學商學院兩千萬美元，指定用來研究道德與管理決策的關係。

哈大商學院利用這筆錢，於1988年在商業行政管理學中增開了一門叫做「決策與倫理價值」的課程，專門研究倫理決策和管理決策之間的關係。

以前在管理學界，倫理道德不被承認是學科，現在開始被人另眼看待，而倫理學正是儒家思想體系和東亞文化的主要內容和特徵。

今年5月20日，美國副總統奎爾公開批評一個電視劇「墨菲·布朗」，說這個電視劇不道德，嘲弄父親的重要性。他借這部電視劇把五月初的洛杉磯暴亂歸因於家庭破碎，而且將洛杉磯內城的貧困歸因於價值的貧困。

奎爾通過對一個未婚母親的私生子的不道德行為，將經濟貧困，都市沒落，社會動亂同道德聯繫在一起，說是道德貧困造成的。

這些發展證明，台、港經驗已經成為美國自己經濟和社會問題借鑑的對象，因而相對於西方文明，台、港也起了橋樑的作用和加工的作用，所以台灣不僅是個經濟加工區，而且也是個文化加工區。

統一後的台、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對西方和美國仍將可以起著這種橋樑作用和加工作用，而且，隨著東亞的崛起和西方的相對衰落，這兩種作用會愈來愈重要。

當然，這種橋樑作用和加工作用也有負面效果，就是長期存在的買辦階層，帶進了資本主義壞的東西，買辦階層也是獨台和台獨的社會基礎。台、港的這批老買辦在中國沿海有了新夥伴，就是死灰復燃的新買辦。這股新的社會勢力很值得重視，如果處理得不好，將會對改革開放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

六　結 論

不少人說，港、台的富，加上大陸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的強，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如果兩岸當局能夠根據本論文所建議的三原則，採取宏觀觀點，打破台灣數十年來形成的現狀和慣性，和平解決兩岸的統一問題，這個預言和希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