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框之框

如果說大學文化的自我啟蒙力量，主要是來自修正意志、權威及理性運用之間的原有關係，那麼放棄啟蒙，恐怕就如同德哲康德所言，等於違反且踐踏人的神聖權利！觀察第四期《海峽評論》中《青年座談會紀要》裡頭，諸多與我同輩的青年朋友對台灣長期以來的統獨之爭的看法，我一方面覺得其中的衝突除了來自於角度差異性使然外，一方面又勾起我對在台灣這一套國家教育體制的影響感慨良深。

民族即國家

嚴格說來，在50、60年代出生成長的這一代，都或多或少在這塊土地上接受了階段性的國家民族意識的洗禮；所謂階段性的國家民族意識，不只是反映在反共教育或三民主義教育下的意識型態，它最主要的意義是表現在「即民族即國家」的認同策略。而大學文化自主性存在的可貴，除了主動諫諍社會，感動社會外，對社會的價值觀和習氣，本來就應該有抵抗、反省的能力，但觀乎這幾年來我們大學文化的表現，坦白說，我並不樂觀。因為大學、大學、儘是社會大學！

我們對我們的問題的具體性與特殊性感受比較深，才會提出感同深受的看法，而統獨問題，照我看來，撇開其內在的複雜性不談，別說是呂正惠先生筆下形容統派在目前是「既散漫結合、又各自為政的局面」，事實上獨派所面臨的問題，恐怕比統派還要複雜，它的複雜不是在理論層面，而是在充滿變數的政治現實層面。

德哲卡爾·巴柏以為政治哲學家把「誰應主政」這個問題看得最重要。這個問題直接帶來「統治權惑」－－「主權應落於何處」，而問「主權應落於何處」是建立在「主權必須落於某處」這個假定之上；譬如說「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兩千萬同胞共同決定」，它的意思是主權應屬於台灣全體人民。但是，這種論調本身就有問題。呂正惠先生以為「統派首先要反國民黨」、統派在基本立場上要有所澄清，統派也要反民進黨，這幾點從政治現實來看，對目前還不甚清晰的統派而言當然是一種策略上的必要性，因為呂先生的說法已將台灣內部視為「台獨派」、「獨台派」與「統派」三家分立的局面；擴句話說，獨派與統派都有其歷史背景與現實基礎，而其共同的交疊處就在於「獨台派」掌權的現實基礎，而不幸的是唯一失了意識型態戰場的正是統派。為什麼「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兩千萬同胞共同決定」可以說是有關台灣主權論的變調，大家要知道，這句話表面上看來，它好像跟統獨之爭有關，實際上它根本就是「無框之框」，多少年來，我們全在無框之框中或弄巧成拙、或弄假成真。依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有數個勢力衝突的權力中心，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強迫另一方跟著走；當有人認真問到「台灣之框究竟落在何處」時，按卡爾·巴柏來看，這已是非常危險的問法了，因為這種問法已經抹殺掉他取代掌政者的可能性了，而取代掌政者的能力正是民主政治苦心要建立起來的。（按：照卡爾·巴的說法，問題的關鍵不在「誰應掌政」，而在如何才能減少掌政可能發生的錯誤及已發生錯誤的後遺症）。

由在野勢力等組成的「保衛台灣委員會」於80年4月13日成立，該會成立的目的據聞旨在保障台灣利益及否定預設統一立場，我相信這仍是從事主權獨立運動人士的一種政治性的嘗試；而國統會將於5月4日召開第四次會議，可能會討論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中共的定位問題。

情感及知識

在一片海峽兩岸對話紛亂聲中，最常被提起的，大概就是中共有關「一國兩制」及堅持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既然台獨派人士經常透過各種媒體強調中共根本沒有能力以武力犯台，國民黨政府則盡量以不刺激中共政權為原則，我個人倒覺得這是統派突破僵局的一個時機，因為台獨派人士與國民黨政府在表面上都好像很瞭解中共，唯有在台灣的「散漫的統派」至今尚未有統一的焦點，事實上統派的迷網也正是大多數人的迷惘；中共的定位談來談去，也不外從政治現實及法律層次的觀點來思考，也唯有台灣的統派仍然時而湧動民族情感，企圖提供一個「應該統一」的情感基礎，談到這裡，我也贊成呂正惠先生所云統派也該提供一個「應該統一」的知識基礎，這是在統獨迷思裡千絲萬縷中的新秩序；儘管這個微弱的新秩序還看不出它究竟想藉著思想、文化的角度來解決，還是仍然看重現階段制度的政策，但至少我個人希望統派人士，能真正瞭解在談論「統一」時本身，人力結構上的特質及以知識或情感取向聚合的有限性，畢竟從政黨政治的角度而言，「失去了意識型態的戰場」因然是一種不幸，但因此而過度依賴大陸的回應更是一種悲劇。

我一開頭之所以要點明國家教育體制的不當影響，最主要是指涉其教育內容與形式，造成台灣各階層中「非統即獨？」的疑惑與恐懼，對統獨的論爭，不是不知從何談起，要嘛就是「非統即獨」，抱持「都可以」的態度也大有人在。在大學校園中的統獨之爭，如曾建元君所言，並不尖銳，事實上大家所能思考的也很有限，台獨傾向比較農厚的學生不見得非與政治團體聯結才能產生「色彩」，統一傾向較濃厚的學生也不見得是與台獨派學生相對立；假設談台獨，就必須與政治團體或政治運動作聯想，談統一就必得與獨立相對立，那麼這種必然邏輯的產生除了政治力和社會價值的影響外，國家教育體制下的統獨邏輯也該負最大的責任。大學生尋找政治立場的施力點，舉常是充滿熱情與投機，我也常從另一個角度來勸告我的朋友，在一個政黨政治運作極為粗糙的環境中，太早有固定的政治立場或逼迫別人表明政治立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政治上的真理如同真理本身一般，並不屬於價值世界，科學價價、文化價值－－對於知識價值而言，都是「參考價值」；就好像南北韓統一與德國統一的模式，也只是談論中國統一時的，「參考模式」。

拿最近「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及「全國學生運動聯盟」將在4月17日集合抗爭的事件來說，前者的主張分別為：一、確立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二、主張制定新憲法；三、聯合受壓迫人民，落實社會權的立憲保障。後者的主張則分別：一、反對預設統一立場，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民；二、反對背棄人民權益的修憲主張與程序；三、制定符合受壓迫人民權益的新憲法。學生的冷漠和反抗，不只是個人修養和性格上的問題，教育體制也在主動製造冷漠與反抗。加上學生運動在台灣不易定位，所以參與學生運動的任何一分子也不應輕易自我定位，只是不知道這次的抗議行動，會不會又造成同樣的「李登輝處理模式」；學生是否被利用，是否也是投機分子，我覺得都不是很重要，至少政治上的統獨之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糾結，而我們之所以敢有別於統獨之見，主要是因為我們能充分運用理性，通過主體性的自我反省、觀照和批判，培養發現自己偏見的能力。

我以為統獨之間有太多可疑的空間，既然要修正國家教育體制下的負作用，又要反省統獨之爭的偏見，除了堅定的排除「非中國統一即台灣獨立」的荒漻、霸道邏輯外，在態度上恐怕也只好「寧願做個不滿意的蘇格拉底，也不要做一隻滿意的豬」了！◆